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2月24日晨，电话里传来大爷去逝的噩耗，这好象晴天霹雳。过了好一会我才哭出声来。我和李光军、吴献贤等同志来到医院的太平间看到大爷的遗体放在一张桌子上，又在十几个人的大病房里找到了大娘。看到她脸色腊黄，躺在病床上。我无法压制心中的悲愤，扑到大娘的床边嚎啕大哭起来。我边哭边骂，大爷不应当死，是那些权势们置他于死地的。
几天前，他还和我说：“顾问人家不让问，正好趁此机会整理祖国医学遗产，为发展中国医学做出最后努力吧！”他拟定了阅读和写作计划，没有助手他自己干。当时他身体健康，头脑清楚，思维敏捷，还告诉我，体检时大夫说没发现什么病变，还可以活20年。我认为他的愿望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政治、生活上的重压、折磨使他丢下了这一切，含冤忍怨而去了。他在一间阴暗、潮湿，一年四季不见阳光的过道小屋里，在煤球炉旁的—张旧木床上告别了人世，告别了为之奋斗的事业。他的死给党的中医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
他是党的中医政策的忠实捍卫者和执行者。记得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他在自己的房间里翻阅一本红色笔记本，并且用红笔划着重点。我说。“大爷，今天是星期六，晚上应当休息一下，不要再办公了。”他说：“前几天总理又找我们开会，对中医政策又作了重要指示。对总理的指示必须很好地深入地理解，才能正确地贯彻执行。中医虽有几千年历史，有精华也有糟粕，如何取其精华，建立一支科学的强大中医队伍，使中医健康发展，用之于民，这是一项艰巨而又复杂的工作。”
他亲自筹建中医学院，邀集老中医编写教材、讲义，授课。把古老的师徒式传授发展为正规的学校教育，并使之系统化、科学化。建立中医研究院和中医院，举办西医学中医的学习班，提倡中西医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希望能走出一条独特的中国医药学道路。他心里装着全国老百姓，时刻为人民着想。他常说．“我们的任务是救死扶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国家还穷，广大的农村缺医少药，看病难。中医应当为人民去解除病痛。” 60年代困难时期，他亲自带医疗队到农村救灾治病，看到妇女病严重，避孕药物不理想，怀孕妇女不得不忍受人工流产之苦。记得他跟我说，要想办法搞出既无副作用，又可靠的中药，来解除妇女的痛苦。
有一阵肝炎发病率较高，他就请中医深入传染病院研究预防和治疗肝炎的的办法，根据他的建议，名医岳美中老先生就在传染病院行医数年．农村气管炎发病率较高，他就请中医研究根治气管炎的办法。
他经常和医生门谈医德和医道问题。医生要发扬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不仅要治病救人，还要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想，花少钱治大病，对病人态度要好。一次，有人反映某医院的一位医生对病人不负责任，延误了治疗，造成病人残废。他听到后，亲自打电话给医院，责成医院进行教育。总之他心中时刻考虑人民的疾苦，并尽最大的努力为解除人民的疾苦而奋斗。
大爷是马列主义的坚强战士，他坚信共产主义和党的事业一定能在中医取得胜利。因此，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毫不动摇地为之奋斗。 1962年初，我从苏联学习后回国，看到周围的困难情况，大娘脸肿得发亮，一家人面孔都不好看，大爷看上去很虚弱，心中不舒服。他担心．我对形势认识不清，每当我回家，他都要给我讲1960年前后他去外地救灾的情况，老百姓和干部都没有饭吃，大家都没有怨言，相信困难是暂时的。现在情况比1960年时好多了。要相信党有力量扭转困难局面，决不能动摇。他的榜样和教育使我信心百倍地度过了困难时期。“文革”期间，他虽天天挨斗受折磨，但他非常关心党和国家的命运。“四人帮”的爪牙给他加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整天批斗，有时一天批斗不止一次。这时我才理解他所说的“艰巨而又复杂”的含意，那时他已是70多岁的人了。在台上弯腰挂牌，有段时间他身体不能支持，大小便失去控制，还要被强迫接受批斗。但他仍坚决维护党的中医政策。他对我说：“祖国的医学宝库是丰富的，需要我们去挖掘，去整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利用现代科学加以提高，必能展成独特的中国医药学。人民需要它，不管别人说什么，都不能动摇。”
在打、砸、抢、抄、抓盛行的时候，他怕我出去犯错误，几乎每天都要叮嘱我，千万不能随波逐流，更不能投机取巧，要勇于坚持真理，不要参加那些所谓的“革命行动”。哪是真理，哪是谬误，不是几个人说了算的，要靠实践来证明。有一次，我说：“这样下去要亡党亡国啊!”他马上严肃起来，坚定地说： “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要坚信真理，一定能战胜邪恶，共产党是垮不了的，中国是有希望的。你是党员，不能怀疑这一点。”
大爷不仅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对同志也充满高度的责任感和革命的友谊。他和我父亲自幼同学，后来又一起参加革命，我父亲牺牲后他去延安，但他心中还惦记我们。淮海战役刚结束，他就派人来找我们。不久就把我和妹妹冷冻接去济南学习。
“文革”后期，难宁县有位姓徐烈士的孙子给我写信说，他祖父原是20年代初期党员，在我父亲领导下工作，后来牺牲了，现在不仅不承认是烈士，反而说他是土匪，而他们则成了土匪家属，扫地出门，无以为生。让我证明他祖父是烈士。我没有办法，只好把此事告诉大爷。他毫不犹豫地说：“这个人我了解，为争取土匪武装，他打入土匪中做党的工作。不幸被土匪发觉，遭到杀害。"他不顾当时自己的处境，马上给睢宁县革委会去信证明徐烈士的革命历史。当他知道难宁县很快处理好此事后，才放心。
“文革”前，他工作很忙，但经常有些同志来找他看病，我从没看到他厌烦，反而常说： “给好他们的病，使他们更好地工作，这是医生的本分。”
大爷虽已离开我们了，但他对我的教育、慈爱，他的音容笑貌，仍时时浮现在我脑中。记得，我刚开始学习时，由于基础差，学习有困难，他总鼓励我们，把他和我父亲同在一盏小油灯下苦读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后来我的学习好了，整天埋头读书，一心想弥补失去的时闯，他经常告诉我要又红又专，切不可只读书不问政治，要关心国家大事。我在国外读书时，他还托人带信给我，叮嘱我端正学习态度，明确学习目的，要为革命而学，为建设社会主义面学，要争取入党。生活上，他总是要求我们艰苦朴素，热爱劳动，不要搞特殊化，要和周围的同志打成一片。
有一段时间我身体不好，不能全力工作，很着急。他就请有经验的医生给我看病。亲自救我煎中药、吃中药。经过长时间的治疗，我终于恢复了健康。
有一天，大爷语重心长地跟我说：“我们这一代老了，没有什么作为了，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身上。你要努力完成我们不能完成的事业，要记住自己是一个党员，不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要勇往直前。”这些话至今还总在我耳边圆响。有时好象大爷就坐在我面前，和我亲切谈话，给我鼓励，给我忠告。引导我路上革命的征途，教育我傲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大爷虽离开我们去了，但他的革命精神永远活在我心中，活在这个他为之奋斗的世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