创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
永城暴动失败后，郭子化回到徐州特委机关。
时值山东省委连续三次遭到大破坏。为尽快恢复鲁南地区的工作，山东省委向中央申递报告，要求苏鲁两省分别派人恢复鲁南工作。1931年春，中共山东省委派田位东，郑乃序到枣庄矿区开展工作，由于领导“六•一三”罢工失败，而被韩复榘杀害。此后，中共江苏省委曾三次派人到枣庄，皆因白色恐怖严重而无法立足。在这种情况下，徐州特委认为郭子化具有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又会中医，是派往鲁南的最好人选。
郭子化化名为庞沛霖，让其七叔郭春湖做了只木箱，买了些中草药，装扮成江湖郎中，于1932年10月离开徐州去枣庄。l临行前，按照组织指定的地点——徐州北门城外的木桥上和吴季讷接上头。吴向他介绍了枣庄白色恐怖的情况。军警、特务象蜘蛛网一样稠密，晚上多是戒严，有时白天也戒严，不许群众聚会，二三人在一起谈话都会引起特务的跟踪，住店一定要有铺保，否则会招来麻烦。
郭子化来到枣庄后，住在宋二开的“相窑” ，正巧宋二老婆有病，流血不止，甚至有生命危险。他见郭子化是位中医先生，忙把他请到内屋给他老婆看病。郭子化一看便确诊病人患的是“血崩”。于是，给她服用汤药，很快见效，流血止住了。宋二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立即打酒买菜招待这位“神医刀。当晚，军警来查店时，宋二忙解释说；庞先生是这里的老主顾，老朋友。于是，躲过了军警的盘查。郭子化在相窑住了18天，以看病为名，了解社会情况，并考虑如何在枣庄立足。他在宋二的帮助下，将自己唯一值钱的一块怀表卖了，在枣庄老街西门外鸡市租了两间旧草房，开起了同春堂药铺。以此为掩护，开始了鲁南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
他不断了解矿工的思想和生活情况，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对于生活困难的工人，常常免费就医，很受工人们的欢迎。不到2个月，便在工人中间培养了一批骨干，先后发展了李长庚、陈二友，梁允才、傅宝兴、王明增、王宝学等为中共党员，并于1932年底重建枣庄矿区党支部。
1933年春，为了鼓舞工人斗志，提高工人的觉悟，矿区党组织决定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后，领导枣庄煤矿工人进行分 “花红” 的斗争。这次斗争与以往的罢工斗争不同：首先在斗争策略上，郭子化汲取以前罢工失败的教训，以经济斗争的形式掩蔽其政治斗争的目的。枣庄中兴煤炭公司“里工，，和“外工"的待遇不同，“里工”除了每月工钱以外，还可以分到一点搿花红’，，而“外工”没有“花红”。矿区党组织便利用这一矛盾，向“外工”宣传“花红”中也有他们的血汗，他们有权得到。同时做好“里工”的工作，指出工人阶级是一家，里、外工应并肩战斗。其次，在斗争形式上，郭子化采取公开与秘密斗争相结合，党内的同志尽可能隐蔽，让有威望的工人代表出面和资本家交涉，使他们无法觉察到这场斗争的背景。并在黄色工会和军警中做好宣传工作，让黄色工会主持公道；让军警不出面干预。军警表示，只要不在矿区开大会，我们保证不干涉。于是，矿区党组织确定在枣庄西约20里的陈郝召开大会，提出罢工条件，并选派53名代表与中兴公司交涉。资本家先是想设宴收买工人代表，但遭到代表们拒绝。他们见收买不成，便勾结国民党驻军，以商谈条件为名，将工人代表诱骗到俱乐部，而后逮捕，并准备押送济南。郭子化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组织工人包围了火车站。工人们越聚越多，大有雷霆万钧之势，反动当局害怕事态扩大，不得不释放工人代表，并答应工人们提出的复工条件。
这是枣庄矿区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取得斗争的胜利，极大鼓舞了工人们的斗志，扩大了党的影响，为苏鲁边区特委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1933年4月，徐州特委书记冷启英到枣庄巡视工作，与郭子化交谈了一整天和两个晚上。他指出，徐州和各县不少同志已被捕，一旦徐州党组织遭破坏，决定让郭子化同志以枣庄为中心向外发展，逐步恢复徐州的党组织。为了组织安全，枣庄矿区工委仍保持只与冷启英单线联系。
同年8月，徐州特委被破坏，特委书记冷启英等被捕。郭子化和枣庄党组织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和威胁。就在这时冷启英从狱中托人捎来一张纸条，说他得了“重病”，但据医生说“不传染”，请他们“放心”。几句隐语，郭子化心里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他虽与冷启英是单线联系，但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使他不得不有所警惕，做好应变的准备，白天无固定活动地点，晚上也不宿在铺子里。后来，他与组织确实安然无恙，证实冷启英的话是可信的，他才又回到同春堂，恢复了正常工作。
