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我的父亲(文/郭晓平)

郭宋庄 发表于2019-11-06 11:08:06

我敬爱的父亲,他在艰苦的日子里过早地走了。永远地走了。我再也无法向他表白由衷地感激了,唯有那萦绕在心头的永久的思念。还记得,在我幼小时,他常给我讲革命故事,讲先烈英雄斗争事迹,抚摸着我说:“你是革命先烈中共两广工作委员会书记陆更夫同志的女儿。是革命后代,是革命的种子,你也是我的好女儿。我把你当作亲生女儿一样看待,抚育你长大成人,培养成为国家为人民有用的人。”今天我能成为高级工程师是与他的教育分不开的。几十年来,他把伟大的父爱给了我。往事一幕幕在眼前浮起。或许这些都是小事,微乎其微,不足挂齿。但是,长江黄河不正是由一滴滴水汇聚而成的吗?!人也一样,由无数件小事,构成了一个人的品格。有句名言日:“小处包含一切。”


    “该评郭老当模范”

 为了粉碎敌人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减轻人民的负担,党中央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战斗号召。于是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延安各个角落开展起来了。贫民出身的父亲,是农业生产的行家里手,自然成了中央党校一部同学们的生产“技术顾问”,什么地种什么好,何时下种,何时施肥等等,随时提供咨询。父亲还把好地让给别人种,自己在几块石头多的荒地上,一镐一镐地刨,把石头全捡出来,垒成墙,再把好土放进去,真是精耕细作。父亲深知,作物离不开肥,尤其是新开垦的处女地。于是他在人们常经过的山坡上挖了个厕所,用黍秸围起来,每天打扫得干干净净,大家都愿意去那里方便方便。一个冬天积下了许多肥,不但自己地里用,还支援别的同学。

每周六,妈妈从党校四部回来,我从小学校回来,都要和父亲一起在地里干活。我最不愿干的是挖粪施肥这活。一闻到那臭气,就想吐。用手掩着鼻子说:“臭死了!”爸、妈装着没听见,仍埋着头施肥。吃过晚饭,父亲对我说:“我教你首儿歌好吗? ”我高兴地说:“好!”心想,这下我回学校又能在同学们面前表演新节目了。父亲慢慢地说:“这首歌叫泥土之歌。”于是他念一句我念一句:“大地开冻了,满村大粪香,‘高贵’的鼻子闻到就会翻肠,只知饭好吃,不知劳动忙,象饭从天上掉到嘴里一样……”直到我背熟,父亲又说:“我象你这么大,天不亮就起来帮助你奶奶推磨,有时帮你爷爷捡粪。爷爷奶奶再穷也支持我上学,我要背煎饼到几十里外去念书……”最后抚摸着我的头说:“只有地主家的小姐少爷才怕脏怕臭,你愿和他们一样吗? ”“不愿意”,我低下了头。

从此,从学校回来帮父母种地就成了我的“必修课”。在劳动中我学会了下种、拔草、捉虫,还学会给西红柿打权,给南瓜授粉等许多农业知识,对种地产生了浓厚兴趣。每次从学校回来后,都先跑到地里去看看西红柿长高了没有,南瓜长大了没有。由于父亲的地里施肥足,又精心管理,果实结得又多又大,真喜人!每当有叔叔、阿姨向父亲要西红柿、辣椒吃,父亲总是满口答应说:“要吃,自己去摘好了,还问什么!”

    夏去秋来,收获的季节到了。有天,一大早,父亲叫我一块去把南瓜摘回来,送到食堂去。爸妈抬着一大筐南瓜走在前面。我挺着肚子,仰着头,抱着一个大南瓜跟在后面,心里美滋滋的。头一次体会到收获喜悦的我,多想让所有的人都看到我是多开心啊。

食堂里早有许多叔叔阿姨在交自己的劳动果实。等了一会儿,食堂的伯伯把我们几次送去的南瓜一过秤,咧着大嘴笑着说:“嗬! 1230斤。郭老,你创纪录了!”爸妈和我擦着汗开心地笑了。党校规定每个男学员交500斤。父亲除了自己完成任务外,还替朱理治同志交了一份。这时,也来交南瓜的陈赓叔叔,打趣地说:“该评郭老当模范!”


