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是在祖国大地严冬将尽，黎明的曙光就要出现在东方盼时刻，离我们而去的。带着对党的中医事业的无限眷恋之情走了。他走得是那么匆忙，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接受这残酷的现实，期待着他的归来，期待着和爸爸在梦中相会，聆听他的嘱托、他的教诲。
爸爸是在一间教堂马棚改造的屋子里去世的。那铁皮的屋顶造成了夏天的闷热高温和冬天的潮湿寒冷。爸爸把它当作锤炼革命意志的场所，不管三冬五夏、酷暑严冬，爸爸黎明即起，在后海跑一圈，打一套自编的“八段锦”体操，始终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很多老同志来看望他时，无不为之感动。
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造就了爸爸的钢铁意志，造就了他对党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决不动摇对共产主义的信念。19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我当时正在部队服役，从报纸上看到了对爸爸韵批判文章。说他是造成老爷卫生部的罪魁祸首，是叛徙、特务、走资派。我蒙了，马上打电话回去询问情况。爸爸刚从批斗会场回来，在电话里对我说：“ 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会搞清楚我的问题的。现在我只能对你说，我从来没干过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以前从没干过，以后也绝对不会干。家里很好（实际上刚刚抄完家），你不要担心，好好服役，努力工作，把我那一份工作也千出来，你要记住。第一，我决不叛党，第二，我决不自杀。相信我这个老共产党员的话。”电话挂了，热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我理解爸爸，他是多么热爱他的工作啊!为了党的中医事业，为了在中国，也是在世界上创立第一所中医的研究院、第一所中医学院、第一所中医医院，他没睡一个安稳觉，东奔西走，四处游说。好不容易才开创了中医工作的新局面，在祖国的医疗事业中，确立了中医工作应有的地位。他多么想再为党工作啊!
“四人帮”剥夺了他工作的权利，但是他们永远也不可能剥夺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信仰和对党的赤子之心。他不能领导中医工作了，但是他仍旧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党、为中医事业奔忙。在“四人帮”掌权的日子里，白天接受批斗，晚上夜深人静之时，在昏暗的灯光下，用心、用血、用生命写着多年领导中医工作的经验、体会。向党提出改进中医工作的意见。他常对我们说：“我们是为党的工作工作的，环境再恶劣，受再大的委曲也不能忘记党的事业。”他找老中医谈话，商量带徒弟、写医案，找中、青年大夫聊天，鼓励他们好好学习老中医的经验，努力继承祖国的医学遗产。我们笑他是不管部部长，他笑着说： “能管不管，于心不安。”“现在一切都搞乱了，我能多做一点工作，党的事业就能减少一些损失。”
爸爸每月只有24元钱的生活费，妈妈也只有30元，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买一根香蕉切成3段，我们3人分食，买一点肥肉先炼油，油盛出来慢慢吃，油渣用来炒菜。这是当时生活的真实情景。但是爸爸从来不忘记交纳党费。每月发薪，先把钱里的新票子拿出来留作交党费用。再困难也决不动这笔钱。爸爸就这样用实际行动教育我们。追悼会上，王震伯伯抚摸着我的头，拉着我的手说：“ 孩子，要继承你爸爸的遗志啊”。我想：要继承爸爸的遗志，首先就要象爸爸那样热爱共产党、热爱人民，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候，都要坚信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一小撮人的倒行逆施，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历史的车轮决不会倒转，爸爸为之奋斗终生的共产主义事业，必定胜利。
