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抗战二十一个月来的经验，证明了我们必须依靠全民的力量，才能克服困难，坚持抗战，最后战胜敌人。这是反抗“全副武装”之侵略强盗的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真理。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曾正确的指出了这个真理： 以抗战之胜负，不仅取决于兵力，尤取决于民力”抗战建国纲领的序文上更具体的指出： “欲求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固有赖于本党同志之努力，尤须全国人民努力同心，共同负担”，因而规定了：“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抗战建国纲领二十五条）， “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武力”（九条），及“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在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之下，与正式军队配合作战，以充分发挥保卫乡土捍御外侮之效能，并在敌人后方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以破坏及牵制敌人之兵力”(十条)。中国共产党远在前年（即一九三七年）抗战刚开始时的八月决议上，也就指出： “抗战时期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去年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十五个月来抗战经验中更着重说明； “支持长期战争与争取最后胜利，必须发动全民族各阶层中一切生动力量。而欲达此目的，非从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等各方面力求进步不可……国人必须进一步的认识抗战依靠民众这个基本问题。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行将一事无成”。二十一个月来的英勇抗战，以活的事实证明了这些话的完全正确。
由于民众之发动与动员，由于许多优秀干部之艰苦工作，正确领导，“变敌人后方为前线”的口号，在有些地方基本上是做到了，如华北的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华东华南的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华中的湖南、江西等地。有些由民众抗日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游击部队，不仅扰乱了、牵制了敌人，配合了正规军作战，而且其自身也正在战斗的实际锻炼中，逐渐走向正规化的道路，八路军山东纵队就是最好的例子之一。所有抗日部队，凡是与民众关系好的，不仅可以得到各方面的帮助，解决了许多困难，而且不但不会削弱缩小，并能在不断的补充中扩大起来，战斗力加强起来，反之，就要到处遇到困难，日渐削弱下去。我们更可以看到，凡是民众组织有基础的地方，敌人就不能在那里树立伪政权，汉奸也难以活动，相反的伪政权建立起来了，汉奸到处作着无耻的活动。我们要在这些事实中学习。这些事实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重的任务。普遍深入的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扩大统一的民众运动，全力援助抗战。
目前的抗战还是在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的过渡时期，日寇还没有放弃其战略进攻，尤其是进攻西北的企图，在后方更在进行着疯狂残酷的“扫荡”和“讨伐”，这是一个非常残酷非常艰苦的时期，我们要在残酷艰难中正视困难，克服困难，以准备我之反攻。如果因为在若干战线上，我们有了胜利，这些胜利，在我们自然是很宝贵的，然而因此认为已经到了总反攻的时期，敌人已经总崩溃，最后胜利已经快获得，这是最口口的轻率态度；会降低我们以最艰苦的工作来克服困难，准备反攻的抗战步骤。我们应该有“知彼知己”的镇定与沉着。不然，就会满足于现状，松懈了力求进步，团结全民族，加紧动员民众的工作。而切实广泛的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又为克服困难，准备反攻的关键，是力求进步、团结的具体表现。
（二）
由于民众是一个异常的复杂体，有经济地位的不同，有文化水准的不同，有工农商学的职业的不同，有男女老幼的不同，还有宗教信仰，思想党派的不同，要在这些不同的基础上，把他们动员起来，组织起体，武装起来，在同一的目标下进行艰苦的工作，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更不是少数人或一党一派所能完全做好的事情。在目前山东正在敌人进行所谓“扫荡”计划的时候，必须切实执行沈主席八大纲领所说： “集合全省人材，破除畛域”，以各党各派有民运工作经验的优秀干部，用突击的方式，迅速普遍深入地开展民运工作。
首先，在全省范围内以及各地方必须建立统一的民众团体的领导机关。没有统一的领导机关，便不能有计划的发动与领导干百万民众在同一的步调下作协力的斗争，没有统一的领导机关，便不能使各民众团体间收互相配合，互相交换工作经验，发扬优点，纠正缺点的实效。这个统一的民运领导机关，为着适应于民众的复杂性，它自身必须是包括各阶层各党派的优秀分子的统一战线的组织，才能保证它在群众基础上的雄厚与广泛，不是偏于一方面的。这种统一的民运领导机关之统一战线的组织，是完全符合于蒋委员长的指示的，他说： “我们同是黄帝的子孙，当前的命运只有一个，不奋斗，即灭亡，能团结，即有前途。生死利害既是绝对的共同，还有什么不可以牺牲”(告全国军民)?如果统一民运领导机关不是为的统制，更不是为的包办（事实统镧与包办都是行不通的啊！），而是为的更加集中力量，广泛地开展民运工作，加强整个抗战效能，那么，这一种统一的共同领导机关，是万分必要的。 “精诚团结”早已成了太熟的名词，然而它必须在实践上被证验，这个统一的民运共同领导机关，正是精诚团结在行动上的应有表现。
其次，把一切已经组织的抗日民众团体，使它们健全与充实起来，予以应有的合法保障及必要的物质帮助，在“不违反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下”，尊重它组织上的独立性。一切取缔、解散或阻障抗日民众团体的存在及发展，都是抗战的莫大损失。只有把已经建立起来的民众团体加以健全与充实，才能更顺利更迅速地以此为基础，发动还未组织的民众，按工农商学职业地位的不同，组织到各种民众团体中去。
第三，在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目标下，一切民众的动员是为了援助抗战，为了保卫与扩大根据地，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与讨伐，以至最后驱逐日寇出中国去。因此，一切民众团体都是以军事化的战斗姿态出现的。我们特别要注意武装民众普遍广泛的建立国民抗敌自卫团，实行放哨盘查，清室空野，铲除汉奸等工作，配合与帮助军队作战，发扬保卫家乡，捍御暴敌的英勇作风。
第四，必须了解， “我全国民众现已共进于生死存亡之最后关头” (国民党中央七七抗战建国周年告国民书)，因而神圣的抗战事业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事业，是四万万五千万全体同胞的共同事业。因此，需要“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一致为抗战而动员。所有各抗日军队，抗日党派，以及个人从事于民众动员的艰苦工作，其成就亦即整个民族国家的成就，有利于抗战的成就，不应该看作仅仅是某军队，某党派，某个人的成就，更不应该看作是他们的“私产”，或是他们所培植的“特殊势力”。政府及友军友党之间，在民运工作上，应本团结合作的精神，互助互让的原则，互相帮助，共同发展，在统一的领导机关下，普遍深入地发动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全力援助抗战。一切磨擦、阻挡，歧视等都是由于偏见私心，只看见自己的党派集团的利益，忽视了整个民族国家的利益，这是非常有害的。 “我们今天所以自处之道，只有两点，在个人是死中求生，人人拼必死之心，就一定能得到生路，在民族要团结奋斗，从最恶劣的局面作打算，尽到我们这一代的责任，以求上可以对祖先，外可以告世界"（告全国军民），为了坚持苏鲁游击战争，保卫共同根据地，处在艰险危难中的我们， “要记着战争还没有结束，敌人还没有击退，最后胜利还没有实现”，“有良心的同胞，想一想自身，再看一看周围的社会，必然会觉得我们有格外警惕，格外振作，格外互相勉励督责的必要” (蒋委员长于本月十七日广播演讲)。我们就以这种警惕、振作、及互相勉励督责的真诚，向政府及友军友党大声疾呼，扩大统一的民众运动，全力援助抗战!坚持苏鲁游击战争，保卫共同根据地！
四月二十日
（原载1939年4月23日、25日《大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