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济南解放后,身为山东省副主席的父亲,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没有忘记劳动。清晨,父亲常帮助比自己年长的花匠修树、施肥、浇水、松土……花匠高兴地见人就说:“我当过韩复榘等好几个省长的花匠,可他们从不把我当人看。如今共产党的省长还帮我干活儿。我老伴病了,还亲自把脉看病。难怪共产党得天下!”

    一个普通的劳动者道出了一个真理——共产党干部来自人民,为的是人民。如果没有父亲这样千千万万和广大群众保持着鱼水关系的共产党员,中国革命就不可能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就不可能成功,共产主义就不可能到来。

    父亲和母亲对在他们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员、司机、保姆等都十分尊重、关心和爱护。不准我们叫他们“老某”、“小某”,要喊叔叔、阿姨,更不准对他们不礼貌。父亲常严肃地对我们说。“……共产党没有什么大官,大家都是同志,都是人民的勤务员。秘书、警卫员、司机、保姆他们也是千革命工作的。”父亲教育我们要尊重别人,使我们认识到在革命队伍里,大家都是同志。“同志”——这个世界上最伟大最可亲的称呼,深深地印在我幼小的心灵里。

    父亲的一生中,不知有多少同志向他伸出友谊之手,也不知他帮助过多少同志度过难关,甚至挽救了他们的生命。父亲经常帮助身边的工作人员学文化,要求他们学技术,好为新中国建设服务,还为好尿床的“小鬼”治好了病。我不禁又想起了在延安的岁月。一次,马侠姜东弼被疯狗咬伤,父亲亲自开药方、熬药,抢救了他的生命。

在同志们眼里,父亲是一位慈祥可敬的长者,在我们子女眼里,他是一位严厉而又可亲的父亲。


    吃大灶

    济南解放后,1949年春,我从大连回来,在省府做救济物资的保管分发工作时,按规定,我吃大灶,父亲吃小灶。但常常是我把饭菜打回来与父亲一起吃。他吃我的窝头,我吃他的馒头。但不知为什么,有一天父亲的警卫员打来的饭菜和我一样。我奇怪地问:  “爸,你怎么也吃大灶?犯错误啦? ”他哈哈大笑,说:“谁敢保证不犯错误啊!可爸爸这次没犯。”“那你为什么吃大灶?”他认真地回答:“现在国家很困难,既要打仗解放全中国,又要盖工厂搞建设,需要许多钱。爸爸吃大灶,把钱节约下来,好支援国家建设。”后来,我才听说是父亲在一次省府干部会上动员勤俭节约时提出自己要吃大灶。在他的带动下,许多该吃小灶、中灶的领导同志都改吃大灶了。这件事影响很大,不但节约了国家开支,更重要的是密切了干群关系。

父亲一生,都是以党的利益为重,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始终视名利、金钱为身外之物,不予计较。只要对党、对人民有利,干什么工作他都一样兢兢业业,当官当民都无妨。


    他和中医中药结下不解之缘

    父亲年轻时,看到贫穷的家乡缺医少药,甚至有的乡亲得点小病,由于误诊而死亡。他决心学医,为乡亲们看病,解除病痛,由于他语文基础好,通过名医指点,加上自己刻苦自学和不断实践,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中医郎中。从此,他和中医中药结下了不解之缘。

    父亲一直以当中医为掩护,在枣庄,徐州一带一方面为民众看病,一方面做地下工作,发展党组织,组织人民革命武装力量。

    在延安时,只有一所中央医院。要爬几座山,还要过延河才能去医院看病,交通十分不便。于是,父亲又成了一个大受欢迎的义务中医郎中。不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有求必应,随叫随到。有时开药方,有时用自己挖的中草药给大家治病。也不知给多少叔叔、阿姨看好了病,解除了他们的病痛。

