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我从武汉到徐州，党的组织关系只带了湖北省青委书记杨学诚给王文彬的介绍信，说找到王就可找到地方关系。杨与王是北平学联时同在党组中负责的。王是丰县人，卢沟桥事变后就回到家乡，开展上层统战和群众工作。殊不知见到王后，才知道他的组织关系尚未转来，好在他同苏鲁豫皖特委书记郭子化已经有了工作联系，也认识在铜山县委负责的郭影秋。我为什么到徐州去呢？1937年11月在泰安时，由于我原是武汉大学的学生，受山东平津流亡同学会和省民先队部的委托，到武汉去募一笔钱和买一批书回山东，准备上山打游击。在武汉时泰安已失守，我只好先到徐州再说。这时王文彬同我一起见到郭子化，我向郭谈到我的情况，并将募到的一笔款子和书籍交他转山东，他要我先在徐州留下，待机再去山东。
当时徐州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是李宗仁，在坚持抗战与国共关系上比较开明，已经成立了一个半官方半群众性的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由李兼任主任委员，下设组织、宣传、战勤3个部，主要负责人都是比较开明的。郭子化以社会名流身份当委员，郭影秋任组织部总干事，掌握组织大权。郭子化是本地区邳县人，20年代初徐州学生运动的领袖，大革命失攻后，以行医、开药铺作掩护，一直在苏鲁边一带坚持党的地下活动。1937年初他到延安，参加苏区党代表会和白区工作会议后，回到徐州。通过地方的上层关系，就以延安回到地方抗战的共产党员身份，同李宗仁交谈过一次，从而取得合法身份和半公开活动的方便。他给我的印象，颇像个中产商人，留有胡子，身穿长袍，言谈温和。他的住处在城内北关的牙税局内，这个地方似是半公开活动场所。1937年12月我在武汉时，平津和各地流亡学生云集于此。武汉青年救国团刚成立不久，已是一个有很大影响的群众团体。这个团体的主要地方基础是“一．二九”运动后的武汉秘密学联，原有成员约400来人，我原是学联的负责人。因此到徐州后，我即同王文彬以及平津同学会、本地的青年积极分子一起酝酿，仿照武汉青年救国团的组织办法，成立第五战区青年救国团。由于苏鲁豫皖特委的支持，总动委会组织部的方便行事，我也见到过李宗仁，很快在2月初就成立了这个团体，成立大会还是在动委会的大礼堂开的。随即苏鲁豫皖边20多个有党组织的县，都成立了分团。这样一个公开合法的青年组织，对地方群众抗战工作的开展自有很大便利。我主编团刊《救国青年》（4开周刊），写过一篇谈战区青年工作特点的文章，当时武汉出版的《战时青年》（由蒋南翔主编）曾予以转载。徐州这时是前方的南北通道，留驻的群众救亡组织和来往战时团体很多，流动的青年学生也很多，青救团一时成为活动的中心。台儿庄战役前后，许多民主人士来此，各大报的记者来采访，动委会举行扩大宣传周，演剧、歌咏、开大会等，有过一段高潮。国民党的特务虽加破坏，也没能起什么作用。
为了解决正式的组织关系，接到全国学联召开代表大会的通知后，王文彬又从丰县来到徐州，同我商量，由我代表五战区青救团等青年组织，去参加大会。于是我于3月间再次来到武汉。开完大会后，长江局组织部开了关系介绍信，并让我带领10多个同志的关系信（多数是党员，有几个是从陕北公学出来的）到徐州，由特委分配工作。我现在记得的只有文立正（原名文立征）、郑琳和乔彬。文立征是我的好友，辅仁大学学生，由我介绍入党的，1945年2月在鲁南牺牲，他的坟墓在滕县烈士陵园。王文彬的组织关系，也由我带上。3月下旬回到徐州，当即到牙税局；向郭子化作了此行的报告。那时的关系介绍信都还是密写的，当时就交给秘书丛林显示原迹。这以后，王文彬即参加特委的工作，我仍暂留在青救团。我继续要求去山东复命。这时于学忠的五十一军等东北军部队，正在五战区作战。东北军中有党的组织，负责人项乃光（后被捕叛变）原是北平西城区区委书记，同王文彬有过组织关系。我到徐州时，为了便子开展工作，我也认识了项，并且同解沛然（解方，常住徐州的于学忠部上校联络官）发生组织联系。在徐州突围之前，东北军曾受命进入山东敌后。项找到壬文彬和我，要求我们组织一支三四十人的进步青年队伍，到东北军做政治工作。这正符合我到山东去的要求。此事即由我负责，物色人选。当时特委的工作重心在准备苏鲁边敌后游击战争。壬文彬要求东北军派一懂军事的干部作交换，于是派出张如到苏鲁豫皖特委做军事工作。
我同郭子化以后再没见过面，但这位“中产商人”的模样，始终留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何等紧张战斗的年月，大家都想直接参加武装斗争，愿意为革命做出自己的一切。1988年在青岛消夏，恰恰同丛林同志在一个小食堂吃饭，过去50年了，相互还认得。在话旧中，当然谈到郭子化老人，才得知他后来遇到的种种不幸和不公平待遇。1990年10月，丛林同志来北京，让我看4月间山东省委《关于撤销对郭子化同志处分为其恢复名誉的通知》，并交我一些有关史料，说徐州党史工委一再要我写一篇关于回忆郭子化的文章。可是，我只能写出上面这么一点有关他当年在徐州活动的背景材料。这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由此也可看到，郭子化当年以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鱼水相容的地方关系，利用徐州特殊有利的形势，老谋深算，掌握时机，以半公开的身份，在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前沿地区，成功地开展了党的各条战线的活动，这是很值得在党史上大书一笔的。
最后我还想借此机会交代一下个人的一种“命运”，回想起来，真是安危相易，生死为邻。当年我同王文彬处得很好，他很愿意和我一起工作下去的，特委似也有此种打算。可是，在徐州突围前夕，东北军又奉命不去山东而突围了。突围后，我辗转回到大后方。谁能料到呢，真是天有不则风云。1939年的“湖西肃托事件”中，王文彬和张如都惨遭杀害。1941年2月，我在延安看到中央《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所列死难烈士的名单，第一名是王文彬，第二名是张如。当时他们分别任湖西区党委的统战部长、军事部长。看到丛林同志交给我的材料，才知道郭子化是七大代表，他到延安后为湖西冤案向中央作了详细汇报，才产生了中央的决定。我在延安抢救运动被审查时，关于在徐州一段的工作以及同王文彬的关系，组织上从来没有问过，想必同郭子化就在延安有关。丛林同志留下的他当年在徐州接受组织关系的名单中，有陕北公学的樊步霄、白坚、卢石流、于公等同志，都是在“湖西肃托事件"中被杀害的，他们可能都是那次同我一起坐铁罐车，从武汉到徐州向特委转关系的同志吧。
1991年1月20日
（作者：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