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起支前重任
1939年8月，正当山东抗日斗争形势蓬勃发展的时候，湖西抗日根据地发生了令人痛心的“肃托”事件。湖边地委组织部长、暗害分子王须仁（后畏罪自杀），勾结苏鲁豫支队四大队政委王凤鸣（后叛变投敌），胁迫湖西区党委书记白子明参与，对湖西地区革命干部肆意捕讯和杀害。在区党委成员中，除白子明外无一幸免。统战部长王文彬、宣传部长马宵鹏，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赵万庚等一大批党的好干部惨遭杀害。而且这种暗活动仍然在继续扩大。山东分局得知这一消息后，于11月初，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会同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长张经武‘山东分局统战部长郭子化等同志日夜兼程奔赴湖西，才使这一乱杀无辜行为得以制止。1940年10月，郭洪涛、张经武、郭子化等准备参加党的七大会议的山东代表到达延安。在延安郭子化为湖西“肃托”事件专门向党中央作了详细汇报。中央对此十分重视，专门成立了以陈云为首的5人小组，重新审查湖西“肃托”事件。并多次召开山东代表座谈会，对湖西“肃托”，事件作了重要指示。之后中央发了《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才使受害者得以平反，肇事者得以惩除。
因为七大延期召开，郭子化遂留在延安参加学习，先后进了马列学院和中央高级党校。在此期间，他与同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黄海明相识。黄海明1926年参加革命，1928年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劳动大学学习。回国后，1933年在上海被捕，关进南京国民党模范监狱。国共合作后获释，遂奔赴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她与郭子化建立了深厚感情，二人结为革命伴侣。
日本投降后，郭子化率程照轩、朱洪、黄海明等同志从延安回山东，沿途经过晋绥、太行等解放区，对那里各项政策的执行贯彻情况，特别是经济政策，粮食政策和根据地的建设经验等，都作了认真考察，努力吸取他们的先进经验，以便适应新的革命形势的需要，迎接新的战斗。1946年4月，郭子化等人回到山东省政府临时驻地临沂。中共华东中央局成立，郭予化为华东局委员。1946年7月，又任山东省政府委员、秘书长。1947年10月，任华东局秘书长。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在调集30万大军企图围歼我中原野战军的同时，还词集58个旅约46万人的兵力于华东战场，以徐州、蚌埠、济南为中心，采取‘‘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逐步压缩”的方针，企图侵占我华东解放区。针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全局破裂后太行、山东两区的战略计划》的指示，指出，山东军区要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山东主要力量，配合苏皖北部各区，攻取徐州以西、以南陇海路和津浦路上之各点，调动徐州之敌于野战中消灭之，相机占领徐州。为此，山东以胶东我军主力对付青岛、潍县之敌；以渤海我军主力对付济南之敌，其余鲁中、鲁南、滨海三区主力及挺进山东的新四军主力全部南下。26日，华东局和山东军区在临沂召开由陈毅主持的区党委、军区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央指示，分析了全国的形势和山东的敌情，确定各项具体任务。自此，支前工作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1947年1月，为建立健全山东全省各地各级支前机构，中共华东局和山东省政府决定重建山东省支前委员会，郭子化任主任，刘瑞龙、梁竹航、冯平任副主任。授权负责全省支前工作，统一支配全省车辆、担架、粮食等一切支前物资。郭子化把民工队伍当成学校办，经常给他们进行阶级教育和政治思想工作，白天工作，晚上学习，使临时组织起来的较为松散的民侠，成为一支有组织、守纪律、觉悟高的后勤部队。他还不断向民众进行宣传教育，启发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自觉地起来为争取解放，保卫自己的家乡贡献力量。有许多民众主动将自己家里吃的、用的拿来支援前线，有的民工宁肯自己饿着肚子，也不动用军粮。郭子化为了前线保证供应，多打胜仗，他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困了就在车上打盹，到了目的地便又紧张地工作，饿了在车子里啃随身自带的窝窝头，喝的多是冷水。有一次他闹肚子，半路上疼的实在撑不住了，便停下车来让警卫员张金平找老乡要了几头大蒜，用开水冲了喝，而后又投入紧张的工作。
