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化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5年了，然而，对他的思念和敬慕之情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而他对我影响最深的还是在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工作时期。
（一）
记得那是在1932年夏，他在河南永城暴动失败后，上级党组织派他到鲁南恢复党的工作。时值中共山东省委3次遭到大破坏，枣庄矿区党组织领导的罢工斗争又遭到敌人的残酷镇压，鲁南地区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派展书堂部的杨传森团驻扎枣庄，配合地方军警、矿警武装实行全矿区戒严。不准群众集会，连二三人在一起聚谈也会作为政治嫌疑被跟踪。为了恢复鲁南党组织，山东省委和徐州特委曾多次派人到枣庄，皆因白色恐怖严重而无法立足。郭子化受命于危难之时，凭他多年来地下斗争的丰富经验，有决心完成党组织交给他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他化名为庞沛霖，挑着药箱，步行来到枣庄矿区，开始了鲁南党组织恢复和发展工作。我是1933年春调到他身边工作的。1935年2月，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成立时，子化同志任特委书记，我是特委秘书，1936年12月改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委。在共同的地下斗争中，我们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不少革命斗争经验和斗争策略，他是一名非凡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那不同一般的领导艺术和组织才干在苏鲁豫皖四省边区得到了充分发挥。当时我党正处在一个非常困难时期，由于立三、王明两次“左”倾路线，致使我党遭受到严重破坏，苏区损失了95%，白区损失几乎100%。敌占区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叛徒、特务、军警林立，到处设下陷井和诱饵。子化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潜入枣庄矿区，以行医为职业掩护，密切联系和依靠群众，很快在枣庄站稳脚跟，恢复并发展壮大党的组织。他到枣庄仅两个多月，便在矿工中发展了一批党员，恢复了矿区党支部，不久又建立了矿区党委。而后，他以枣庄为依托，逐步往外扩大，先后建立了峄县县委、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到1938年上半年，特委辖20几个县，有党员1232人。
子化同志领导下的党组织，之所以能在逆境中得到发展壮大，这和他多年来的地下革命斗争经验和斗争艺术是分不开的。他接受了“左”倾错误的教训，强调革命者要有职业掩护，反对“四不象”。他常常对我们说，干革命要“里红外灰”，表面上装作不关心政治的生意人，这样才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和怀疑，做到靠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在他的指导下，特委的同志各人选择一项便于活动与联络的职业做掩护，积极开展地下革命斗争。子化同志首先在枣庄街上开了个中药铺，通过给群众看病广泛接触群众。他常常对一些生活有困难的群众实行免费就医，而对一些有钱的大户就诊，却将药费提得很高，用子化同志的话来说，这叫“穷汉吃药，富汉还钱”，这些大户的钱，也是穷苦人民用血汗换来的。因而，小药铺开张后，深受广大民众的欢迎，枣庄街上的群众合伙给子化的小药铺送去一块刻有“同春堂”3个大字的匾额。这些足以看出子化同志当时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特委其他同志的职业是五花八门，有的卷纸烟卖，有的卖青菜，有的卖油条和小百货，他们挑担走村串巷，以此联络党员和群众，开展党的工作。为了职业掩护，子化同志还花了20几块大洋让我和郭致远同志报考上海东亚医学院函授班，取得毕业文凭后，又将我和郭致远、李韶九、陶洪瀛等同志派往峄、滕、费等县开设中药铺，分别取名为天德堂、元德堂、广德堂和乾德堂。子化同志还将枣庄广仁医院院长褚雅青发展为中共党员，该院也成为我党的一个地下联络点。为了实现全行业性的职业掩护，我党又让邱焕文、李微冬同志成立中西药品运销合作社，让李韶九同志成立华美商社，后又联合枣庄70余家医院、药店，成立了枣庄药业公会，推举李韶九同志为会长。这样，整个枣庄的医药界便掌握在我党手里，对于鲁南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子化同志把鲁南党的发展工作渗透到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在矿区、农村、城镇，在医药界、教育界、商界、政界、军界都有我们的同志。连枣庄警察局和枣庄驻军杨传森团都有我党地下党员或党组织，该团机枪连有6挺机枪，其中4挺控制在我地下党员手中。他们不断向我党提供情报，子化同志通过这些内线掌握了敌人的情况。所以，当时有人说；“庞先生不仅能看病人的病，还能看社会的病。”
