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化同志是邳县占城乡郭宋庄人，幼时家贫，随其三祖父读书。1916年10月考入古邳峄阳高级小学。由于他思想进步，努力苦读，学业优异。毕业后亲友资助川资，考入徐州江苏省第七师范学校。在学好功课的基础上，积极阅读进步书刊。当“五四”运动新思潮涌来时，他思想更加激进，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反帝反封建，提倡白话文。在革命思潮影响下，他与同学陈亚峰、周庸庵等组织了“赤潮社”出版《赤潮旬刊》。该刊仅出版数期就被反动当局查封。为此，学校广大师生对反动当局极为不满。
郭从七师毕业后，应古邳峄阳小学聘请为教师，除教好功课之外兼做社会宣传和调查。他的邻村恶霸劣董宋席珍，是清末的廪生，作恶多端，霸占良家妇女。时值荒年，农民缺吃少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群起向富户强行借粮， “吃大户”。恶霸宋席珍带领红枪会百多人进行镇压，将借粮的穷人用梭标刺死者达百人，极为凄惨。因此农民对宋恨之入骨，敢怒不敢言。郭子化十分同情农民，时常抨击宋席珍的罪恶。1923年夏，郭子化同志在“实业救国”思想影响下，约同学许季诺、许锡三、王子愚、王昌龙、宋学端，花广爱等人，登上岖山实际观察，计划裁树造林，为地方兴办实业。而宋席珍认为报复机会已到（因这些人与他是近邻曾散发进步宣传品痛骂过他，因而他对这些青年恨之入骨）便向巨山后一些村民大肆造谣惑众，胡说巨山已被郭子化等7人卖给洋鬼子，得银子48万两，山下全部坟墓，都得平毁，房屋一律烧掉。当时他煽动受其蒙蔽，又不明真象的山前山后农民群众千余人，把郭子化同志等7家房房全部烧毁，并扬言抓其家人投入火中烧死，幸亏这几家乘机逃走，才免遭灾难。后郭子化同志等到县及省控告，地方焦寅恭先生等出面调解，令宋席珍等赔偿被烧损失。并唱戏三台作为赔礼。子化同志先从赔款中抽出部分钱款，在许党村及巨山后各办小学一所，以资儿童读书。将自己所得部份作为费用去北京读书。
1926年夏，在国共合作局面下，北伐军兴师北伐。子化同志从北京投笔从戎，去广东转达武汉。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做宣传工作。当时我正在徐州第七师范学习。他写信给我说，不革命，不能解决工农大众痛苦，要我去武汉学习。我接信后万分高兴，亦认为是大好时机。决心前往。心中又想，还得回家看望一次。上有祖父及祖母和新婚之妻，还需向家要点路费。到家后，正值家乡水灾之后，吃饭都难，就未能开口，恐家中知道，阻我前往。在家住了3天，对任何人也未讲出，便回徐州。遂将自己的行李、床帐及部份衣物，到南关当店出当，又从朋友处借了10元，约计30元左右，便起行前往武汉。到武汉先到汉口找郭，他正在总政治部领导下进行邮电检查工作。当时他问我家里同意来吗？我说到家住了3天，未给任何人说明，他说。决心不小，我要你来投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是一大好机会。第二天，他又从政治部找来一些参考材料。要我阅读，以便应试。届时报名投考，幸被录取，分配到南昌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学习。因武汉熟人多些，当时我有不想去的想法。他又动员我一定服从分配，最后，我听从他的话，毅然前往该团学习。当时第三军教育团团长为朱德同志。他老人家练兵有方，每天出操之前就到操场，脚穿草鞋，服装整齐，说话和蔼，平易近人，他给我们上军事及政治课，有时参加学员晚会。学员都说：他是我们的好团长。原定学习6个月，因北伐战争需要，仅3个月就提前结业，我被分配在第三军政治部任随军宣传员。当时政治部主任为朱克靖，秘书为傅健行，组织科长为贺果，宣传科长为史良。1927年春，部队奉命由南昌经九江至安庆。适值“四•一二”政变，武汉政府命第三军返回南昌。至6月，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亦反对武汉政府，投靠南京蒋介石。于6月9日，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人员大会，勒令缴枪，遂用武装部队押送到九江，又派兵监送至武汉。我先到汉口江苏党务训练班见子化同志说明被驱逐的经过。他说：革命必须拿起枪杆子。不拿起枪杆子，不能解决政权问题。问我想做什么。我说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导营接收我们，安排学习。他说。很好。夏天，武汉政府唐生智部反共。军校政委恽代英宣布教导营全部结束，各回地方工作，路费已发给本人，我又去汉口见子化同志向他汇报情况。他说。党训班亦已结束，正好有4位女同志交你带回徐州。并说党组织是绝密的，我信任你。这4人有徐丽芳、秦雅芳、丁若兰、江蕴卿。除江以外，这3人全是中共正式党员，不写组织介绍，由你转达，途中安全由你负责。我们到徐州后，分别把她们送到家中，我才回家。当时徐州地方归直鲁军阀张宗昌统治，社会秩序大乱，到处抢劫，无法活动。至1928年春，国民党军二次北上，收复徐州，我又出面活动。先去邳城组建工会，后做邳县土山市政局长。在上级党领导下，认为路线方针不对，又到窑湾北以教书为掩护进行党的工作。