徐州特委被破坏以后，郭子化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工作更加艰巨。他面临着两大任务。一是急需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二是担起枣庄——徐州所属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郭子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在鲁南的峄县、滕县、费县、临沂等县先后建立了党的组织，而后又与苏北的丰县、沛县、邳县、铜山、萧县、砀山（今属安徽省）以及河南的永城和安徽的宿县等地的党组织取得联系，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并于1935年2月，在枣庄建立了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郭子化任书记，丛衍瑞为组织委员，张光中为宣传委员，丛林为秘书。为了有效地打击叛徒和防范国民党特务的破坏，还建立了一支秘密小武装，共有长短枪十几支，萧平（萧继周）担任武装队长。
特委成立后，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斗争也日益尖锐复杂。郭子化认为，枣庄作为特委机关所在地，是在敌人统治力量比较强，白色恐怖日趋严重的地区活动的，党组织随时有被破坏的危险，要坚持长期斗争，必须选择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地区，作为我们的根据地。经过调查分析后，郭子化选定了抱犊崮山区。
1935年4月初，郭子化派李韶九、郭致远进山开辟工作。李韶九是费县人，曾任临沂十一区区农会主任，对山区人情熟，有好多朋友。郭、李二人到达临沂大炉李韶九把兄弟万国华家，万是进步青年，其父万春圃是区自卫团团总，有几十条枪，且同情革命。通过这些统战关系，在抱犊崮山区站住了脚。1个月后，郭致远、萧平在抱犊崮西侧大北庄建起天德堂药店，成为党在抱犊崮区第一个工作基点。到1936年底，已发展到苏鲁豫皖四省边区的十几个县，为此，遂将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改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委，增添陶洪瀛为特委委员。据不完全统计，至1937年，特委所发展的党员数，计有1188人。
郭子化在发展工作上，坚持积极而又慎重的方针，尤其强调党员要有职业掩护，反对“四不象”。枣庄是特委机关所在地，郭子化的组织发展工作已渗透到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在工矿、农村、教育界，医药卫生界、政界、军界，商界都有我们的同志，连韩复榘在枣庄的驻军——“扬团也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该团机枪连的文书孔××和班长李占奎、张文才等均为党内骨干，该连共有6挺重机枪，其中有4挺掌握在共产党员手中。为了掌握枣庄警察局的情况，郭子化千方百计通过关系让李殿臣打入警察局内当上警察。李在局里以拜把兄弟为名，广交朋友，发展党员。尤其是医药界，基本上被我党所掌握。当时，在枣庄街上有两位社会名流，一位是广仁医院院长褚雅青，一位是枣庄的小学教员李微冬。李是新派，时穿西装，戴眼镜，骑着一辆绵羊角式的自行车。然而，他们都有正义感，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极为不满。郭子化便主动与他们交朋友。不久均发展为中共党员。广仁医院随改名为雅青医院，成为我党的一个联络点。另外，我党继开设同春堂，天德堂药店之后，又在费县高桥镇开设了广德堂药店，在滕县的徐庄和北辛庄开设了元德堂和乾德堂药店。又让中共党员邱焕文、李微冬办起中西药品运销合作社，李微冬任理事会理事长。后来，郭予化又联合枣庄70余家药店、医院，成立了枣庄医药公会，推举中共党员李韶九为会长，以此掩护特委的秘密工作。
自徐州特委被破坏以后，郭子化先后和上海、北平等地联系，但都没有联系上。后来获悉他的同乡、邳县早期共产党员宋绮云在杨虎城部做地下工作，公开身份是杨虎城的秘书和《西北文化日报》社社长。于是，便派地下党员郭日高到西安找宋绮云联系。由于经费困难，郭日高以崇高的革命信念，一路上讨着饭步行去西安，终于与宋绮云取得联系。宋绮云经常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给特委一些帮助和支持。他除了寄来《申报》、《西北文化日报》等进步报刊以外，还时常帮助通过信函介绍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并在经济上给予资助，有时连续寄钱不方便，怕引起外面怀疑，就寄一些贵重衣物，这年冬天，他一次寄给5件西口皮袄。时虽已是寒冬，郭子化连棉衣也没有，可他说什么也舍不得留下一件自己穿，而让人拿去变卖留作党的活动经费。