爸爸在生活上十分俭朴，从不搞特殊化，从不脱离群众。在三年自然灾害的60年代，老百姓是“瓜菜代”，我们家也是“瓜菜代”。经常是发了霉的白薯干代替了粮食，那种苦涩的味道我现在还记忆犹新。10多岁的我饿得常常哭着对父母说： “我饿……什么时候吃顿饱饭就好了。”炊事员常悄悄地给我留点吃的东西。爸爸一旦知道，立刻大发雷霆：“你们不要惯他，他不知道全国老百姓在吃什么。”炊事员辩解说：“孩子小，正在长身体，老饿着不行啊！他吃的是我那一份。”爸爸眼睛湿润了，他对炊事员说： “陆阿姨，这就更不对了，你还要工作啊!我不饿，请把我那一份吃了吧。”爸爸是那样严格的要求我们，又是那样的对同志慷慨大方。同志们来家里汇报工作，到了吃饭的时间，他从不叫同志们走，留下他们一起吃饭。事后，爸爸常对我们说：“他们子女多，有困难，咱们好克服。”现在的粮票算不了什么，可在当时却是十分珍贵的，没有粮票就意味着这个家庭无法生活。司机同志不慎把粮票和工资叫小偷偷去了，一家人愁得不得了。爸爸知道了，立即从家里拿出粮票和钱送到他家里，解了燃眉之急。
我从部队复员后，分配到顺义县。当我即将下乡之际，爸爸拿出了一份《论对感冒的辩证施治》手稿，叫我用复写纸抄了许多份。他说： “农村缺医少药，送给赤脚医生们在解救病人时作为参考。”他又说： “感冒是常见病，但它的种类很多，不懂这些是要害人的。只要认清不同症状，找点草药就能治好病啊”。爸爸时刻想到群众，唯独不考虑自己的得失。他常年穿着千层底时布鞋，鞋坏了，剪去后跟当拖鞋。延安时就用的破马搭子一直用到去世。
爸爸是严厉的爸爸，但又是一个慈祥的爸爸。他酷爱书法，视书如命，他没留下什么积蓄，只留下了十分珍贵的书籍和宇画。他每日不停地写，就在遭受“四人帮”迫害最厉害时也没有间断过。没钱买纸（有时连一个水果都买不起），就在旧报纸上写。为省点钱买墨汁，就自己动手种菜，腌菜，而且居然把生活搞得有声有色。他常说：”我是农民的儿子，这难不住我。”劳动之余他又席地而坐说起了延安的大生产运动来了。爸爸生前曾多次对我们说：“钱取之于民，将来我死了，书一本也不能卖，要全部捐献给我曾工作战斗过的地方的图书馆。以发挥它的最大作用。”打倒“四人帮”后，妈妈和我遵照爸爸的遗嘱把经过浩劫残留下的书全部捐给徐州市图书馆。
爸爸是国家的高级干部，又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有他的喜怒哀乐。闲暇之时常戴上一顶破斗笠，在屋外空地上养花植树。他在向阳避风的地方，种下了一片竹林和两棵榆叶梅。冬天来了，鹅毛大雪铺天盖地。大雪压弯了竹子。爸爸顶风冒雪，出去摇掉积雪、扶正竹子。正好朋友送来了一盆梅花。爸爸高兴地说：“岁寒三友啊，明年我要再种一棵松树。”年复一年，因为忙，竟没顾得种上。后来我们被赶出家门，搬到了马棚。一天，爸爸叫我回去看看竹子长得多高了。回来我告诉他，竹子被砍光了，当旗杆用了，爸爸难过得底下了头。谁知，时隔两年，我去办事，看到竹子竟奇迹般地再生了，而且大有砍不尽，杀不绝的气势，郁郁葱葱，挺拔而茁壮。爸爸听后高兴地笑了起来。高声：吟诵起毛主席那“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的不朽诗句。我看着爸爸想：爸爸不也有松竹梅那笑迎风雪，高风亮节的品格吗？
爸爸离我们而去了，他走得是那么匆忙，以至使我觉得爸爸是去开会，是去出差。爸爸不回来了，他在战友们中间找到了归宿。爸爸办公桌上那不灭的灯光熄灭了，爸爸太累了，爸爸安息吧!我深信，热爱人民的人，人民是永远不会把他忘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