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能发展壮大起来，这和子化同志积极而又审慎的工作是分不开的。他常说； “恢复和发展工作要积极，但更要谨慎，尤其是老区。”他认为老区比新区复杂的多，也困难的多，因为党组织被破坏以后，有的党员成了叛徒，当了特务，充当敌人的诱饵和帮凶，工作稍有不慎，就可能给党组织造成严重损失。因此，对上，对下，每一步工作，他都保持高度警惕。徐州特委书记冷启英被捕后，从狱中托人给予化捎来一张纸条，说他患了“重病”，但“不传染”，请他们放心。对此，子化同志还是做好一切应变的准备，后来通过内线了解到冷确实没有叛变，才又恢复正常工作。
还有一次，子化的胞弟郭致远从老家邳县来找他，因致远自古邳暴动失败后就逃离家乡，对他以后的情况子化并不清楚，为了慎重行事，见面后，子化同志佯装不相识，只说了声“先生请座”就走开了。后来，通过了解郭致远找子化是来参加革命工作的，这时，兄弟才开始正式相见。
对于老区的党组织的恢复工作，子化同志更为慎重。对于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员，子化同志从不冒然接触，而采取逐个秘密接触，多方面了解，确实弄清该同志失去关系后仍在积极我党，没有自首行为，而后子化同志才正式与其接触，恢复其党的组织关系。如沛县党组织被破坏以后，有的党员叛变，有的自首，有的逃离家乡。为了了解沛县党组织的情况，子化同志多次派我回沛县。在我临去沛县之前，他反复交代：“枣庄是党的秘密机构，不要轻易带人来枣庄，待你了解清楚后，先来枣庄汇报情况，而后再商定。”我于1934年冬到沛县，在那里见到丛衍瑞同志，他自沛县党组织被破坏以后，便逃离家乡，先后到海州、江西等地找党，后因没有联系上而又潜回沛县。我因事先对他的情况有所了解，所以这次一见如故，分别叙述了别后之情，只是没有谈到子化的情况。我回到枣庄后，向子化同志汇报了丛衍瑞的情况，子化同志认为可靠，而后，又让我通知丛衍瑞来枣庄汇报情况。接着，通过丛衍瑞又与张光中联系上，先后恢复了他们的组织关系。特委成立时，他们分别担任特委的组织和宣传委员。
积极与审慎是对立的统一，子化同志处理这一辩证关系恰列好处，才使即将被敌人扑灭了的革命火种再度燃烧起来，在苏鲁豫皖四省边区形成燎原之势。
（二）
我在特委工作期间，不仅对他的组织能力和领导才干十分钦佩，使我更加敬仰的是他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徐州特委被破坏后，郭子化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这使子化同志的工作更加艰巨和复杂，一面要承担起鲁南、徐州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一面要积极寻找上级党组织。严峻而又复杂的形势考验着他，正是由于他有一颗对党无限忠诚的心，经受住这场考验。他为了找党，先后与上海、北平等地联系，但都未能联系上，后来与他的同乡、邳县早期党员宋绮云取得联系。宋在西安杨虎城部做地下工作，公开身份是杨虎城的秘书兼《西北文化日报》社社长。于是，他便派地下党员郭日高去西安找宋绮云同志，因为经费困难，郭日高一路上乞讨步行去西安，终于和宋绮云取得联系。1935年10月，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简称“西北特支,）在西安成立，谢华同志任书记，徐彬如、李木庵、宋绮云、童陆生等为委员。西北特支负责人通知郭子化去西安汇报工作。子化同志于1935年冬去西安，自此，子化同志领导的中共苏鲁豫皖临时特委便与上级党组织接上关系，并在西北特支领导下开展工作。子化同志临离开西安时，宋绮云夫妇还送子化同志棉衣、棉被和一部分活动经费。
就在子化同志回到枣庄不久，“夏镇事件”发生了。1936年春，江苏沛县夏镇（今属山东微山县）党的联络员姜友吉叛变，对我党组织造成严重威胁。为了组织安全，特委研究决定坚决迅速除掉这个叛徒，即派特委委员张光中、特委武装队长肖平担任起锄奸任务。时值4月8日夏镇庙会，肖平率4名武装队员趁姜友吉出来赶会之机将其击毙。
这件事对敌人震动很大，共产党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而且是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行事，使敌人感到吃惊，觉得有一股力量在威胁着他们。国民党徐州特务室主任庄世荣和特务头子傅谦之来沛县，坐阵侦破我地下觉活动情况，在沛县疯狂进行大逮捕。苗宗藩、郭影秋等一批地下党员被捕入狱。不久，敌人又将魔爪伸向枣庄，叛徒朱大同带着几个特务在同春堂发现了郭子化。既然遇上了，子化同志佯作不知他的身份，机智地与他周旋。他对朱大同说，自永城暴动失败后，不再参与政治活动了，便来枣庄行医谋生。尽管如此，子化同志还是被捕送到徐州。
朱大同与子化同志都参加过永城暴动，但对暴动失败后子化同志的情况并不了解，找不到他与“夏镇事件”有任何联系。对于子化同志被捕，特委十分着急，连夜召开会议，研究营救措施，一面派李韶九同志以枣庄70家药业公会会长名义出面担保，证明“庞先生”确实是“安分守已、奉公守法、一心行医的好人”，同时花钱让特务桑春田从中疏通，另一方面李微冬同志以枣庄商界代表身份向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控告徐州特务扰乱枣庄医药界正常营业，侵犯人权行为，利用反动派的内部矛盾，给徐州方面施加压力。通过内外夹攻，徐州特务室在无任何证据情况下，不得不准予保释。当天下午，子化同志便同李韶九回到枣庄。