1935年10月，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简称“西北特支）在西安成立，宋绮云和西北特支负责人谢华、徐彬如商议，决定让郭子化来西安汇报工作。郭子化于1935年冬去西安，住在宋绮云家里。而后在西北特支召开的会议上，详细地汇报了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委建立的过程和斗争的情况，并提出困难和要求，希望得到特支的帮助和支持，尤其是经费和武器。自此，郭子化参加西北特支，中共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委暂归西北特支领导。1936年6月，党中央派毛主席的秘书张文彬来西安，一方面同杨虎城商谈建立红军联络站问题，另一方面，了解西北特支工作。特支负责人向张文彬汇报了郭子化与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委的情况。
西安事变后，根据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的精神，博古代表中央宣布西北特支撤销，成立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由贾拓夫任临时省委书记。原西北特支负责人即将郭子化与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委的关系转交陕西省委。郭子化就任陕西省委委员。陕西省委认为，与苏鲁豫皖临时特委相距较远，不便领导。1937年3月，陕西省委通知郭子化去延安汇报工作，中共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王观澜等同志接待了他。中央指定朱理治同志专门听取郭子化的详细汇报，充分肯定他在白区工作的成绩。中央正式批准该组织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并划归即将成立的中共河南省委领导。当时中央交给朱理治党员组织关系共460人，其中苏鲁豫皖边区特委300人，河南工委70人，鄂豫边省委60人，皖西北特委30人。苏鲁豫皖特委的党员数约占即将成立的河南省委党员总数的2/3，足以表明郭子化的白区工作是突出的。就全国白区工作而言，他是在白区的党损失几乎百分之百的情况下，以他顽强的革命精神和灵活的斗争艺术，使他领导下的中央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不仅能存在，而且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华中和华东白区工作的一面旗帜。刘少奇1940年8月14日在皖东北半塔集对华中出席七大代表的报告中说： “在抗战前，华中的党几乎全部破坏，除着个别的游击队的地方外，其余的组织是近一年新发展的。抗战前有河南省委，党员约百人，还有徐州特委，民先队，竹沟党小组等组织。”刘少奇提到的徐州特委，即苏鲁豫皖边区特委。郭子化并留延安参加党的苏区工作会议和白区代表会议。正当苏鲁豫皖特委迅速发展的时候，1936年春，沛县夏镇（今属微山县）党的联络员姜友吉叛变。郭子化得知这一消息后，特委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派特委委员张光中和武装队长萧平负责除掉叛徒。他们利用夏镇庙会之机将姜友吉打死。
夏镇事件对敌人震动很大，感觉到共产党有一股力量在威胁着他们。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派特务头子庄世荣来沛县，坐阵侦破我地下党活动情况，在沛县疯狂进行大逮捕，苗宗藩、鄣影秋、王润生等20余名同志被捕。不久，敌人的魔爪又伸向枣庄，叛徒朱大同带着几个特务在同春堂偶而发现了郭子化，遂将郭子化捕送徐州。郭子化与朱大同一起参加过永城暴动，但对暴动后的郭子化情况朱并不了解。郭子化说他自永城暴动失败后，就再没有参加政治活动，而来枣庄行医。朱大同虽半信半疑，但又无任何证据。
特委得知郭子化被捕的消息非常着急，连夜召开会议，研究营救措施。会议决定派李韶九赶到徐州，以枣庄70余家药业公会会长的身份为郭子化保释，证明“庞先生”是“安分守己，奉公守法，不问政治，一心行医”的好人，并花钱通过特务桑春田从中疏通。与此同时，特委让李微冬写状子向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控告徐州特务扰乱枣庄医药界正常营业，侵犯人权行为，利用反动派的内部矛盾，给徐州方面施加压力。因此，李韶九去徐州的当天下午，郭子化即被保释。