1947年8月上旬，郭子化率华东局部分机关人员进驻滨北地区五莲县。发现该县和其他一些地区在贯彻华东局《关于山东土改复查新指示》中存在着“左”的做法。实行乱批乱斗，更为甚者，有的村子召开群众大会，村干部身着封建官服，头戴乌纱，扮成戏台上的县太爷，名日“贫雇农坐大堂黟，惊堂木一拍，将斗争对象拉出来用乱棍打死。为了及时制止这种“左”的错误，鄣子化召集有关同志开会，他指出；土地改革是我国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一定要实事求是地搞好土改复查工作，决不允许出现乱批乱斗和乱杀行为，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并非是从肉体上消灭地主，而是让他们自食其力。他引用了孟子的一段话，孟子日：“左右皆日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日可杀，勿听，国人皆日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日国人杀之也。”他说，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都知道不能随便杀人，难道我们党的干部不该考虑党的政策和策略吗?这样下去，只能授敌以柄，损坏党的光辉形象。他反复告戒各级干部，切不可再干那种“为渊驱鱼”的傻事了。郭子化指示五莲县委。 (一)召开紧急会议，星夜通知各区委立即停止乱打乱杀，严禁宗族报复，违者必究。（二）县委干部坐下来，认真检查总结两月来的土改复查工作，提高干部思想水平，端正运动的方向。8月16日，郭子化向华东局发了“铣电”，反映了滨北地区土改复查中的问题，提出拨乱反正的建议。20日，郭子化即收到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和副书记黎玉的复电。 “铣日电悉。你的意见是对的，盼将下述几点就与党委和报社同志说明和纠正。”郭子化随将华东局的四条具体意见向滨北区和滨海区的干部进行传达贯彻。华东局的这一指示，对于纠正全省土改复查中的“左”的失误，减少工作损失，具有重要意义。
1947年10月，自胶河大捷之后，山东的战局也和全国一样，形势好转，大部分县城获得解放。支前工作随着战争的深入也越来越重。一位负责人对郭子化说．全面开花了，你的担子可不轻噢l郭回答说，这还不是最后大决战，重担还在后头，但我有信心，一定完成任务。
潍坊战役胜利之后，郭子化参与组织筹划解放济南的战役。济南是国民党山东省会，南环群山，北带黄河，绾毂南北，枢纽东西，乃古今之名城重镇。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山东省主席王耀武拥10万余重兵固守，修筑坚固工事，且有徐州国民党驻军遥相呼应，意在与我们决一死战。我人民解放军围城数日，攻城令下，势如破竹，仅短短几天，不可一世的王耀武10万余精兵，除吴化文率部起义外，其余全部被歼。王耀武等十几名将级军官也都成了阶下囚。
济南战役的胜利，是和郭子化的支前工作分不开的。为了保证济南战役的胜利，郭子化昼夜奔波各解放区支前办事处和后勤生产部门，了解和察看支前的人力、物力、财力的筹备情况。一天，郭子化乘美式吉普车在去鲁村途中，正遇上连夜赶上前线的担架队、运输队和从前方下来的伤员担架队，有往前去的，有向后来的，偏又风雨交加，山路道窄路滑，大家挤得水泄不通，行走十分艰难。民侠中有的在骂天老爷，伤员中有的开始骂娘。郭子化遇此情景，赶忙下车，走到人群中去，一边维持秩序，一边组织疏散。他和支前队伍一起行走，不时见哪个民侠挑东西多累了，就替他挑一阵子。天明时，支前队伍来到麻脚岭，又遇了3架敌机在上空盘旋轰炸，民侠已乱不成伍，郭子化赶快组织民夫隐蔽。敌机过后，民夫们才看清在他们中间这位不寻常人物。有的说，这是个大官，也和我们一样淋的象个落汤鸡。也有的说，不象大官，可能是个伙侠头吧？郭子化笑着答。 “你说的一点不错。”另一个民侠用手指了指郭子化身后的警卫人员，意思在告诉大家，哪有带警卫人员的伙夫。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不知不觉地到达目的地鲁村。郭子化为了济南战役苦心焦虑、擘画经营，组织各个地方，各个方面的人力、物力，财力，千方百计地保证前方供应，使整个战役的后勤工作环环紧扣，毫无匮缺，从而保证了战役顺利进行。
济南是全国第一个解放的省会，中央决定成立济南特别市政府，郭子化任市长。
济南战役不久，根据中央部署，紧接着又组织支援淮海战役。郭子化未曾休息，即从华东局驻地诸城的闵家庄赶赴鲁南前线。一路上，他风餐露宿，日夜兼程。到前方后，他顾不上休息，马上召集地方上党政负责同志开会，传达华东局指示，研究部署支前任务。会议刚结束，又连夜起草电文向华东局汇报情况。天不亮，又赶到前线部队去征求意见和要求。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如此兢兢业业、一丝不苟、高度负责的精神，为各级干部作出了表率。 。
