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时枣庄矿区的形势
一九三二年夏季，中兴煤矿工人大罢工失败后，党的徐州特委派到枣庄领导工人运动的田位东、郑乃序同志被捕牺牲，被捕的工人群众也解到济南审讯下狱。中兴公司的资本家乘此机会更加利用工贼佟振江、孟广银等侦察和监视工人的行动，强化对工人的统治和剥削。山东主席韩复榘又派了杨团全团兵力配合以公安与军警督察队和矿警队（五百人）的武装，以缉捕土匪为名制造白色恐怖，实行全矿戒严，不仅不准群众集会，就连两三入的聚谈也被当做嫌疑追踪，旅店检查更严。没有保人，住店不能过三天。当时很多工人（主要是外工）由于被解雇或减少工作日（每月只能工作十日或十五日），陷于失业或半失业的状态。广大工人在反动派的镇压下，对这种血腥统治和残酷剥削，敢怒而不敢言。
（二）我接受到枣庄矿区恢复党的工作的任务
徐州特委派我到枣庄恢复中兴煤矿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我于二九三二年十月肩担药箱来到枣庄，暂居枣庄洋街南门外向西走约有百步远的宋家店（即枣庄江湖头子宋二开的只住打拳卖艺和测字算命以及卖药的人的相窑，相窑是江湖黑话）。宋二内联警察，外通江湖，人称宋二爷。每日军警督察队检查旅店都由宋二带领，只要宋二说一句“这是我的老主顾”，就可免去盘查的麻烦。由于我是卖野药的郎中，初到那天的晚上即为宋二的太太看了病，宋二对我颇赏识。我所顾虑的第一晚的军警盘查，就由于宋二不仅说了我是他的老主顾，而且加了一句是他的朋友，而顺利地过了关，而且从此在无形中得到了他的掩护。我住在这里每日早出暮归。在矿区看病，每逢集日就去枣庄老街集摆摊子看病卖药。不久，在枣庄老街西门外鸡市口租了一间草棚，我便从宋家店迁移到这里开设了药铺。我在复杂的相窑旅店只住了十八天。
（三）徐州特委前来巡视
一九三三年四月，徐州特委书记冷启英同志到枣庄视察工作，我向冷汇报了工作，介绍了矿区形势和我争取工人和市民群众情况，除在矿区建立了一个工人支部外，还联系了湖西沛县农村的党员同志等。他告诉我徐州特委本身和各县、区、乡党的组织已遭到大破坏，并指示我在当前白色恐怖的严重情况下，要以枣庄矿区为中心向外地发展，恢复徐州特委辖区的工作。并指出发展新地区的党容易，恢复老地区的工作难。因为敌人每破坏我们的一个组织，常常利用叛徒组织特务网，偶一不慎便会被敌人发觉。冷启英在枣庄住了两天，第一天谈了工作，第二天游了十里泉。我在十里泉作了一首诗：“峄西十里著名泉，吐玉喷珠汇一川，资本金融残一罅，任人牛饮不需钱。”他也作了一首白话诗，我遗忘了。他约定下半年再来，可是他一去就不复返了。（四）枣庄工人二次罢工
一九三三年“五一”节前后，矿区工人再接再励展开了外工向中兴煤矿公司要花红的斗争。方针是保证取得胜利，那怕是个小胜利，以便恢复工人的斗争情绪。理由是：外工最苦，出力最大，反而得不到超额生产奖金——花红，而里工和矿警却都有花红，这是公司不合理、不公道的待遇，应当一视同仁地发花红。在策略上，公开向黄色工会提出要求，要其主持公道，给予支持。这样，一方面可以取得斗争合法，避免军警干涉，另一方面可以暴露黄色工会为资本家服务的本质。同时要争取里工和矿警的支持，说明发给外工花红对他们不仅没有损失，相反的对他们更有利益，因为外工得到花红提高积极性，生产更能超额，里工和矿警都将得到更多的花红。这次斗争胜利就可以打开一年多的沉闷局面，锻炼运用斗争策略的能力。斗争的主要策略，是党员负责人尽量隐蔽，推动和掌握有威望的非党工人出面。这样做的结果，从黄色工会到社会舆论都得到了支持，工人贴传单，矿外集合，都未受到破坏，斗争得到了胜利。这次斗争的胜利，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在政治上鼓舞了工人的斗志。
这次罢工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其具体分工是I王明增、傅宝兴、梁元才、李长更、马文元等数十同志，负责外工方面的工作，王保增、王保亮等负责向里工宣传，郭日高、李殿臣等负责向矿警宣传，邱焕文、褚雅青同志负责向社会宣传。
（五）苏鲁边区临时特委的建立
在一九三三年夏，外工争取“花红”的斗争胜利后，建立了矿区党委。王明增同志任书记，陶洪瀛、傅宝兴、褚雅青等同志任委员。峄县大北庄、费县高桥、临沂县大炉等相继发展了党的组织，同时恢复了沛县县委和该县四个区的区委组织，并恢复了萧县陆套区的区委组织。于一九三五年初，召集了矿区和各县党的负责同志会议，决定成立苏鲁边区临时特别工作委员会，推郭子化、张光中、刘老二（丛衍瑞）为委员，郭子化为书记，丛任组织委员，张任宣传委员，丛林任秘书。会议检查了反立三路线后，继续存在的盲动主义，检查了一九三o年夏、秋间各地暴动失败的原因。认为徐州特委领导的萧、宿，永暴动仍存有盲动主义的问题，其明显的表现，是发展了一个区的工作之后即不管客观情况和群众觉悟程度如何，就以组织决定的方式命令这个地区的党准备暴动，领导暴动，致使党的工作发展一处即被破坏一处。