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秋，郭子化为了实现他“实业救国”的抱负，邀约同学、好友多人组织起“峄黄植树公司”，兴办峄阳山（今称巨山）、大黄山造林事业，计划用两山的收入办乡村教育，解决穷人子弟入学困难。不料，郭子化的正义行动，遭到地方恶势力团董宋席珍的破坏，由宋一手制造了轰动一时的“巨山纵火案”。自民国元年，邳县就有了国民党和共和党两种势力。国民党以焦子和、夏慕尧为首，他们是拥护孙中山的，属进步势力，共和党以崔荣坤（号称崔四先生）、宋席珍为首，他们是拥护袁世凯的封建保守势力。当时这两股势力争夺的目标是当国会议员、省议员以及教育权。
旧州（当时系邳县三区）是共和党崔四先生的势力范围。而国民党通过魏馥彝（古邳仕官后裔旧学者）和日本留学生呆怀沦、江苏省第六师范毕业生沈滨秋，争夺峄阳高等小学的领导权，以此作为基地扩大国民党的影响。
共和党的首脑们，大都信奉佛教，思想陈腐、封建，反对维新。所以，崔氏子弟及其党羽的子弟，出外进学校求学的很少。即使出去的几个，如崔瀛、崔灏等，都是在师范或中学读书，尚未毕业。只有宋香池一人刚从南京中学毕业，崔氏就推荐他任峄阳高小校长。但他在校内是弧立的，又无声望，国民党很容易把他攻掉。这所学校的校长更迭频繁，就是两党争夺教育权的具体表现。1918年夏，郭子化毕业于峄阳高小。由于他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在同届毕业生中名列第一。校长沈滨秋，陈浩山为了进一步培养他，资助郭子化路费考取徐州省立第七师范。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冲击徐州，郭子化首先发动七师同学起来响应，并且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掀起了检查、销毁日货运动。在那反帝、反封建、要民主、要科学的运动声浪中，徐州学生联合会成立，郭子化被推选为会长。不久，徐属八县学生联合会也相继成立，郭子化被选为副会长。
“五四”运动的熏陶，使郭子化的爱国爱乡思想更加坚定，他当时对“实业救国”的理论十分崇尚，认为办实业，兴教育是救国之道。
1922年暑假，郭子化开始了实业救国的尝试。他找到本乡同学宋学端、许季诺、王昌龙、宋学珍等，组织起邳县四区教育促进会，和恶霸豪绅宋席珍算教育经费账。还到县政府控告宋席珍贪污本乡学校款（按地亩征收的附加税和三顷学田收入）。结果，宋席珍被迫让出少数学田。郭子化等就在本乡王八家村古庙里创办了一所初级小学，宋学端任校长。
当时，郭子化等人认为联合青年同学从实地上打倒土豪劣绅，发展教育，培养青年，才是彻底反封建的具体行动。同时，他们看到《职业与教育》杂志，刊文大谈教育救国。可是贫苦农民的子弟，饭都吃不饱，怎样上学呢？特别是郭子化以自身的经历，深刻体会到穷人上学的难处，他认为办教育不办实业不行。
1923年秋，郭予化怀着“实业救国”的思想，从徐州七师毕业回到家乡，和宋学端、王昌龙、许季诺、许锡三、王子愚、花广爱等人一起酝酿组织峄黄植树公司，并草拟了章程。议定每股1吊钱(1000文)，每户最多不得超过10股，以防富人垄断。穷人入股，可以挖树坑顶股金。每挖10个树坑作为1股股金。章程订立后，即在巨山周围开展宣传工作。同时，由王昌龙、王子愚、许锡三、宋学珍等，率领学生登山勘察丈量可植树的面积。与此同时，他们还议定在巨山前、后、东、西各办一所初级小学，附设夜校班，吸收青壮年农民入学学习，以此作为宣传植树的基地。当时八家小学作为山西的基地，山后小学开始筹备，只有山东、山前尚未来得及筹办。正在峄黄植树公司筹办开张之际，恶霸豪绅宋席珍使出来破坏。他暗地里伙同山前的王玉良，山后的宋贯一，企图杀害以郭子化为首的几个进步青年。他派人到各村大造谣言说： “郭子化等人将巨山出卖给天主教堂法国洋人了，代价七万元。不久，山脚下居民的房舍、祖坟都得迁走”等等。8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宋席珍指使其徒子徒孙组织了数百受蒙蔽的群众，手持各种凶器，到郭子化等7家去抓人、放火。宋席珍的二儿子宋学渊，伪装调停人，实则在暗中指挥。他们先到巨山后李巷村烧了花广艾的家，接着分成两路：一路去烧郭子化、宋学端、王昌龙的家，并抓走了郭子化的父亲郭春茂（当夜逃回）；另一路去烧王子愚、许锡三、许季诺的家。7家的房舍大部被焚毁，尤其是郭子化的家，所有房舍、家具全部烧光。
纵火案发生后的第二天，郭子化等7家受害者聚集到邳县城。经商量决定除在县城控告外，还打电报到省督军署、省长公署，要求惩办祸首宋席珍和帮凶宋贯一、纵火犯李卓然、李明会。与此同时，峄黄植树公司派人去徐州、南京呼吁邳县旅外学生支援。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了近半年的斗争，官府终于逮捕了李卓然和李明会，并分别判处李卓然有期徒刑5年，判处李明会有期徒刑3年。在此期间，宋席珍请出焦子和，李步蟾、恒瑞五、李子超等人调停，赔偿7家损失费7000元，唱三台大戏赔礼道歉。 （后来得知，所赔之款，由山前、山后的群众负担，宋席珍反而从中渔利。）郭子化等7家，每家只拿了500元，所剩的款项，在花巷、许党两村各办一所小学。
“实业救国”的失败，使郭子化认识到，救国，拯民靠办实业办教育是行不通的，只有投身革命，彻底变革社会制度才是成功之道。于是，他毅然地离开了家乡，先到北京，后到广州参加北伐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