    后来,连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生病,也要请父亲去会诊。可见父亲医术的高明。

    父亲是中央卫生部第一个分管中医工作的副部长。在西医未传到中国之前,中医数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繁衍作出了贡献。但有人却认为中医“不科学”,  “什么阴呀阳的,全是迷信”。中医在医学界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父亲认为:只有中西这两种医学,取长补短才能共同发展祖国的医学事业。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在周总理的关怀支持下,风风雨雨地在省、市之间奔波,经过广大医务工作者多年的努力,终于在全国各地办了21所中医高等院校和中医研究院。父亲还亲自主持编写了18种中医高等教材。在“文革”前,各中医高校毕业生有近万人。结束了数千年来,仅依靠传统的以师带徒的唯一方式培养中医人才的历史。

    为了进一步发展整理中医理论,提高中医理论研究水平。自50年代起,父亲还组织举办了数十期西医学中医的培训班。培养了大批中西医结合的高级研究人才,为进一步研究开发中医药学打下了基础,作出了贡献。

    父亲一生没有离开过给病人开药方、治病。在卫生部工作期间更是如此。常有些同志来找他看病。他总是热情接待,认真诊脉、看舌苔,有时竟是药到病除。遇到疑难病症,他就请来一些老中医共同会诊治疗。

    我们一家,父亲在世时,几乎没有用过公费医疗。有次,我感冒后,咳嗽一月不止,尤其是夜间更苦,简直无法入睡。吃了不少糖浆也没用。这时正巧我出差到京,当天夜里父亲听到我咳嗽得厉害。第二天开了个药方,只几昧药,不到3角钱,睡前吃头道,当晚就睡了个安稳觉。真神了!

    糖尿病可算个顽症。为了找到征服它的办法,父亲甚至在自己身上做试验,为了解检验葛根对糖尿病的疗效,他不顾年老体弱,根据不同的用量,自己亲自服用,并认真作记录。有时因服用量过大而腹泻不止。别人劝他:“你这么大年纪,不要命啦!别再试了。”他笑着说:“掌握科学规律是要付出代价,要冒风险的,我是中医,又负责中医工作,人民的需要就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这个试验,即使在“文革”最艰难的日子里也没有中断过,一直坚持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一心为着人民,心里只有事业,人民就是父亲的精神支柱。他把一切献给了人民,人民也将永远怀念他。


    苦难的岁月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场风暴从南到北席卷着整个中国大地。我接到了北京的来信,要我把寄养在父母家的大儿子接回。出了什么事?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急忙带着刚满周岁的小儿子挤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到处是造反派的大字报“打倒×××”、  “砸烂×××的狗头”    

    抱着小儿子的我,迎着刺骨的北风,忧心忡忡地赶到家中。虽然我已做了充分的精神准备,但一进门,还是被眼前的情景吓呆了:屋里一片狼藉,箱子、桌子、凳子东一个西一个摔在地上,书、信、杂志、衣物等撒了一地。看来刚刚又经过一场浩劫。家里人低头默默地收拾东西,空气似乎凝住了,家中失去了往日的欢乐。

    我强忍着眼中的泪水,喊了一声“晓梅”(我妹妹的名字)。她抬起头叫了一声“姐姐”,再也吐不出一个字了。泪水几乎同时从我们俩人的眼中滚落。我们相对无言,各自心中浓缩着万语千言,却难以出口。我刚满7岁的大儿子呆呆地站着,看着我和他弟弟。我父亲还没有回来,也不知今天还能不能回来批斗会上,父亲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是忠实的共产主义战士。当有人“批判”他执行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时,他抬起头,坚定地说:“我执行的是中央制定的卫生路线。不是修正主义路线”。“砸烂××X的狗头”、“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造反派头头气急败坏地带头大喊口号。老人的心是坦然的。他好象什么也没听见,也不想听见。“这老头真硬。”有人小声议论着。几片乌云遮住了太阳,接着雷声大作,下雨了。台下开始骚动起来,有人离开了会场。台上造反派挥臂大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台下随和喊的人越来越少,雨越下越大,人散了。组织批斗的造反派无奈,草草收场,把父亲一个人留在台上。