郭子化回到枣庄后，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特委机关立即转移到费县高桥镇。这里是鲁南抱犊崮山区，位于临沂、费县、峄县、滕县的接壤处，地势险要，交通不便，是敌人统治的薄弱地带，也是我党理想的活动区域。早在半年前郭子化就选准这块地方，派李韶九等人到这里开辟工作，为这次特委机关转移，创造了条件。为了特委机关的安全转移，郭子化派特委委员陶洪瀛和武装队长萧平率一支小武装潜伏在邹坞站和枣庄站，负责侦察和狙击跟踪的特务。次日拂晓，郭子化率特委机关撤离枣庄，安全到达抱犊崮山区。
致力于统战工作
“七七”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1937年10月，国民党政府为了阻止华北方面侵华日军沿津浦路南下，保卫南京及武汉，决定以徐州为中心设立第五战区，委派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官邸设在徐州。同年11月，郭子化根据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精神和形势发展的需要，经中共河南省委同意，将特委机关由鲁南山区迁至徐州，公开办公地点设在徐州北关统一街牙税局内，秘密办公处在徐州坝子街民众教育馆。
特委迁至徐州后，郭子化为尽快打开统战工作局面，首先拜会了第五战区总动员委员会秘书长刘汉川，刘原是郭子化的老师，二人一见如故，在刘的引荐下，郭子化以共产党人的身份会见了李宗仁。双方在和谐的气氛中谈得很成功，李宗仁当即表示。 （一）接受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同意两党合作抗日，(二)允许中共在徐州设立办事机构公开办公， （三）聘郭子化为第五战区总动员委员会委员。当时，党内党外通称他为郭委员。郭子化又以总动员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先后与国民党徐州专员兼游击总指挥李明杨、山东省临沂专员兼保安司令张里元、丰县县长董玉珏和县常备队队长黄体润、沛县县长冯子固、萧县县长王雪芹、铜山县长曹寅甫、永城县长鲁雨亭、砀山县长窦雪岩、宿迁县长黄楚白等建立了较好的统战关系。这些徐州一带的国民党要员，在抗战初期，由于受我党统一战线的影响，他们从犹豫、彷徨、观望、动摇中解脱出来，从而走向团结抗日的道路。丰县国民党常备队队长黄体润,丰城沦陷后，常备队随之解体，他成了光杆司令。正在他彷徨之际，郭子化派人帮助他恢复常备队，组织起国民党丰县临时政府，推荐黄体润出任临时政府的代理县长。黄深受感动，为表示他的诚意，主动要求我党给他的常备队派政工干部，我党遂派王效斌等80余名干部到该部任职，王效斌被任命为国民党丰县常备队政训处主任，在王效斌的领导下，我党干部在常备队里积极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发展中共党员200余人，从上到下都建立了党组织。这支武装多次和我党配合作战，打击日伪军。黄体润对我党我军的爱国精神和革命意志给予高度评价。他曾在日记中写到。 “丰县国共两党已捐弃前嫌，相互配合，与日伪浴血奋战……其部抗日情绪极高，纪律又佳，将来成功必多也。”
沛县沦陷以后，国民党县长兼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部第一支队长冯子固落荒而逃，沛县一时混乱不堪。郭子化认为，冯子固在沛县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如果他彻底垮台，沛县可能很快伪化。于是，郭子化派人去做冯子固的工作，让他重整旗鼓。而后，又派中共党员陈筹具体与冯子固联系，帮助他恢复政权和武装。为此，冯予固感激涕零，说共产党是赤诚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表示要依靠共产党的力量抗日。并要求我党派干部到其部队和政权机关帮助工作。郭子化遂派朱煜如、赵前、王立然、辛霞光等20多名党员干部到冯子固所辖的胡子良团（简称胡团）作政治工作，后在该团中发展中共党员百余人，各级均建立了党的组织。同时派葛步海、张含广等同志到吴品山团（简称吴团）做政治工作，发展党的组织。由于我党掌握了胡团和吴团，巩固了与冯子固的统战局面，稳定了沛县局势。
郭子化在与国民党上层统战工作中，与我党配合最好的是国民党永城县长兼县动委会主任鲁雨亭。他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我党的许多抗日主张可以在他主办的青年训练班里公开传布，因而引起国民党顽固分子的忌妒和仇视。国民党永城县党部书记赵铁卿伙同县党部的右翼分子联名上告鲁雨亭“赤化永城"，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曾责令鲁雨亭解散县动委会，并停止一切“赤化宣传”。为了巩固永城统战的大好局面，在我党的鼓动下，组织了100多人的“赴徐请愿团”，由中共永城县县委书记刘屏江率领到第五战区总动员委员会请愿，控告国民党河南省党部非法解散永城县动员会。鲁雨亭还以他个人名义拿出100元钱为请愿团作路费。请愿团到达徐州后，总动委会秘书长刘汉川代表李宗仁接见了他们，对他们的行动表示支持。李宗仁还亲笔致函鲁雨亭，肯定了他的工作，批评了国民党河南省党部。