在三年解放战争期间，郭子化负责组织支援了莱芜战役、泰蒙战役、孟良崮战役、南麻战役，临朐战役、济南战役和淮海、渡江等诸战役。据不完全统计，共组织支前民兵民工6021095人。仅济南、淮海、渡江战役，山东省全省组织大小车辆199643辆，运送军粮46859万斤，军鞋120700双，被服152693件，弹药182433375斤。另外，接运伤员120061名，看押战俘100306名。(59)正如陈毅将军说的： “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力慨乎言之，这里面自然也包含着郭子化的血汗功劳。作为支前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他的功绩应载入史册。
后天下之乐而乐
1949年3月30日，山东省人民政府成立，郭子化当选为第一副主席。1950年召开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会，郭子化再次当选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因主席康生离职去青岛养病，由郭子化代理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职，主持省府日常工作。他身居高位，但从不居功自傲，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去开展新的工作。可在一部分干部中，认为胜利了，存在着需要喘口气的思想。也有少数人认为，过去是提着脑袋打天下，现在天下打下来了，也该让咱们享受享受了。郭子化针对山东干部中存在的思想问题，及时组织大家重温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号召大家“务必要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他向干部们提出。要过好“三关”，即：杀头关、抬头关、低头关。他说，在战争年代，为了革命事业不怕杀头，表现了革命的大无畏精神，这是一个革命者应有的高尚品质。但只是过了“一关”。在革命成功以后，应注意过好“抬头关”和“低头关”，在人民群众面前，切不可以功臣自居，一定要老老实实甘当群众的小学生。他常以唐太宗的两句话：“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以此来告诫大家切不可产生惰性。为了过好“三关”，郭子化特别强调机关干部生活要艰苦朴素，以防脱离群众。他本人更是以身作则，带头不吃小灶，而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吃大灶。他在一次省府工作会议上讲道：国家初建，帝国主义在卡我们的脖子，国家财政经济拮据，人民生活贫困，我们应当多为国家分优。他要求机关干部，尤其是负责同志要与人民共甘苦，节衣缩食，同度难关。自此，省府机关一律不吃小灶，改吃大灶。
郭子化的家庭也很俭朴，有一次，有一位民主人士到他家里做客，见室内设备如此简陋，使他感到惊异，仅有几件旧桌椅和一个旧沙发。他见过国民党政府省主席的家，又见到人民政府省主席的家，前者是富丽堂皇使你目不暇接，而后者却如此简陋不堪。他深有感受地说，看来还是共产党人接近人民群众。
当时战争刚刚结束，搞建设需要大批干部和专门人才。郭子化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一面积极培养自己的干部队伍，一面发扬统一战线的光荣传统，吸收党外知识分子参加议政，为经济恢复出力。
1949年秋，他创办了山东行政学院。这是山东解放以后办的第一所新型大学。郭子化亲自兼任院长，杨希文、于勋忱任副院长。郭子化除了亲自去授课外，又选调省财委主任周广春讲《政治经济学》，中共中央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李景春讲《社会发展史》，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匡亚明和理论教育处处长关锋讲《唯物论》和《辩证法》，省人民法院院长张伯秋讲《法学概论》及成文法规等。教学中，他特别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每学习一段时间后，便组织这批学员深入基层去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如派到某地参加当地的生产劳动，抗灾救灾，参加某个运动（整风运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或参与某项技术工程。使广大干部带着理论去实践，从实践中去深化理论。为山东省造就了一批建设人才。
在培养党的干部同时，郭子化还重视教育事业，在他主持之下，创办了许多大专院校，恢复各中小学校，有力地推动了山东省教育事业的发展。