因此，特委决定s各级党的组织要经常领导群众斗争，锻炼群众，提高觉悟， “积小胜为大胜”在组织形式上，党的组织要小，要精悍，群众组织要公开，要注意阶级成分；在党的斗争策略上，要运用“隐蔽自己，杀伤敌人”的原则，不应暴露党的组织和领导骨干，在工作方式上，党员要职业化，反对无职业四不象的活动方式，要克服党的领导工作上存在的严重错误倾向，即当时除有革命急性病和认为不暴动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外，并有反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倾向。会后特委根据上述决定广泛的进行了路线、方针和策略的教育，并提出“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口号。由于我们政治水平很低，只是根据过去多年失败的教训，认为非这样不能使党的组织存在，不能适应革命高潮到来时的斗争，不能更好地进行马列主义教育工作。我们这样工作的结果，除保存了党的工作组织以外，还小规模地恢复发展了党和群众的斗争基地。
由于苏鲁特委的工作发展到河南、安徽的几个县，一九三六年底，特委决定改为苏、鲁，豫、皖边区特委。
（六）特委机关由枣庄转移到费县高桥镇
一九三六年六月，我在枣庄被捕押到徐州后，经李韶九同志代表枣庄药业公会到徐州保出。在回到枣庄的当天夜间，即召集在枣庄的党的负责同志开紧急会议，决定特委机关迁到山里。同春堂药店、广仁医院以及药业合作社等公开的社会职业机关立即修改平日彼此往来的经济手续，避免因平日经济关系牵扯到政治问题。以便继续掩护党的活动，并决定组织武装“打狗队”，由陶洪瀛、杨培芝、高志成（即萧继周）三同志组成，专在邹坞车站和枣庄车站侦察特务行踪，并准备在其上下火车时予以狙击，还利用韩复榘和蒋介石的矛盾，以七十家药业公会的名义向山东省政府控告徐州特务流氓扰乱枣庄商人营业的罪行，进行挑拨性的对敌斗争，维持党的社会职业机关。会后，我在广仁医院褚雅青同志的小楼隐蔽了一天，把工作布置就绪，于次日拂晓偕丛林同志进山。途经抱犊崮山脚时，遇到韩复榘驻枣庄外围部队的检查。过了检查关后，即越过抱犊崮西岭，经费县高桥镇到信行庄，在李韶九同志家中暂住了十余日，直到李韶九和丛林两同志把高桥镇的广德堂药铺筹备好，我才迁回高桥镇，通知特委同志开会，检查对敌斗争和布置新的工作。
（七）看到军民抗日的新高潮
一九三六年九月初，接到西安宋绮云同志转来西北特别支部的通知，要我到西安接洽工作。我到西安会晤了徐彬如、谢华、宋绮云同志，并汇报了工作。这时适值“九•一八”纪念日，我看到了有张学良的东北军参加的工人、农民、学生、士兵和军官家属等纪念东北沦陷的游行队伍。他们悲壮激愤地高呼_打回老家去”的口号，打动了每一个爱国者的心弦，振奋了各阶层的民族义气，更狠狠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气焰。我东归到郑州时看到群众过中秋节（公历九月三十日），我又由郑州转车沿平汉路北上，经北京、天津沿津浦路南下，到滕县下车，由山亭进山回特委机关。回机关后立即召集刘老二（丛衍瑞）、张光中、郭致远、李韶九等同志，介绍了我看到的新形势，并检查了全盘工作。
（八）延安之行
一九三七年一月，我正在风雪中巡视滕东工作，并布置在那里设置药铺，作为费县交通站，忽得到辗转传递来的西安特别工作组的通知，要我到西安和党中央接关系。二月初，我经滕县西过南阳湖，绕道至陇海路马牧集车站，搭车到西安。初住交通部招待所，和王观澜、齐华两同志谈话后，即离开西安去延安，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朱理治同志在我汇报了工作后作了指示，最重要的是；特委反立三路线所规定的方针、政策是符合党中央路线的，特委工作的方式方法也是对头的，并传达了中央批准了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以及中央确定要我参加苏区代表会和白区工作会议后再回工作地区等。因此，我直到“七七”事变的那一天，才回到西安，休息两日即行东归。我入徐州境之后，即顺便沿途布置工作。先从萧县黄口车站下车，找到了丁毅忱，耿蕴斋，给他们恢复了组织关系，并布置他们开展萧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争取耿蕴斋傲黄日区长，以该区为开展萧、砀、丰、沛抗日工作的中心。过湖后又布置了滕县，徐庄等地工作，七月下旬回到高桥镇。
（九）回特委机关后布置抗日工作
我予七月下旬回到高桥，先后分别召开了特委会议和负责各重点工作的骨干会议，传达了中央对过去的工作路线和临时特委组织的批准，以及中央决定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今后划归河南省委领导，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和开展群众抗日运动。特委根据中央指示和当前形势布置了如下工作；