徐州沦陷以后，鲁雨亭继续留下来坚持抗日。他主动与我党联系，将他组织领导下的500余人的抗日武装加入我党领导的抗日义勇队，编为第二总队第二十九大队。鲁雨亭任大队长。不久，他又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一名国民党左派、爱国主义者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在鲁南，郭子化通过王少陵、蔡少衡与张里元开展统战关系。王少陵与张里元都是国民党"CC派， "CC派原在山东掌实权，可是到1937年逐步被复兴社排挤掉，在专员中仅剩下临沂一二个地盘。王少陵是山东"CC-派的负责人，如果把临沂地盘也丢了不好向上级交差。于是，他要郭子化帮忙，在第五战区上层里帮张里元说话，并且说： “只要能保住张里元这个专员位子，我叫他听你的。”郭子化认为这样做要比让复兴社掌权有利，故答应帮这个忙。张里元得知这个消息后，专程派车去徐州接郭子化到临沂商谈国共合作。郭子化在临沂住了1周，与张里元多次进行洽谈，晓以民族大义，张里元表示接受我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主张。我党还选派一批干部到张里元的保安旅做统战工作。
在这之前，我党和张里元曾有过接触。1937年9月，张里元提出搞临、滕、费、峄四县联庄会时，我党就积极与他合作，派中共党员郭致远和大炉的万春圃等人参加联庄会领导工作。联庄会下设6个股，除总务股外，其余5个股的股长均为共产党员，郭致远担任谍报股长。联庄会有一支50余人的常备队，正副队长也都是共产党员。四县联庄会会长由张里元的秘书李同伟担任，而在4个县的分会长中，有3个是我们的人。万春圃任临沂联庄会会长，他在我党领导下，积极从事抗日活动。为解决我军给养困难，他开仓供粮，而且还动员其他富户献粮捐款，支援我军。1939年2月6日，日伪军万余人分两路包剿我鲁南特委机关，万春圃主动承担掩护特委机关转移的狙击任务，在战斗中，．他年仅19岁的儿子万国英不幸中弹牺牲。他说，儿子是为国捐躯，死得光荣。在战斗中他化悲痛为力量，胜利完成了这次狙击任务。郭子化还根据党的指示，利用统战关系改造旧政权。在萧县，他利用与县长王雪芹、秘书彭笑千的统战关系，逐渐地使区以下的领导权“挪位”，该县10个区，其中有7个区的区长改换为共产党人担任。在沛县，也出现“红二区”和“红五区”之称。共产党员孟宪璞和李剑波分别担任二区和五区区长。在“红五区"的10个乡中，有9个乡的乡长是共产党人担任，108名保长中，90%是共产党员。由于郭子化的统战工作，致使辖区内改造旧政权工作出现了可喜局面。
为了更好地组织和发展民众参加抗日，郭子化以第五战区总动员委员会委员的身份，通过统战关系，将中共铜山县工委书记郭影秋安排在总动委会组织部任总干事。后不久，又选派唐秉光，徐智雨、邹育才等同志去组织部协助郭影秋工作，分别担任青年干事和职工干事。组织部是总动委会的权力机构，而总干事又是负责日常具体工作，这样，总动委会的爵织实权，基本上掌握在我党手里。待各县动委会相继成立时，我党便以总动委会组织部的名义往各县动委会派干部担任指导员。如丰县的陈筹，沛县的苗宗藩，萧县的丁毅忱，砀山县的尹易生，邳县的栗培元，宿迁县的于化琪，睢宁县的吴季讷，永城县的刘屏江，铜山县的万众一，宿县的郭子豪，临沂县的丁梦荻以及烈山矿的张云榭，枣庄矿的张福林等。根据总动委会组织条例，各县动委会主任由各县县长兼任，动员会的具体日常工作由指导员负责处理。这样，各县动委会的实际权力也为我党所控制。
掌握各级动委会的组织权，主要是为了更好地组织和发动民众抗日。群众工作又是郭子化的专长，10年来他积累了许多极其丰富的宝贵经验。所以在各级动委会成立不久，各地群众发动工作便搞得热火朝天。1937年底到1938年初，特委原辖区内的民众团体，如青年抗日救国团，职工抗日联合会，妇女抗日联合会，农民抗日救国会以及儿童团，姊妹团等，象雨后春笋般的遍及苏鲁豫皖四省边区。据不完全统计，至1938年初，第五战区总动委会所领导的民众抗日团体有1518个，约36万人。这些民众抗日团体，绝大多数是在我党直接领导下进行活动的。郭影秋以总动委会组织部总千事的身份，亲自主持召开有几千人参加的青年抗日救国团成立大会，由共产党员刘剑（后唐秉光）出任该团常务委员（即主要负责人）。会后还创办了《救国青年》报，共产党员李锐任该报主编。遂后，各县也相继成立了“青年抗日救国巨”。该组织后来逐步发展成为抗日初期具有相当规模的群众抗日武装。
和青年抗日救国团同时成立的另一个群众抗日团体是徐州职工抗日联合会。由总动委会组织部职工干事、共产党员徐致雨担任主任委员。接着又在津浦、陇海两铁路和烈山、贾汪、枣庄三矿区也成立了职工抗日联合会，会员多达十几万人。
