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敬爱的姑父郭子化同志在那阴云密布，人妖颠倒的1975年12月23日猝然离开了我们。他走得那样匆忙，那样突然，虽没有留下片言只语，却给我留下了无限的思念！
回想1945年1月，我从前方回到延安时，第一次见到慈祥、质朴的姑父，穿着一身破旧的黄军装，象个伙夫头。竟不知他是一位参加过北伐战争的大学生知识分子、老共产党员，是一位领导过苏鲁豫皖边区地下党斗争的特委书记，是一位山东省委的领导干部。当他得知我负伤未愈时，在那艰难的岁月没钱买羊肉，甩仅有的一点钱买了—架羊骨头，用自己砌的泥炉子、捡来的煤核亲自动手炖羊骨头汤。记得，汤里还放上他在窑洞前种的菠菜。当我喝这汤时感到是多么鲜美，是任何山珍海味都比不上的！虽然是一碗羊骨头汤，却饱含着革命前辈对后一代的，爱护和期望。
1949年底，我由东北调到山东济南工作，第二次和姑父见面了，他那时任山东省副省长，尽管处理省政府的工作非常繁忙，但仍然保持着战争时期的艰苦朴素作风，穿着不讲究，每顿饭只是几样腌制小菜。记得他向我讲过他小时家里只有3亩地。全家五六日人生活很困难。上学时每星期从家里带些煎饼到学校。在学校吃煎饼喝点开水就行了。由于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校长资助路费考琅徐州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学习。他常说现在比过去强多了，教育我们一定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总是向他请教，尽管他很忙，仍不厌其烦地教育我怎样辨别是非，如何联系群众、了解群众、帮助群众、解决问题，他谆谆教导我，要与人为善，待人要赤诚，这也是他一贯的作风。总之，由于姑父的教诲使我在各方面都受益匪浅。
1954年，姑父调到北京中央卫生部工作，主管中医工作。他倾注全部精力，在全国办起了许多颇具规模的中医学院。在他青年时读书的朝阳大学旧址建起了北京中医学院。实现了他在大学时说的誓言，“有朝一日自己要办大学，为国家培养人材”。．这些中医学院培养了大批中医人材，改变了过去中医仅以师带徒的方式，使我国古老的中医后继有人，兴旺发达。挽救了一些西医无法治疗的病人。在姑父的追悼会上有位女同志嚎啕大哭说：“郭老给我第二次生命”。因为她是被西医宣布为不治之症，要家属准备后事的人。此人至今还健在。法国、巴基斯坦的卫生单位还特地来采访她。认为是奇迹。姑父医道很深，可惜我当时未能向他学习，现在，我的女儿学中医，他如九泉有知一定感到欣慰。
姑父姑母调到北京后，凡是节假日我们总是一起度过。他对我和女儿特别爱护与照顾，总是做我们爱吃的饭菜。有一次，他坐在那流泪。姑母问我什么？他说：“友莲（即我）这孩子太可怜了。一他这句出自肺腑之言，使我感到万分温暖与激动。姑父总是把别人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总是处处为别人着想。你真是一位堆能可贵、高尚品德的好姑父！
“文革“时，他虽已年近古稀，受到残酷迫害，受到非人待遇，被送到江西劳动，他仍以坚强的意志、坚定的信心，坚持过来了。1972年回北京，当时窃据卫生部领导的人仍折磨他，安排他住在从前天主教堂的马厩里，铁皮房顶，地下潮湿，冬天很冷，夏天热得象蒸笼。就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姑父仍孜孜不倦地钻研中医，与人探讨，整理资料，壮心不已。1975年12月16日，我由贵阳回来，去看望姑父。给他老人家带去一瓶习水大曲，他说这酒很好，我们一起吃了午饭，吃了他亲手拌的一盘凉菜——胡萝卜丝。谁也没有想到仅仅一个星期后，他竟与世长辞了。那一顿午饭，竟成了我们最后的一次聚餐。
我永远失去了敬爱的好姑父！
1988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