1、扩大城市和乡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决定在枣庄矿区对中兴公司职员和地方上层人物广泛地宣传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对徐州市、对各县各阶层比较有民族意识的上层人物亦利用社会关系广泛地进行团结抗日教育，争取他们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统一战线的活动。在抱犊崮山区以万春圃同志的大炉乡为中心并和j用他的社会关系联络临、费、峄、滕各县按壤地区的旧时防匪联庄会的各个会长，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教育。
2、利用上层统一战线的开展，积极进行对下层工农群众的宣传教育和发展党的组织，使上层统战工作和下层群众工作结合起来，互相推动，发展人民抗日运动。
3、利用过去联庄会的基础秘密的组织武装，利用韩复榘的扩军自卫，组织和掌握人民抗日武装，并防止反动的军阀、官僚和恶霸地主招兵自卫不肯抗日。
， （十）利用联庄会旧有形式组织人民抗日武装
一九三七年九月的一个月夜，负责大炉一带工作的李韶九同志偕同杨懋修同志在鸡叫之前赶到高桥特委机关，他们叫起了我。汇报说万春圃同志要他们来请示，昨日韩复榘的临沂第三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张里元突然下令调万舂回到临沂城商议恢复联庄会的事。过去万春圃同志和他的儿子万国华曾被大土豪郑向三父子诬告，专署通缉他父子未获。现在调万舂圃同志进城，他们父子俱有顾虑。因此，万春圃同志托李韶九同志前来请示。我考虑后，认为时机已到，当即决定万春圃同志即日应召进城，并要答应完全负责在最短期内恢复临、费、峄、滕四县联庄会，并告诉万春圃同志党已有工作基础，可以动员起来，组织武装。我们在各县的联庄会长中，对峄县会长田晓峰和梁继箴，滕县会长陈正寅有把握，只有费县会长李以锦还须万春圃同志利用和李的亲戚关系加强团结工作。万春圆同志进城会见张专员之后，张十分满意地委托万春圃同志恢复临沂县境的联庄会，并联络其他各县恢复联庄会。同时，特委决定派李微冬同志帮助田晓峰会长，郭致远同志常住吴家后，帮助梁继箴会长，王福荣和陈永元同志帮助徐庄的陈正寅会长，梁邱的李以锦的工作由魏立久和李韶九两同志负责动员。联庄会武装除大恶霸李以锦的武装外，全部为我党掌握，这是后来创造抱犊崮山区根据地的基础。
（十一）特委改组
一九三七年八月，河南省委派来代表刘文（余子彬）同志检查特委各个地区工作，回省委汇报后复回来，传达省委批准特委在新形势下的各项工作措施，并决定刘文同志常驻特委，十一月特委改组，特委委员郭子化，张光中、何一萍，陶洪瀛（刘文同志亦参加委员会）。郭子化任书记，张光中任组织委员，何一萍任宣传委员。
（十二）特委机关迁移徐州
一九三七年十月，由于形势的发展，特委机关迁到徐州，并决定特委领导同志分工管理各地区工作。张光中负责湖西各县工作，何一萍负责鲁南各县和矿区工作，郭子化争取公开，除负责全面工作外并兼管徐州市和苏皖边区及豫东各县工作。
（十三）特委建军的开始
一九三八年三月，特委决定建立人民抗日义勇队，计划汇集张光中、李乐平、朱玉相（朱后叛变）、朱道南、郭致远等同志领导的武装，建立四个大队共约千人，由张光中同志担任总队长，何一萍任政治部主任（未设政委），由特委直接领导。枣庄矿区沦陷，工人同志又拉出武装建立枣庄工人抗日大队。这是初期建立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保卫根据地的基本力量。
（十四）特委迁回抱犊崮山区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徐州沦陷，特委机关于十七日夜十二时离开徐州回鲁南山区。不久展开了反击恶霸地主申宪武、韩文信等的武装进攻。同时中央派郭洪涛同志来山东负责，组织山东省委。八月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接中央电示，特委划归山东省委领导。
（十五）徐州沦陷之前，特委决定坚持敌后抗战
湖西数县在党的丰县中心县委书记王文彬同志领导下，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并建立了湖西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苏皖边区工作委员会书记邵幼和同志创立苏皖边区根据地，后来建立了邳县大队、睢宁大队和泗县大队等武装。
以上各节是从枣庄矿区发展起来的简要革命斗争史。我这个粗略地回忆只不过是“雪泥鸿爪”，历史的痕迹，说不上什么革命斗争的经验。
一九六O年八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