在第五战区组织领导的抗日活动中，颇有影响的是抗敌青年训练班。1937年冬，平、津、鲁、沪等地相继沦陷，各地的流亡学生和爱国青年纷纷云集徐州，他们怀着满腔热忱和报国之心，请缨抗敌。这是一支不可低估的抗日骨干力量，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因此，郭子化积极向李宗仁建议，招募这批青年，举办抗敌青年训练班。李宗仁采纳了我党的建议，于1937年11月12日，第一期抗敌青年训练班在徐州中山礼堂举行开学典礼。统战对象、原广西省教育厅长雷宾南先生担任训练班主任。特委选派郭影秋、陈筹、佟子实等党内同志担任政治教官。第一期训练班共．300人，训期3个月。训练结束后，由总动委会组织部把这批进步青年组成十几个工作团，派往各县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随着势态的发展，来徐的流亡学生也越来越多。抗敌青年训练班第二期人数猛增到5000人，并改名为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以下简称“青年军团'），青年军团分政治大队、军事大队、女子大队和艺术大队。李宗仁亲自兼任该军团主任。匡亚明、张：百川，郝敬涛、臧克家、佟子实等一大批党内同志和知名人士出任政治教官。这是在抗战初期较有影响的创举，连蒋介石也为之动心，试图把青年军团纳入蒋系中央干训团第二团，李宗仁没有答应。李曾为此感到骄傲，他说，蒋介石有中央干训团，共产党有抗大’我有青年军团。该军团培养了一大批抗日青年骨干，同时也为我党造就了一批人才。许多进步青年是在训练班受到我党的教育和影响，后来走向革命道路的。
中共苏鲁豫皖特委在同第五战区的统战工作中，还有不应忽视的一点——这就是对台儿庄战役作出的贡献。在过去的史料研究和文艺作品中，皆侧重于正规军的参战，而忽视了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和人民群众的作用。从历史事实上看，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是和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众团体的大力支援所分不开的。正当台儿庄战役期间，各县动委会在共产党员的带领下组织宣传队、担架队，卫生队和运输队开赴前线。中共党员栗培元，以邳县动委会的名义，把全县1万多辆牛马车集中在陇海铁路运河镇车站，负责给中方参战部队运送粮草、弹药和抢救伤员。他们虽然不是拿枪参战的战士，但他们和战士们同样勇敢，冒着枪林弹雨，昼夜不息，前仆后继地参加支前工作和救援工作。他们对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同样作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特委直接领导下的各人民抗日义勇队，主动配合台儿庄战役，开展游击战、破袭战，主动出击袭扰日军。峄县人民抗日义勇队在中共党员朱道南、刘景镇率领下，在临枣路的邹坞、山家林一带多次破袭铁路、公路，伏击日军运输队，击毙日军10多人，伤多人，并缴获战马3匹及枪支、弹药和其他战利品。滕县义勇队，在中共党员王见新、于公的率领下，在官桥、井亭一带多次伏击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并炸毁滕县城南北大桥两座，致使津浦铁路中断。日军侵占临城后，为牵制其兵力，迟滞敌人南犯徐州，沛县人民抗日义勇队，在张光中、谢文秀率领下，配合李明杨部，乘敌立足未稳之际，曾两次袭击临城，连战连胜，将缴获的大批战利品运往沛县宋庄进行展览，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
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对国内外震动很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总动委会派郭影秋率慰问团到前线慰问。全国各地的救亡团体和知名人士也纷纷来徐演讲和宣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平津流亡同学会、北平移动剧团、上海歌咏队、上海话剧演出二队，四川旅沪同乡会战地服务团等团体以及黄炎培、顾孟余、陈豹隐、梁漱溟、杜重远、许德珩、章乃器、李公朴，张语还、荥高棠，杨易辰、张震环、武衡、冼星海、张瑞芳，金山、王莹等一大批爱国知名人士和共产党人抵徐。有力地推动着第五战区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
建立人民抗日武装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郭子化一直较为重视建立革命武装。早在特委成立时，他就组织起一支有十几支长短枪的地下革命武装。随着特委的逐渐发展，特委所辖的各县都先后建立了一些小型武装。开始名称不一，有的叫“自卫队，，，有的叫“打狗队”，还有的叫“武工队”或“游击队”。但到抗战以后，根据特委指示统一改为“人民抗日义勇队”。
