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党鞠躬尽瘁的郭子化同志，默默地永辞于世已有十几年之久，使我深为遗憾而无法弥补的是：他去世竟那么突然。事前我实指望“文革”所造成同志间难于来往的局面早日结束，一旦环境许可，我将尽快地去看望他老人家，仍像过去一样，畅所欲言地重温促膝谈心之乐，可以想像到，彼此在“文革”期间都受到了无情冲击，遗留下一些想不通，相见之后，必会互诉衷情，互相安慰，互相鼓励，那是何等的亲切可贵啊l可惜这点愿望，却由于他逝世的噩耗传来，永远成了泡影l当我充满着悲痛的心情，参加他的追悼会时，本想向其爱人黄大姐了解子化同志永别前的情景，可是见她已哭泣的语不成声。后来为了不再触及令她伤心的事，我只好将对战友的情谊隐寓在忆念中。特别对他生前为党的事业，那种赤心耿耿，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品质，对待同志洋溢着阶级友爱的诚恳态度，时常在我思想深处萦绕不息。
对统战工作喜获锐利的思想武器
1939年初，我在鲁南沂水王庄认识了郭子化同志，他当时任山东分局统战部长，我在山东纵队担任军队方面的统战工作，有时被人开玩笑称之为“文武统战的外交官”，他经常与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和鲁南国民党专员张里元，以及各党各派的上层人物打交道，我的联络对象是国民党鲁苏战区司令于学忠及其属下的高级指挥官，还有其他派系的友军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我对年长的郭予化同志自然是很尊敬的，协同开展工作，经常在一起开会，多次聆听他的高见，颇受启发。不久罗荣桓同志从鲁西到了鲁南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指挥部的驻地王庄，向高级干部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内容，其中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对王明所代表的片面强调抗日统一战线高于一切，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有所批判．据实据理地反复指出：为有利于坚持抗日，我党我军在统战中必须明确，保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反对退让迁就的尾巴主义。郭子化同志对此不仅热烈拥护，并兴奋地认为这一精神是重要的思想武器，应认真加以贯彻，并应认真检查我们在山东的统战实践，纠正对国民党顽固派存有不够理直气壮的倾向。在热烈讨论六中全会决议刚刚结束之后，淄河流域发生了太和事件，我山东纵队三支队到鲁南学习的干部大队及其护送连队，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势力的包围、袭击和屠杀，造成了重大惨案。罗荣桓同志在群众声讨大会上愤慨激昂地指出。太和惨案决不是偶然孤立的事件，这是国民党顽固派蓄谋的倒行逆施，是反共反人民有计划的阴谋行动，是它对抗日倒退和破坏的罪恶行径!必须给予应有的惩罚l郭子化同志在会后认为罗政委这番讲话，对干部和群众都是极为重要的形势教育，也是今后的行动指南，应趁热打铁，抓紧在党内外开展学习，提高认识，为反击顽固派的进攻做好思想准备。他并对过去不利于巩固、扩大统战的说法做了清醒的回顾，且颇有感慨。
1939年6、7月份鲁南在日军首次大“扫荡”期间，徐向前同志和朱瑞同志奉中央军委之命来到了鲁南，任务是组成八路军第一纵队，指挥一一五师在鲁部队和山东纵队。徐任司令员，朱任政委，他们两位首长对统战工作极为重视，加之徐向前同志在友军心目中的威望非常高，不少人谈起来极为敬佩!山东的统战形势，对国民党顽固派大为不利。朱瑞同志曾在干部会上又专门就统战中的反磨擦问题作了极为深刻的报告，理论联系实际地总结了统战工作的经验教训。强调在统战中必须贯彻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要适当打击顽固派的气焰，才有利于巩固统战。郭子化同志听了朱政委的报告很受教育，他说：使我们的眼睛明亮了，思想更为开阔了，也增强了今后从事统战工作的信心l他又同我谈到山东抗日根据地，在建立政权问题上缩手缩脚，说穿了是怕得罪国民党顽固派，有人还提出同国民党共同创建根据地，是在坚持独立自主的问题上表现出不理直气壮，是向顽固派迁就讨好的表现。我认为他很有见地，甚表赞同。