    不知过了多久,忽然有人轻轻推了父亲一把,大声地说:“还不走,站在这里干什么? ”顺手塞给父亲一个纸团,急急离开了。父亲打开纸团一看,不但有1块钱,还有写着坐几路车才能回卫生部的条子(当时我家还住在部大院里)。父亲望着那青年的身影,坚信中国是有希望的,党的事业是会发展的。

    人要敢做敢为、敢怒敢骂、敢恨敢爱,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人。父亲正是这样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

    父亲的咳嗽声,惊醒了我,我跑过去,轻声喊道:“爸爸”,话声未落,泪如泉涌,他用那憔悴而又坚定的眼神望着我,抚摸我的额头,平静地对我说:“不要哭。孩子,我和你妈都挺得住,我们是不会自杀的。因为我们同心无愧。为了党的大局,个人受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

    就在这天晚上,父亲向我和妹妹谈了他的革命经历,最后说:“我领导的组织没有遭受破坏,无任何损失,这是我最大的快慰。我一生对组织没有任何隐瞒,我当选为七大正式代表时,资格审查有过正式结论,人民会尊重历史的。真金不怕火炼,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不管遇到怎样的情况,你们一定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你把孩子带走吧,不要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戗伤。”

    1970年夏天,妹妹来信说父亲解除了“隔离”,要和卫生部下放人员一起到江西干校去劳动“锻炼”。真让我高兴,终于又可以看到3年多未见面的父亲了,我天天等电报,盼望父亲到江西路过上海的日子早点到来。

    电报终于来了。我起了个大早,熬了一锅绿豆汤,炒了几个菜,一心想把父亲接到家中,休息半天再赶路。

    夏天上海的天气格外炎热,马路上的柏油都晒软了。人走在马路上象在大蒸笼里穿行,从头到脚都烤得难受。但我已颐不上这些,在烈日下足足等了2个半小时,火车才慢腾腾地开来,我睁大眼睛、伸着头,在出站的人群中寻找父亲的踪影。可是等人都走光了,还未见父亲。我急忙打听,才知卫生部的造反派不许他们这些“牛鬼蛇神”出站,只能在乱糟糟的候车室里,等下午到江西的火车。我交涉了半天才准我进候车室。在拥挤的人群中,仔细寻找我日夜思念的父亲。

    远远的,我看到满头银丝的父亲,怀里搂个西瓜,坐在那里发愣。倾刻间,泪水充满了我的眼眶。啊!爸爸,此时此刻,您还想着孩子们。因为我曾在信中提过,上海的西瓜极缺,要有烧到38度的证明才能买到西瓜,没想到他老人家记在心里。我找到一个造反派的看守,恳求他们让我把父亲带到家里休息一下。我说:“这么热的天,70多岁的老人,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不好好休息一下,换车到江西去怎么受得了? ”他狞笑着说;“受不了!受不了也要受。这些‘老爷,就得好好改造一下。”我哭着说:  “我家离车站只有一站地,让他老人家去挺挺腰吧!到时候我保证送他回来。”“逃了谁负责?”“怎么会呢?他这么大岁数,往哪逃呀!再说,他也没罪,干嘛要逃?!”“你这狗崽仔,少哕嗦!”就这样,我们争吵了起来。围了许多人。最后那人被其他同志劝走了。

    我走到父亲这边忍着泪水喊了一声“爸爸”,嗓子便象塞了一团棉花,说不出话来。倒是父亲先开口说:“何必求他们呢!我在这凳子上休息一下就可以了。把西瓜拿去,给孩子们吃吧!”我望着父亲那布满刀劈斧凿般的皱纹,饱经风霜的脸,1966年冬,那令人难忘的悲惨一幕又浮现在我眼前……