子化同志回到枣庄后，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特委机关立即转移到费县高桥镇。
“枣庄事件”后，根据特委决定，子化同志和我到济南以南的张夏车站东八里的周家庵，住在周宗勤家中暂蔽，然后，派我去西安向西北特支汇报“枣庄事件”的经过及特委转移后的工作部署。我是7月中旬去西安向西北特支负责人谢华、徐彬如、宋绮云同志作了汇报。后因事归来逾期，子化同志对此非常焦急和担心，他在《周家庵望信使未归》一诗中写道：
西峰弓月映新辉，万里晴空星尚微，绿树含烟村外起，红霞送鸟岭头归。黄昏望断人踪杳，清夜追寻我梦飞，一着攸关全局势，百年伟业正相依。
这首诗充分表达了作者对革命战友的关心和对党的忠诚。“西安事变”后，中央决定撤销西北特支，成立陕西省委，原特支负责人谢华、徐彬如参加省委领导。中共苏鲁豫皖临时特委的组织关系由西北特支转交到陕西省委。但陕西省委认为，特委与陕西省委相距较远，不便领导，便向中央反映，接着，又通知郭子化去延安汇报工作。子化同志听到这一消息后，高兴的一夜没有合眼，这天夜里，话也多了起来，他一面向我交代工作，一面向我介绍中国革命的心脏——延安。他说，这是他久已向往的地方，那里象征着光明，象征着中国革命的希望。第二天天不亮，他便动身去延安。
在延安，子化同志向中央组织部负责同志汇报了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委的情况，中央充分肯定了特委的工作，正式批准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归河南省委领导。并决定子化同志留延安参加苏区代表大会和白区工作会议。当他从延安回来后，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了。
（三）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兄弟阋于墙共御外侮”的主张，呼吁全国各阶层，各党派，各军队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定了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1937年8月，中共中央又召开了洛川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对于中央的每一重要文件、重要决策，子化同志都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为贯彻中央洛川会议精神，子化同志在萧县黄口召开特委扩大会议，明确指出特委今后的中心任务是t普遍发动民众，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和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
国民党第五战区官邸设在徐州，为了和第五战区开展统战工作，河南省委决定，将特委机关由鲁南山区迁至徐州。子化同志还以延安回乡参加抗日的中共党员身份拜会李宗仁。子化同志反复阐述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他侃侃而谈，言之成理，很受李宗仁称赞。会谈很成功，李宗仁表示。拥护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允许我党在徐州公开设立办事机构，聘子化同志为第五战区总动员委员会委员。自此，在第五战区党内党外统称他郭委员。
子化同志在徐州一带关系很多，很快便和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杨，第五战区总动员委员会秘书长刘汉川，临沂专员张里元，以及丰县县长董王珏、沛县县长冯子固、萧县县长王紫石、铜山县长曹寅甫、砀山县长窦雪岩、宿迁县长黄楚白等国民党第五战区内上层人物建立了统战关系。这些国民党军政要员，在我党统一战线的影响和子化同志的努力工作、积极争取下，使他们在抗战初期，由犹豫、彷徨而走向团结抗日的道路。
在做上层统战工作的同时，子化同志尤其重视发动民众工作，实行全民族抗战。根据特委研究决定，通过统战关系，中共铜山县县委书记郭影秋同志进入总动委会组织部，担任织组部总干事。组织部是总动委会的核心机构，各县动委会的成立和干部任免都要报请组织部批准。当时组织部的部长，副部长皆是挂名兼职，组织部的日常工作皆由总千事负责处理。为了配合郭影秋同志的工作，子化同志又选调中共党员唐秉光，徐致雨、邹育才到组织部工作，分别担任青年千事和职工千事，总动委会组织部基本上掌握在我党手里。
总动委会成立不久，各县动委会也相继成立。我们便用总动委会组织部的名义往各县选派干部，担任县动委会指导员。如丰县的陈筹、沛县的苗宗藩、萧县的丁毅忱、邳县的栗培元、宿县的郭子豪、砀山的尹易生、宿迁的于化琪、睢宁的吴季讷、永城的刘屏江、铜山的万众一、临沂的丁梦荪，以及烈山煤矿的张云榭、枣庄矿的张福林等。根据第五战区总动委会组织条例规定：各县动委会主任由各县县长兼任，各县动委会指导员任副主任，负责处理动委会的日常工作。我党便以动委会的名义组织发动民众抗日。各县先后成立了青年抗日救国团、职工抗日联合会、妇女抗日联合会、农民抗日救国会以及儿童团、姊妹团等等。至1938年初，特委所属范围内的各民众抗日团体有1518个，约36万余人。他们为支援台儿庄战役和坚持苏鲁豫皖边区抗战做出了贡献。