我同郭子化同志在这段的共事中初步了解到他在统战政策思想上的发展，我也逐渐感到他在辨别是非上，是很敏锐的，且具有服从真理勇往直前的胆略。记得当李澄之等人提出拟组织抗协时，郭子化同志经考虑，认为统战不宜只集中于同国民党当权派打交道，理应扩大范围以利于孤立国民党顽固派，迫使其顺从抗日的要求，所以他毅然决然地主张，应给李澄之等人的设想以积极的支持和热心的赞助。他认为山东敌后的国民党左派和一些民主人士如能组织起来发挥其正义感，不仅增强了抗战的力量，而国民党顽固派欺骗群众就更加困难了。由于山东分局领导人的重视，山东抗协在日军“扫荡”鲁南的尾声中即宣告成立，并开始发挥其抗日救国的积极作用，这与郭子化同志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在奔赴延安长途中的反思
1939年秋末，山东去延安参加七大的部份代表从沂水的马牧池地区整装出发，郭子化和我都是其中的成员，彼此的接触自然更多了，对山东某些工作问题的探讨也逐步有所深入，大家都认为在长途行军中，是一个交流意见、总结工作经验的好机会，郭子化同志对此特别热心。
当我们到达郭子化同志当年工作过的湖西地区，他闷在肚子里的感情按奈不住了，他要进一步弄清湖西“肃托”的真相。当他得知许多革命同志无辜惨遭杀害时，先是怒火万丈，大发雷霆，继而痛哭流涕，悲愤万分。他要求组织为蒙冤干部从速平反，为无辜受害者从速办理善后工作。当他看到罗荣桓同志受中央委托亲临湖西现场，处理该地区的问题，果断采取了正确措施，明确指出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和教训。对冤枉者一律迅速落实政策，并采取一切方式安定党内外人心，郭子化同志被罗荣桓同志的英明果断的处理十分敬佩。这反映出郭子化同志对革命同志的情谊和对革命事业的责任感。
后来，我们到达了太行山，即八路军前线指挥部和华北局所在地。此时接中央指示：暂且就地学习，不急于到延安。于是先后由朱总司令、彭老总、华北局书记杨尚昆同志给作政治报告，并就近在华北局党校学习。郭子化同志对如此安排极为称心，他如饥似渴地埋头学习，他认为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补充精神食粮，提高理论水平，以便更好地总结山东抗战经验，是非常必要的。当听了许多报告和讲课之后，他颇有感触地说：对国际形势，对全国抗战中的复杂斗争，大大地开阔了视野，可以认识到过去所不了解的一些问题。
1940年春，为打退国民党顽固派所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我八路军总部组织了反击朱怀冰、庞炳勋等顽固派的挑衅，我军获得胜利对国民党顽固派给了一顿很有效的教训，郭子化同志颇为振奋，再三再四地说。这一反击行动给我们树立了榜样，经验证明，统战如果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对抗战前途是绝对不利的。1940年夏初，中央指示我们可转赴晋察冀根据地，做一段学习考察，看情况再决定下一步行动，对此郭子化同志抱着很高的热情，认为这又是一次难得的好机会，可以他山之玉作为借鉴，对照山东的工作取长补短。所以他到达晋察冀根据地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对许多方面的突出成就和经验对照山东的工作情况，加以琢磨，找出差距所在。他常提起井底之蛙见天的比喻，他肯定人家的许多工作走到了前面，给我们做了向导，群众的发动，政权的建设，生产的组织以及党政军民的协作，都是比较健全的，而且各项政策法令的贯彻，有条不紊，能做到家喻户晓，不愧有模范根据地之称。他强调，这些都很值得我们学习和深思，并告诫周围同志切不可抱残守缺，自以为是，尤不可花言巧语，文过饰非，自吹本地区处处比人家高一筹，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应是我们革命战士的本色。郭子化同志的这些认识博得不少同志的赞赏。