忽接得老朋友丁毅忱转来的郭子化同志的信件，要我去徐州并叫我代买中草药，亲自送给他。那时，他住在安徽泗县马厂，在南北街路西租有草房两间作门面，还有一小间内房，我在他店住半月，共叙别情。他说，由武汉出发晚些，未能随上部队去南昌，由九江来此，我决心以医药为掩护，为党工作。后因他领导群众进行反盐税斗争，被迫离开马厂。在马厂时，郭子化同志一再叮嘱我，不许告诉地方及家人。1931年郭子化转至河南省永城县邵长庄，仍以教书为掩护，带有部分中草药，以行医联系群众。同年我奉徐海蚌特委派遣至永城县，我也不知他在哪里，由党组织介绍见了他，在研究分配我工作时，县委书记张宗孔要我下乡卖油条以进行工作。子化同志说，他外貌白面书生到乡下卖油条也不象。因他担任党的组织工作，就找到薛湖集党支部负责人刘屏江、由刘出面介绍我到薛湖西聂寨他岳父家，为两个学生辅导功课，准备报考中学。除供给膳食外，每年给80元作为聘金。为了配合工作，取得东家信任，我把家属及孩子也带去。因为见面不便，适东家老太太有病，我向东家说：邵长庄有位医生看病很好，我去接来给老人看病，服药两剂病即全愈。从此以后，我与他往来就便利了。我把东家的学生聂隶发展为党员。雇工王小初也发展为党员。从此，往来人多了。党的负责人戴瑞朴、戴瑞九、朱大同及徐海蚌特委的冷启英都去过。至1932年秋，朱大同在萧县发动一次武装斗争失败后，也逃到那里，与此同时，永城人民反烟税斗争亦在进行。由县委书记张宗孔亲自发动火神店暴动。不幸，张宗孔同志牺牲，永诚北部形势恶劣，子化同志亲自去通知我，要我3口人迅速离开，当即向东家辞行。次早，由他家工人王小初用土车送我到黄口上车返回徐州。约定在徐州铁刹甸子化同志他七叔家见面。约四五天，他才至徐州。正值徐州白色恐怖严重，地方党组织遭受破坏。我俩找了10多天，也未见到负责人，又不能长住。在无可奈何下，他七叔父给他两只西药箱，我给他一床小被，到鲁南山区一带行医去了。后来我被分配皖东北七分区为驻会参议员，彼此中断了往来。直到1946年，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我从皖东北撤到山东临沂时，他任山东省政府秘书长也住在临沂，才又见到他。他设宴招待我及同去人员，但因政务太忙，未得畅谈。后来，他在北京任卫生部副部长时，我3次去北京均住他家。老友重逢，无话不谈，他给我说了下面的往事。
从徐州分手后，我到枣庄矿区，生活极为艰苦，既无固定住处，又要应付军警盘查，每天赶集出摊卖药看病。几经周折才在枣庄老街立住了脚。12月的天气尚无棉衣，住在四面透风的小草屋里，怎样过冬成了大问题，无法，便跑到湖西找老友求助，他们给我几件棉衣，归来时值天下大雪，山区庄与庄相距很远，好不容易赶到一村，见一大户全部瓦房，在不得已情况下，走到门前，从门缝里望见有灯，正在烤火，我就叩门，主人走到大门，闷我： “黑夜打门，你有何事？”我说： “走乡行医”。主人说： “我家老太太病在危急，你能看吗? ”我遂说： “要看看病人情况如何。”方把我引到室内烤火，听病人不断叫苦，我就到病人床前，在诊脉后，我说： “还能治好。”他家人都欢喜，说： “只要能治好，要什么给什么。”我说： “什么都不要，我行医救人是好事，我虽穷，也不要人家的钱。”用自己箱内药给病人吃了，到次日中午，病人已能说话，家人更加欢喜，酒肉招待我，连住3天给病人用药，病情大有好转。我向主人辞行，不管如何也不让走，住约五六天，我注意观察，适当用药，病状完全解除。病人及家人对我更加恭敬，说我有本领，我离去后，还有时去走走，他们给我宣传，说我是名医，愿资助我部份现金在枣庄开药店。我又从朋友处借得一部分，就开起同春堂药店，设有中西药材，我看门诊，经济有着落，既能为党工作，又能赚钱，形势大好。1936年，在枣庄药店被叛徒朱大同发现，带往徐州。我完全用计骗取了朱大同的信任，取保获释，跑回鲁南山区，组织未受任何损失。1937年春到西安，见到宋绮云，又转到延安。7月又返回山东。经过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1955年春到北京，先任卫生部部长助理，后任副部长、党组成员。
子化同志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为革命而战斗的一生。他对卫生事业也作出很大的贡献。尤其是他全家，更是革命家庭，夫人黄海明，青年时是留苏学生，冲顾委常委黄火青的胞妹，曾任过轻工部造纸局长及全国妇联的工作。胞弟郭致远，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曾任山东农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长子郭光裕，是党的忠诚战士，1941年他18岁对任安徽泗阳县县委书记，对党的革命事业勤勤恳恳，克己奉公，积劳成疾而早逝。我与子化同志是老朋友、老战友，他的家世及他本人对党对革命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均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中。我深切地悼念他，回忆他。特写此文记之。
1986年10月25日(作者：原邳县运河师范学校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