    那是我从上海赶到北京第三天早上……

    妈妈前一天晚上11点多钟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中(上午扫厕所、楼梯、下午被批斗,少不了喷气式……)只喝了几口稀饭,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只对我说:  “你睡吧!我没关系。”我强忍眼泪,照顾妈妈洗了脚上床。可我怎么也无法入睡。父母的处境在意料之中,他们是正直的老同志,逃不过这场灾难。但怎么也想不到会这么惨。要知道,他们都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还对他们进行逼供,无休止地批斗,可怎么受得了啊!到哪一天是个头呢?我被巨大的悲痛和深深的惶惑攫住了。我的心象浸在冰水中,觉得彻骨的凄凉阴冷。无奈,起来披衣站在窗前,看着那惨白的夜空。这是个非常寒冷的夜晚,北风卷着雪花怒吼着,狂暴地扫荡着地面上的一切。

    黎明将临,我昏昏入睡。忽然被一阵喧闹声和“爷爷,爷爷”孩子的哭喊声吵醒。我飞快地穿上衣服,跑出房门,正碰上2个造反派架着父亲,连推带拖地向外走。妹妹跟在后面拿了一顶帽子追着给父亲戴上,又向他口袋塞了几块糖。我过去搂着吓得直哭的儿子,含着泪,咬着牙,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在燃烧着愤怒的烈焰。

    “晓平,孩子们都好吧? ”父亲的问话把我从回忆推到现实中来。我忙答道:  “爸.我煮了些绿豆汤,炒了点菜,准备接你回家休息的,现在……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弄来。”“喝点绿豆汤吃点面包、咸菜就行啦!”

    当我冒着烈日,把饭菜送给父亲时,由于天太热,他太累,什么也吃不下,仅喝了几口绿豆汤。我泪水再一次涌了出来。父亲安慰我说:“没什么,一切都会过去的。”叫我遇事要冷静,要明辨是非。并说;  “你妈也解除了隔离,要到轻工业部干校去劳动锻炼,你妹妹大学毕业了,我支持她到山西去了,现在长治专区苗圃,你弟弟还在部队当兵,孩子大了,都应该自己去闯闯了。”一家人就这样分开了(我在上海的干校)。一想到六七十岁的父母独自承受着超负荷的劳动和造反派的人格侮辱,肉体摧残……我的心碎了。

    我始终牢记父亲的嘱咐:“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黑暗:终将过去,光明即将到来。

    后来父母分别从干校回到北京,算起来我们又有4年多未见面了。我是多么地思念他们啊l从两位老人的来信中得知他们都彳艮好,心中甚感宽慰。

    怀着愉快的心情,我买了父亲爱吃的酒糟蛋、青苔饼干,趁到北京出差之机去看望父母。我恨火车,你怎么走得这么慢,这么慢。总算听到列车员介绍祖国首都的声音了。啊l首都你好l要见到爸爸妈妈了,心中的喜悦使我比见到什么都高兴。

    我拿着妈妈的来信,按上面的地址,找到了鼓楼旁的一座旧.天主教堂院内。这个不太大的院里,住了许多人家。左拐右转,怎么也找不到信上说的门号。只好把父亲的名字说出来问住在哪.里。有位好心的同志告诉我。  “向东拐,有一排仓库,到那里去问吧!”仓库!我以为听错了,又问了一遍。“就是那两排铁皮房子,挺好认的。”他耐心地说,“那是解放前天主教堂的马棚,解放后改为仓库的。”顿时,我心里象灌了铅一样的沉重。慢慢向那排又黑又潮的房子走去。那房室内比院子低,整天见不到阳光,白天还要开灯。由于墙薄,加上顶子是铁皮的,冬天冷得要命,夏天热得要死。还没有做饭的地方,在门口搭了一个小棚子放炉子,自来水在院子的露天里,下雨要打伞接水、做饭,上厕所要到外面的公共厕所去。这就是当时俩位老人的生活条件。正好碰上妈妈驼着背、弯着腰,吃力地背一袋米从街上回来。“妈矽,我喊了声,眼泪象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下来。顺手接过妈妈的米袋。妈妈笑着说:“看你这孩子,这么大了怎么还这么爱哭。”