1937年秋，郭子化赴延安开会回来，在萧县黄口召开特委扩大会议，丰县、沛县、铜山、永城、萧县，砀山、宿县，夏邑等县的负责同志与会。郭子化传达了中央洛川会议精神，着重强调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和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郭子化参加第五战区总动员委员会以后，一手抓统战，一手抓武装。但是，第五战区总动委会的组织条例规定：各级动委会只许成立民众抗日团体，不许建立武装。郭子化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而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郭子化指示，特委领导下的各县抗日武装要不断发展壮大，并进行一定的训练。自此，各县都办起了抗日军事训练班，一边训练，提高队员们的军政素质，一边积极筹集枪支弹药。沛县张光中、苗宗藩≤郝中士等在宋庄举办的训练班，受到了郭子化的表扬。尽管如此，由于我们一是民办的武装，武器弹药和人员给养都很困难。郭子化认为，要扩大我们的武装，必须争取合法地位。于是，他与张光中等同志多次商量，决定找徐州专员公署专员兼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杨，要求拨一个“人民抗日义勇军，，的番号给我们。李明杨是国民党左派,,他与秘书主任丁熙民都和我党保持着较为密切的统战．关系。但共产党要公开组织武装，这是件大事，而且又违背了总动委会的组织条例，故李明杨也不得不有所顾忌。他问郭子化：“你们有多少人？一郭子化一时摸不清他是什么意图，不知是说多好?还是说少好?便随日回答说。 “有200多条枪，500余人。”李笑了。他说： “仅几百人还叫什么义勇军，就叫义勇队吧。”在他看来“-一军之众”目标太大，“一队之众”或许不能为患于国民党，这样既不得罪共产党，而且对上也好交待。而郭子化认为， “队亦无大小”，这并不能限制我们武装力量的发展，故回答说。 “义勇队，就义勇队吧”。就这样，我党从李明杨那里公开领回一个“义勇队”的番号。丁熙民为表示对我们的支持，与李明杨商量，先拨给我们2000元钱做为开办费。此后，郭子化与特委的同志研究决定，以微山湖为依托，在湖东和湖西发展抗日武装。
徐州沦陷前夕，为了组织人民抗日力量坚持敌后抗战，郭子化率特委机关由徐州撤往滕峄边地区，并令沛、峄、滕三县和枣庄矿区的人民抗日武装到此汇合。1938年5月下旬，在墓山附近的老古泉召开特委扩大会议，决定组建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即第一总队）。张光中任总队长，鲁南中心县委书记何一萍任政委，王见新任政治部主任，韩文一任参谋长。下辖3个大队，共800余人。
1938年4、5月间，驻扎在墓山附近的自称国民党中央别动队司令马卫民，借口声称义勇队占了他们的地盘，缴了我义勇队三大队一部分人的枪支。为了统战关系，三大队曾多次派人与其交涉，但马卫民蛮横不讲理。马卫民的队伍是土匪武装，在那司令多如牛毛的年代，有真抗日的，也有假抗日的，马卫民只会害民，不能抗日，在这一带民愤很大，对于这种首先破坏统战的人应该教训教训他。次日拂晓，特委决定义勇队向马卫民司令部发起攻击，因马卫民部主要力量是土匪杨二恶的人，故一触即溃，不到一个上午便攻占其司令部，并活捉马卫民，在墓山角下执行’枪决，当地人民无不拍手称快。我义勇队首战奇功，既鼓舞了队员们的士气，又扩大了义勇队的影响。
1938年6月下旬，郭子化获悉情报，滕县大地主申从周（申宪武）暗通日军，组织一支号称2000人的武装，准备对我义勇队一进行包围，企图消灭我抗日力量。郭子化立即召开特委会议，分析敌我双方力量的情况，研究决定是打、、还是撤离。开始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郭子化集中了多数人的意见，他说：对于申从周，这样私通日军的汉奸不管他有多少人，一定要打。为了确保克敌制胜，特委又调临（沂）、郯（城）、费、峄四县边区联庄会的常备大队、峄县联庄会的田尧峰大队和临沂联庄会的董尧卿自卫军协助参战。会议研究了作战方案，决定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术，以义勇队的主力负责进攻敌首脑驻地杨庄，其余部队负责潜伏打援。经过两天两夜的激烈战斗，申部2000余人基本被打垮，申从周仅带残部逃至冯卯。此次战斗俘虏申部百余人，缴获追击炮l门和弹药若干。但义勇队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政委何一萍在视察途中，中弹牺牲。这是我党的一大损失。1938年7月5日，郭子化在义勇队总队驻地南圹，亲自为其主持召开追悼大会，隆重追悼何一萍烈士。“呜咽南塘流漫漫，隐忧北岭草茵茵。祈君安息泉台下，逐寇杀敌有健儿。”郭子化等为其留下了沉痛悼念诗篇。1938年10月，日军对我鲁南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我义勇队根据特委指示，开展游击战争，经常神出鬼没地伏击日伪军，扰得敌人惶惶不可终日，仅车辆一战就歼灭敌人近百人。游击战争已成为我党战胜敌人的一大法宝。在鲁南，先后又建立了运河支队、沂河支队、尼山支队、湖上游击队和铁道游击队等抗日游击武装。他们都为开辟鲁南抗日根据地作出巨大贡献。
