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郭子化同志领导的泗县革命武装暴动，遭到国民党的血腥镇压而失败。他被通缉捉拿，曾化名葛幼如在江苏沛县二郎庙村我们家中及孔庄小学避难。在那极端困难的形势下，他仍坚持革命工作，积极宣传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发展共产党员，恢复与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并大力团结爱国民主人士，争取他们对革命的同情与支持。郭子化同志的革命活动，不但对沛县当时低落的革命形势起了推动作用，也为后来的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
那年暑假期间，一个黄昏时分，我们正在家中温习功课，我父亲（杨懋修，号杨德斋）领着一位风尘仆仆的中年人进来了。他黑红的脸，一对有神的眼睛，嘴角上挂着两撇小黑胡，穿着一身不白不黄的中式裤褂，肩上背着个旧搭子．父亲向我们介绍说。 “这是我东南乡的同学，你们叫他葛大爷。”晚上父亲陪他睡在一起。第二天父亲出来把门锁上，让我们到别屋读书，并嘱咐说，不准任何人进来打扰葛大爷的休息。父亲安排完就去西寨门外了，那里是南北交通的公路，又是人杂事繁的集市。白天父亲除了吃饭，都在西寨门外转悠，晚上两人就彻夜交谈。这样一连多天，我们很奇怪，父亲平时少言寡语，不喜社会应酬，很少与人交往，在这炎热的夏天，父亲竟这样高兴的跑进跑出，与此人如此的亲密畅谈不休。因此，我们便对这位葛大爷产生了敬慕之情。过了几天，父亲把他搬到本村小学里住。这所小学校原是我家办的，校院与我家后院相连，当时虽属公办，父亲是名誉校长，校舍校具主要由我家出资修缮购置，放了假就由我家管理，无外人进来。闩上大门在一个教室里，郭老师陪我们学习，名义上他是辅导我们学习的老师，实际上是父亲安排我们与郭老师做伴的，若有意外事，我们好出来和父亲联系。他不多说话，有时看看书，有时警惕地在各屋角夹道、墙头边看看。父亲仍是白天在外放哨，晚上住在一起谈话。后来通过闫晋侯的联系，郭老师才到孔庄小学教书。父亲为了照顾好他，并与之保持联系，特叫文雅和堂兄文基随去孔庄小学读书。郭老师到孔庄小学是义务代课教员，没有薪金，生活所需诸如钱和衣物主要是父亲供给的。在孔庄小学，他仍使用葛幼如的化名，主授国文、历史课。在课堂上他善于启发诱导，用真实中肯的道理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记得国文上有“新农村”一课，经葛老师生动的讲解，又引导学生对照当时农村凋零，农民饥馑的现状，激起同学们反对封建剥削的革命热情。在课外时间他又善于辅导学生读书看报。在白色恐怖时期，国民党的报纸，几乎天天都报道镇压革命的事件。他看过后就用红笔圈出来让同学们读。记得有次报上登着徐州中学一个16岁学生，在街上散发革命传单，被国民党就地枪决了。郭伯伯看了热泪盈眶地说： “英烈永存。”这可能是他后来作《少年之魂》歌的诱因吧!每次读着国民党屠杀革命志士的报道，他都显出极端的愤慨与痛苦，有的同学流出了眼泪。他所圈出的报纸，都让文雅剪下来贴在本子上，后来这个本子就带给了我父亲。
一郭伯伯掌握和运用着正确的革命斗争策略，到校时间不长，就受到广大师生的尊敬和爱戴。逐步开展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他在夜间经常外出活动，有时天快亮时才回来。文雅、文基和他同住一屋，每次外出时，总是先叫醒文雅，让到他床上睡，并交代说：“ 听到动静马上回你床上睡，有人问我时，就说刚上厕所。”当时我不知是害怕或什么原因，总是警觉地睡不着。我也不理解为什么到他床上睡？后来才知为的是被窝热，人离开时间不长，避免别人的怀疑。
郭老师从不夸夸其谈，或大声疾呼口号。记得孔庄附近有棵大树，群众迷信称之为“神树”，在树上挂红布，在树下烧香求神。一天早晨，发现树上的红布扯得满地都是，群众纷纷传说是夜间共产党在这里开会干的。招来了警察对学校的监视。还有一次，孔庄街上和学校门口都贴满了革命传单，又引来了大批警察的追查，学校更受到威胁，郭伯伯对这样缺乏组织的蛮干行为是不赞成的。
郭伯伯不爱唱歌，但他给孔庄小学写了《校歌》和《少年之魂》，校歌歌词大意是“……农家子，粗鲁汉，不学古先贤。五谷既须分，科学要精研，劳动多生产，自给住吃穿。……”《少年之魂》歌词大意是。 “少年之英魂，革命先锋军，悲壮、深沉、造福音。泪血洗尽人间污痕……功烈永存，英魂万春。”歌词新颖、雄壮、奋发。歌谱是同学们最熟悉的《苏武牧羊》和《小麻雀》谱，深沉，奔放，脍炙人口，一时间人人爱唱，全校歌声嘹亮。从而改变学校以往那种沉闷的气氛，激起了同学们的爱国豪情。因此，惹得学校老学究们反感，也引起了国民党对郭老师的注目，当即派来了一个绰号叫张胖子的国民党员，教三民主义课。张胖子学识浅薄，讲课又胡诌，同学们用顺口溜编他的笑话。不久全校闹学潮，就把他轰跑了，从此郭伯伯更被国民党监视上了。放了寒假后，听我父亲说，郭伯伯已离开沛县。
后来郭伯伯到枣庄，以行医为职业，开展地下党的工作，当时经费拮据，连衣食都有困难。1932年冬，他又来到沛县，派丛林同志（他在孔庄小学发展的党员）来我家，父亲给郭伯伯捎去了棉衣和10块银元。他回枣庄后，办起了同春堂药店，以此作掩护开展革命工作。
郭伯伯在沛县期间，在团结争取爱国民主人士对革命的支持上，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我父亲为人正直，长期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不满。经过郭伯伯的教育与熏陶，找到了革命道路，不惜以个人的生命财产来支持革命。他不仅对郭老师的革命工作真诚相助，还千方百计利用本村小学掩护共产党员，如王文连、方登江、尹学渊等等相继在校任教。当国民党和地主武装以武力镇压农民组织时，他又把我家的枪交给共产党和农民组织，进行反抗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郭伯伯领导徐海人民抗日，我父亲积极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共产党员苗宗藩、李剑波的领导下，拿出自己的枪，又动员乡亲们献枪，成立抗日队伍，并任大队长。还利用我家油坊给八路军修造枪枝。1940年我父亲给抗日政府筹粮时，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受尽拷打、火烙、灌汽油等各种酷刑，我父亲至死不屈。他带着满身伤痕出狱后，藏在夏镇养伤，在这期间，我游击队指战员王茂德、张同臣等受伤后，当遭到敌伪军追捕之时，我父亲又置生死于不顾，收留他们养伤，掩护他们脱险。我父亲的革命思想与事绩，就是郭伯伯教育的结果。
时虽久，而事不泯，人已死，而功犹在。敬爱的郭老师，我们时时在怀念你，党和人民在怀念你。今仅以点滴小事，概述我们的感触，以志悼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