远远地,看到父亲正戴着老花镜,坐在门口专心而吃力地缝一着什么东西。看到更加苍老的父亲,连胡须都变得雪白,心中无比难过。我强作笑脸,跑过去说:“爸,又在发扬延安老八路作风啦!”父亲抬起头,高兴地说。“你回来啦!太好了!”边说,边把袜子收起来。

父亲生活一贯艰苦朴素。自己种了很多扁豆、葫芦什么的。他会做许多家乡的咸菜。腌扁豆、腌韭菜辣椒、尤其是萝卜豆豉。当时父母的工资被造反派扣了,生活非常清苦,但仍节省下钱买书。

父亲没有什么特殊嗜好。唯一的嗜好就是买书、看书、写’诗、练书法。衬衣几乎没有一件不打补丁,袜子是补了又补。后来,妈妈干脆把买来的新袜子就缝上袜底。

    买书父亲可大方了,什么二十四史、古籍医书、马恩列斯全集等等,毛著更是出一本买一本。父亲常说:“我的工资是人民给的,这些书等我死后,应还给人民。现在买书,是为人民积蓄。”

 直到今天,我在梦中还时常看到俩位七八十岁的老人打伞做饭、添火,弯着腰背米,戴着老花镜补袜子,手提一捆书从外回来的情景。

过去很少生病的母亲患了心脏病。父亲亲自给她看病、开方、买药,并亲自煎好送到她嘴边。看到他们如此相亲相爱,又,好笑,又宽慰。他们俩位老人的晚年生活也是十分充实的。他们仍和过去一样,经常把节省下来的钱支援比他们更困难的同志,常常与一些不怕受牵连的同志,还有些中医一起磋商医案。他们信心百倍地等待着光明的到来。

我利用短暂的出差间隙,把父母的破衣服、破袜子收了一大堆,缝呀补呀,总想帮爸妈多干点活,以减轻她们的负担。父亲曾给我提字:“勤能补拙,俭可养廉”。没想到,这短暂的几天,竟成了我和父亲生活在一起的最后日子。

 1975年12月23日,父亲穿着那件破衬衣、带着两袖清风,在那阴暗而潮湿的仓库里,离开了人间。他留下的是一身浩然正气,是为国为民的赤胆忠心,是对共产主义的坚强信念.父亲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为了人民利益坚持党的原则,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数十年如一日,不顾个人得失,刚直不阿,廉洁奉公,为了党的事业鞠躬尽瘁。

粉碎“四人帮”后,根据父亲的遗愿,妈妈把父亲经过浩劫后仅留存的一些图书捐献给了徐州图书馆,供家乡人民阅读,实现了奉还给人民的遗愿。

在父亲逝世周年的日子,我们姐弟几人来到了八宝山烈士公墓。父亲的骨灰安放在部级以上中央领导同志的骨灰堂内。骨灰盒上盖着鲜红的党旗。我们含着热泪献上了鲜花悼念亲爱的爸爸。

爸爸,在阴霾的日子,您带着冤屈默默地走了。

没有留下任何话语……

今天我们带着鲜花和喜讯来看望您。

亲爱的爸爸,您听见了吗?

粉碎“四人帮”的锣鼓鞭炮响彻了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

沉睡了10年的祖国醒来了,爸爸,您看见了吗?

 10亿中国,人民满怀激情建设四个现代化。

人民胜利了,党胜利了,真理胜了,历史恢复了公正。

人民不会忘记您

二十年代,反封建闹学潮,北伐留足迹;

三十年代,挑药箱搞革命,武装斗寇敌;

四十年代,车轮滚忙支前,解放全中国;

五十年代,黄河岸边抗洪救灾,为新中国恢复经济;

六十年代,发展中国医药事业,为人民健康擦亮瑰宝;

七十年代,献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全部赤诚,不抱委屈。

亲爱的爸爸,您安息吧!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一切忠于他的人女。

爸爸,您放心吧!您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有人继承,您的儿女永远是共产主义战士,人民的子孙。

安息吧!亲爱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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