郭子化还注意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他认为战争年代统一战线是三大法宝之一，搞建设，统一战线仍然是一大法宝。因此，他一进城，就注意团结工商界、教育界、医药卫生界、科学技术界的上层人士和社会名流，如原济南市商会会长辛铸九，原“国大”代表、成丰纱厂经理苗海南、东源盛印染厂经理张东木等，利用他们的社会影响、管理才干和雄厚的资金来恢复、发展工商业。在政权机构中还吸收一批党外知识分子参政，如省交通厅长辛葭舟、司法厅长张伯秋、粮食厅长梁竹航、省政府副主席刘民生、苗海南、省政协副主席李澄之等。他们都是在山东很有影响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尊重郭副主席，郭副主席也尊重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智慧和作用。
郭子化自主持山东省府工作后，始终站在第一线，哪里有困难，他就到哪里去帮助解决，哪里出现了灾情，他就出现在哪里。中国农村，由于连年战争，加之国民党政府的残酷剥削和搜刮，所以刚解放时农民生活较为贫困，一遇灾年毫无抗灾能力。1950年下半年，在鲁西南一带包括菏泽地区的单县，泰安地区的肥城，济宁地区的泅水等地遭到几十年来未遇的旱灾，数十万农民处于饥饿线上，灾情十分严重，若不及时采取措施，有可能造成病疫流行。中共山东分局研究，决定由郭子化统一负责全省的救灾工作。郭子化接受任务后，连夜兼程赶到救灾第一线，深入考察灾情情况，他跑遍所有灾区，访问了不少农户，而后一面向省政府提出集中财力、物力，进行救灾，一面会同当地党委和政府，研究对策，动员群众进行生产自救。他号召各级干部要站在抗灾生产第一线。由于指导思想明确，措施得力，加上全省各地调集来大量粮食和物资，灾情很快得到缓解。
1951年1月（旧历腊月），山东天气十分严寒，黄河下游冰凌很厚，但黄河上游气温升高，已开始解冻，因而大片大牛的冰块顺流而下，堆积在山东境内，颇有切开堤岸之势。威胁最为严重的是惠民地区。郭子化接到灾情报告以后，马上赶到惠民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分析研究对策。开始商定组织力量进行爆破，但由于气温太低炸开后很快又冻上去了，丝毫不能控制越来越多的冰凌，情况危急，眼看大堤要决口，人民生命财产危在旦夕。在这种情况下，郭子化果断决定让堤外的王家村农民立即搬迁，并亲自指挥农民疏散，待人民群众脱险后，他又组织力量堵塞决口，并亲自指挥督战。他一连几个昼夜工作在黄河大堤上，直到堤坝合拢，灾情缓解，才离开惠民地区，可那已是旧历正月初三了，解放以后的第二个春节他就是这样度过来的。
-同年夏，济南黄河大堤又出现险情，黄河水位超过警戒线以上，济南市区随时有被淹没的危险。郭子化进行全市总动员，让全市军民都来参加抢险护堤工作。一面和水利专家昼夜不停地进行视察，发现险情，及时采取措施。经过数十天的奋战，终于转危为安，战胜了一场特大洪峰的威胁。
郭子化在主持山东工作期间，以身作则，勤奋努力，工作卓有成效，把山东这个国民党反动派遗留下来的烂摊子治理得井然有序，生气勃勃，因此，深受山东人民的拥护和爱戴。然而，在“三反”运动中，却受到诬陷，作出了不符合事实的错误结论，受珂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处分。郭子化调离山东，去上海华东行政委员会任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之职。
新中国中医工作的奠基人
1955年2月，郭子化调中央卫生部任部长助理，后任副部长，负责分管中医工作。他是新中国第一个分管中医工作的卫生部领导人。当时，卫生部某些领导人由于对中医存在偏见，轻视排斥中医，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严厉批评。C65J郭子化到卫生部分管中医工作，受命于危难之时，奋搏于创业之初，任务显然是十分艰难的。过去的中医，多为民间所办，既无中医医院，又无中医学校，更无中医科研机构。郭子化受命以后，劳苦奔波于全国各地，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进行调查研究。为了使祖国医学事业发扬光大，后继有人，回京后，立即向中央卫生部和国务院汇报，要求尽快办起中医大学和中医研究机构。但在卫生部本身，对中医仍存有分歧，有人认为中医理论中精华与糟粕尚未分清，办中医大学为时尚早。争论持续了一段时间，中医大办与不办悬而未决。双方争执意见送交国务院，周恩来总理亲自召集卫生部党组开会，听取各方意见的汇报。然后明确指示。中医大学要办，而且要办好。可先在全国东、西、南、北办起4所。C661周总理的指示，给郭子化增添勇气和力量，对办好中医大学更加充满了信心。经研究决定，首先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4大城市创建中医大学，同时建立1所中医研究院。在建校期间，郭子化亲自蓟各地选定校址，组织师资，筹备资金。4所中医大原计划1956年9月正式开学，但校舍经费有困难，为了能预期开学，郭子化亲自找到周总理汇报，在总理的关怀下，国务院直接拨款400万元兴建校舍。在解决校舍问题的同时，郭子化又亲自到全国各地物色人才，他认为教师很重要，不仅是为人师表，而且名师才能出高徒。他为4所中医大学选调了40多名既有中医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入来任教。在筹备工作中遇到困难最大的还是教材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郭子化亲自主持成立中医教材编辑委员会，先后编写出《本草经语译》、《本草概要》、《内经知要语译》、《针灸学》、《伤寒论语译》、《金匮语译》、《中医内科学概要》，（（中医外科学概要》、《中国医学史》9种教材（简称“中医研究院教材9种”）。后不断修改、完善为17种教材，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供各中医大学使用。