1939年9月，罗荣桓率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一部挺进山东，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遂列入八路军建制，改编为一一五师苏鲁支队，张光中任支队长，李乐平任政治委员，继续战斗在鲁南地区。
继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在鲁南成立之后,1938年6月11日，郭子化根据特委的决定，将微山湖以西的丰县、沛县、萧县、砀山、铜北、鱼台、金乡、单县等地的人民抗日武装汇集在丰城南渠楼，成立了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亦称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o李贞乾任总队长，王文彬任政委，郭影秋任政治部主任，张如任参谋长。下辖20几个大队（从五至二十九大队），每个大队少则五六十人，多则200余人，共千余人，后不断发展至五六千人。
1938年6月下旬，即在我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雕刚成立不久，徐州日军为扩大战领区，沿公路向湖西腹地进犯。7月2日，当一支百余人的日军进至砀山、单县边境的马良集附近时，我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五、六、七、八几个大队在总队长李贞乾的率领下，从公路两侧青纱帐中突然杀出，瞬息间，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日军被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晕头转向，只顾寻路逃生。但四处皆是我义勇队战士，他们越杀越勇，不到2个时辰，即结束了战斗，击毙日军70余人，缴获汽车2辆和其他战利品。马良集首战告捷，大大鼓舞了我义勇队的士气，消除了人民群众中的“恐日病”。
继马良集战斗之后，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又先后在华山、黄庙、河口、官桥、旧城、解集、白土寨等地重创日本侵略军。同时，对盘据在丰县北部的伪苏北剿共救国军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王献臣进行讨逆。9月初，在我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的统一指挥下，以丰、沛、鱼台三县联防办事处的名义，联合国民党冯子固，黄体润部，共4000余人，组织了讨逆大军。9月27日，王部败走，讨王战役宣告结束。湖西人民义勇队屡战奇功，已成为日伪军的心腹之患，他们对这一抗日武装恨之入骨。1942年12月中旬，日本侵略军集结了济南、徐州，济宁，菏泽，兖州，商丘，砀山等地的日伪军，共万余人，在日军三十二师团长石井一郎的指挥下，分七路向我湖西根据地实行“拉网扫荡一、“铁壁合围”。企图一举消灭湖西人民抗日武装力量。21日，包围圈越来越小，李贞乾决定部队和机关开始分散突围。在这次突围战斗中，湖西专员公署专员李贞乾为掩护十几名爱国民主人士而壮烈牺牲。
1938年6月，郭子化派王见新到山东泰安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所在地搬兵。省委书记郭洪涛通过与王见新交谈了解到鲁南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情况后，认为那里的形势发展的不错，是块藏龙卧虎的好地方，于是，便将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机关和四支队由泰安迁至鲁南抱犊崮山区，与郭子化领导的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及义勇总队会合。郭洪涛随电请中央把边区特委改归边区省委领导（原属河南省委领导）。8月，根据中共中央批示，将特委划归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领导。省委决定：撤销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原特委所辖地区分别成立苏鲁豫（王文彬任书记）、鲁南（宋子成任书记），苏皖（邵幼和任书记）3个特委。郭子化随调任边区省委统战部长。至此，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已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但郭子化多年来的辛勤工作已为苏鲁豫抗日根据地、鲁南抗日根据地和苏皖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