（四）
子化同志从暴动失败中认识到建立强大的革命武装的重要。所以，从他到枣庄开展党的工作开始，便注意抓武装。特委刚成立时，便同时组织一支武装队，肖平任队长，当时主要任务是保卫特委组织，惩治叛徒、特务。
1938年3月，河南省委派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和王海山等同志来特委布置检查工作，住在徐州大金台旅馆。子化同志和我一起去见彭雪枫同志。彭传达了河南省委指示，要求特委根据中央洛川会议精神，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彭雪枫送给特委两部电台，派来译报员小戴等人。子化同志遂派王海山同志将电台送交沛县等抗日武装使用。
彭雪枫同志离开徐州后，子化同志遂根据省委指示，在各县组建人民抗日武装，举办抗日训练班。子化同志不仅注意培养同志们的军事素质，而且注意培养他们的政治素质。在训练班里不仅能学到军事知识，掌握杀敌本领，而且让大家认清形势，增强民族意识，树立抗战到底的信心。我们感到的最大困难是武器装备和经费的不足，因为我们的抗日武装和训练班皆是民办的，经费全靠民众自筹。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争取合法化，子化同志偕同特委委员张光中一起会见徐州专员兼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杨，提出建立一支“人民抗日义勇军”，要求拨一个番号给我们。李明杨问子化同志。 “你们有多少人? ”子化同志说： “有200多条枪，500余人。”李说： “仅几百人还叫什么义勇军，就叫义勇队吧”。在他看来， “一军之众”目标太大， “一队之众”或许不会有多大影响，这样，既不得罪共产党，对上也好交待。而子化同志认为“队亦无大小”，这并不能限制我们武装力量的发展。就这样，子化同志从李明杨那里领来了“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的番号和2000元大洋的组建费。从此，我们的武装得到国民党第五战区的承认，成为在苏鲁豫皖边区我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抗日武装。
台儿庄战役期间，子化同志指示各县义勇队和群众抗日团体积极配合台儿庄战役。在我党的领导下，组织起宣传队、担架队、卫生队和运输队开赴前线，担负起支前重担。中共党员栗培元，以县动委会的名义，把全县1万多辆牛马车集中在陇海铁路运河镇车站，负责给我作战部队运送给养、弹药和抢救伤员。他们虽然不是拿枪参战的战士，但他们和战士们同样勇敢，冒着枪林弹雨，不问白天黑夜、前仆后继地参加支前工作和救援工作。尤其是特委领导下的人民抗日义勇队，积极配合“台儿庄战役”，开展游击战、破袭战，主动出击袭扰日军。沛县人民抗日义勇队，在中共党员张光中、谢文秀的率领下，曾三次袭击临城日军，三战三捷，将缴获的战利品在沛县宋庄举行展览，大大鼓舞了军民的抗日士气。滕县人民义勇队，在中共党员王见新、于公的率领下，在官桥、井亭一带多次伏击、袭扰日军的机动部队，毙伤日军多人，并炸毁滕县城南北津浦线上两座大桥，致使津浦路一度中断。峄县人民抗日义勇队，在中共党员朱道南、刘景镇率领下，在临枣铁路、公路上多次伏击日军，击毙日军10余人，缴获战马3匹。这些人民抗日武装和群众抗日团体积极参战，体现了子化同志积极贯彻毛泽东同志人民战争的思想，他们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徐州沦陷前夕，子化同志率特委机关迁回鲁南山区，坚持敌后抗日。1938年5月下旬，子化同志在峄（县），滕（县）边的老古泉召开特委军事会议，将沛、滕、峄三县的人民抗日义勇队合编为“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特委委员张光中为总队长，鲁南中心县委书记何一萍为政治委员，王见新任政治部主任，韩文一任参谋长。6月，子化同志又将微山湖以西的丰、沛、萧，砀（山）、鱼（台）、铜（山）等县的人民抗日义勇队合编为“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第二总队” (亦称湖西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李贞乾任总队长，王文彬为政治委员，郭影秋任政治部主任，张如任参谋长。这两支抗日武装先后发展到30几个大队，约七八千人。他们以微山湖为依托，常常神出鬼没地袭击日伪军，扰得敌人惶惶不可终日。为建立鲁南、苏皖、苏鲁豫三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38年8月，中央决定，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划归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领导，子化同志调任省委统战部长。此后，我们的接触就少了，但子化同志在特委的杰出工作和他的功绩，却使我永远不能忘记。
（作者：原福州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