1956年9月，北京、上海、广州、成都4所中医大学开学。次年，南京及其他一些省市也先后成立了中医学院。至“文革”前夕，全国中医大学、中医学院已发展为21所，在校学生近万人，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中医人才。中医医院也发展到122所，全国中医大夫达329500余人。自此，中医人员的地位才有所改变，再不也是“民间郎中”了。郭子化还特别重视对中国医学古籍的发掘和出版工作。他多次找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医编辑室主任刘广洲谈话，指出在编辑出版中，要为祖国的医学繁荣和发展作出努力，多出具有一定科研和学术价值的中医古籍。同时指出，中国医学宝库中并非一概都是好的，要尽量做到“好的不能丢，坏的不能要”。在他的关怀下，50年代后期，人民卫生出版社等单位先后影印出版了《黄帝内经素问》、 《灵枢经>）、 《脉经》、 《针灸甲乙经》、《黄帝内经太素》、 《诸病源候总论》等数十种医学名著。为推动中医事业的研究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好评。郭子化在主持中医工作期间，认真贯彻执行党的中医政策和中西医结合方针。为了使中医由过去“保守型一趋向“开放型"发展,1958年，他在河北保定首创举办全国中医献方献药的大型展览会。全国各地医药界人士争先献方献药，国内外学者和研究人员纷纷赶来参观、学习。不仅使中医科学得到传播和发展，同时也扩大了中医的影响。嗣后，在全国范围内举办了6个西学中研究班，学制为2年。各地西医分期分批来研究班进修。经过学习，一般都能掌握中医学的理、法、方、药一套治病规律，基本上能运用中、西药两套技术进行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同时，通过研究班学习认识到，中西医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中西医综合治疗，可以相互取长补短，共同解决一些常见病和疑难病的治疗。首届西学中研究班结业后，郭子化及时将开班情况报告中央和国务院。3天后，党中央、毛主席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中国医药学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它包含着中国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和理论知识，它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必须继续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并强调组织西医学中医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是对中医工作的莫大支持和鼓励，郭子化多少年来一直不忘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在郭子化的不懈努力下，中西医结合在科研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如中西医合作治疗直肠肛门疾病，中药清瘟败毒饮和白虎汤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中药地黄合剂治疗糖尿病，菌陈蒿汤治疗肝炎，中药复方黄连合剂治疗百日咳等。经临床检验，取得明显疗效，并在全国推广。另外有中西结合治疗四肢骨折，中西医结合治疗白喉，十号止血粉，非手术方法治疗异位妊娠，针治白内障，针灸治疗急性细菌性痢疾等6项，经部级鉴定，获科研成果奖。此后不久，全国各大医院都建立了中西医研究小组。有效地推动着中西医的发展。
1963年郭子化向卫生部党组提出，除了已有的中医研究院外，在全国建立9个中医药科研基地（即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成都、西安、武汉、福州、沈阳）。他的提议虽然得到通过，但卫生部无钱投资，全靠地方上自己投资来办。郭子化出于对党的中医事业的一片忠诚，组成了6人工作小组，由他亲自带队，到各地去游说和组织筹办工作。每到一地，他除了听取各省、市卫生部门领导汇报工作外，首要的是去拜访省、市委负责同志，争取他们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大力支持。
在郭子化分管中医工作期间，他经常深入到下面进行调查研究。一次，他到山西太原调查时，省卫生厅领导同志汇报工作时谈到长治地区沁源县利用当地中草药解决农村缺医少药和贫下中农看病难的问题。他听了非常高兴，主动提出亲自到当地去看看。他不顾山路颠簸和疲劳，从太原出发坐了一整天汽车到了沁源县，又花了三四天时间到2个公社、3个大队进行了实地调查，访问了一些乡村医生和贫下中农。他认为“乡村医生”和“送药上门”是解决广大农村缺医少药和看病难行之有效的好方法，而且便于联系群众，密切党群关系，应予鼓励和肯定。并建议山西省卫生厅和中央卫生部积极推广沁源县的经验。
1963年7月，崔梦坡的爱人张叔荣突然生病，高烧至40度，送到解放军总医院诊断为“红斑狼疮”。在当时，国内外皆视为难以治愈的疑难病症。病人住院40天，体温一直在40度左右，打针、服药皆不管用，不但不见好转，而且在进一步恶化，每天靠服安定药催眠，体重由原110斤，降到60多斤，院里已给病人家属发病危通知，准备后事。就在病人绝望时刻，崔梦坡找到郭子化。郭子化让她住进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治疗。他立即召集中医专家会诊，并亲自为患者切脉，诊断为“虚劳、痹症、瘾疹矽所致，他说“这一病例很有研究价值，应作为重点研究病例，完全用中医方法治疗，把死人当活人治，一定要把她治好”。他亲自确定“开胃、清热、解毒”六字治疗方案，并亲自为患者开处方。病人服药后，他守候在病床前观察病人服药后的反应，直到晚上11点多他才疲倦地离开病房。病人服一副半药后（服三次），体温由40度下降到38度，他又根据病情的变化，对药的剂量和成份不断调整。半月后，病人完全脱离危险，饮食和睡眠都有所恢复，体温保持在37度左右，体重也一天天增加，到12月底，已恢复到80多斤重,3个月后，病人完全康复。这件事对国内外医务界震动很大，全国各大医院都派人来了解访问治疗经过，抄处方，查治疗记录。解放军总院原承担患者治疗工作的主治医生也来登门求“经”。巴基斯坦、法国、日本等国家都有医务人员来京取“经”。当他们看到病愈者的健康情况时，无不伸出大姆指，表示对这位老部长的敬佩和赞扬_。
三年困难时期，郭子化亲自帅中央卫生部5个工作组和1个医疗队，分赴江苏、安徽、河南、山东等省，开展救灾和巡回医疗工作。他虽已近古稀之年，但仍老当益壮，亲自坐阵徐州指挥。这里曾经是他战斗过的地方，如今看到农村大量存在着浮肿病、肝炎病、肺病、妇科和儿科等常见病，他感到愧对家乡父老，心情十分沉重。虽然20几年过去了，他仍以当年的革命精神，头戴草帽，手持拐杖，和年轻人一起跋山涉水，深入到农村进行考察。他再次走遍了苏、鲁，豫，皖大地，和当地干部一起分析灾情，研究生产自救措施，尤其在医疗卫生方面给各地以很大的支持和帮助。他经常工作到深夜，这也是战争年代锻炼出来的一种特殊本领，有时病了也不休息，医疗队和工作组的同志无不为之感动。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中央卫生部被视为“老爷卫生部”，首先受到打击。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向他袭来，一些对中医工作有偏见的人也乘机攻击。他被指控为“复古主义”的黑旗手、牛鬼蛇神的“黑后台”，连续遭到残酷批斗。后被送到江西“五七”干校劳动，白天打猪草，夜里还要巡夜打更。那时他已71岁高龄，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从江西回到北京后，又被安排到鼓楼附近的鸦儿胡同居住，那是一间又黑又小的破房子。有一次，卫生部胡熙民和王文鼎两位同志偷偷地去看他。子化显得特别高兴，谈起来就没个完，但他从不谈个人的事，总是念念不忘中医工作。他对胡熙民说： “中医工作是艰巨的事业，但也是非常有希望、有意义的事业。等我的问题搞个水落石出，将来我给你们当顾问。”在这里，郭老的精神和肉体再度受到严重摧残，但他仍然孜孜不倦地攻读马列著作、《毛泽东选集》和古今医学书籍。他努力探求中国医学理论，并写出2万多字的《中医简介》 ,这是一篇中医治疗常见病的论著，他提出了中医病毒学说。对中医病毒学说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它给中医经典宝库中增添了一朵绚丽之花。这不仅仅是他经验之谈，它倾注着作者的毕生心血。他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为了检验葛根粉对糖尿病的疗效，在无法去做临床试验的情况下，就拿自己的身体做试验，服用不同剂量的葛根粉，记载药理反应。有一次因服药过量而造．成腹泻不止，病愈后，身体变得更加虚弱，尽管如此，他仍未中断试验。他希望有朝一日能走出“鸦儿胡同”，让祖国的医学发扬光大，更好地造福于人类。遗憾的是他未能等到这一天，便于1975年12月23日与世长辞了，终年79岁。
人们将永远怀念这位光明磊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