从沿途的交谈中，我逐步了解到郭子化同志长期做地下工作，以他医学的专长取信于群众，以行医的职业为掩护做党的秘密工作。屡受挫折，辗转于苏、鲁各地，根子愈扎愈深，所以他在鲁南、苏北、湖西地区，颇有声望，不少重要干部是在他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由于他长期从事于地下工作，且吃过陈独秀一味迁就资产阶级那种右的苦头，也吃过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那种“左”的苦头。他深知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重要性，懂得中国社会的特点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具有切实朴素的作风。他从感情深处反对夸夸其谈，哗众取宠的恶习，极力反对靠要嘴皮子、看着领导人的脸色办事的干部，力主发扬艰苦创业“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优良传统。
窑洞里学习的变迁
山东这批干部在百团大战前夕，奉命由晋察冀直达延安，但由于七大的推迟召开，抵延安后都被安排去学习。郭子化和我同去马列学院，当时大家为能得到这样的一个安定环境，住窑洞、吃小米，学习马列主义，讨论天下大事，颇感愉快，且有革命战士的自豪感。郭子化同志虽较年长，也同年青人一起睡通铺，每天在院子里吃露天的大锅饭。他且常说，共产党人能艰苦奋斗，是战胜敌人的一大本领，真是乐在其中。他学习勤奋，堪称表率。但是由于当时延安学风受到王明教条主义的影响， “言必称希腊”的风气甚浓，死啃大本的马列主义原著，课堂上旁征博引的夸夸其谈，开讨沦会常围绕抽象的概念争辩不休。郭子化同志对这种不联系实际的学习渐渐地感到别扭，他一向不习惯空对空的大发议论，因而在讨论中他常沉默不语，有时他直率地说：这种学习方法并不符合对症下药的要求，不解决问题。他这种见解，对有做实际工作经验灼同志听来立即引来共鸣；但没有引起有关领导的应有重视，甚至以“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来搪塞。郭子化同志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这种空泛而沉闷的学习感到有些厌烦不安了，他试图摸索自己的学习路子，于是寻找自己急需读的书，走访各地到延安的同志交流经验，加之有越来越多的人找他看病，甚至包括中央的某些负责同志也约他出诊，他有了更多的丰富自己的学习机会和途径。他在探索着前进。
毛主席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强调学习要“有的放矢”，旨在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理论联系实际，要调查研究，要从近百年历史中吸取教训。中央基于这一指导思想先后发出了“增强党性决定”等文件，一直到毛主席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使郭子化同志为之兴奋不已，如鱼得水！人显得年青了，在学习中的发言活跃了，理解文件联系实际，充满着求知的朝气，并显示出他经验的丰富。且由于中央让七大代表集中研究党各个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而后就本地区的工作进行集思广益的讨论，他的发言就更多了，尤其对山东的工作提出了很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他对同志的相处也更热情了，更密切了。他对同志们的健康主动地帮助治疗，记得他对长期患病孙志谦同志（原湖西区党委组织科长）关怀备至，认真看病，小心护理，直至病愈。有一回，在延安学习的郓城的县委书记梁纫千同志夜得急症，不幸在当夜逝世。为此，使他感到莫大遗憾！先是埋怨有关同志，为什么不马上将他召呼来抢救，随又无过自责。为此事他极为悲痛，在开追悼会时，他亲笔写了鞔联，我记得是： “梁山争战地，不复见君还！”以示对梁仞千同志的哀悼和对抗战事业的联想。由此可见郭子化同志当时的思想感情境界之高尚。
回山东任劳任怨
党的七大开过不久，日本战败投降，原山东在延安的干部大部奉命转去东北，只有少数人陆续回到了山东。郭子化同志是其中之一，他最后离开延安，中央指定他担任华东局委员。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少奇同志对今后山东工作的开展，当面做了较深入的指示。他肩负重担，回山东后，不是下车伊始，而是重视调查研究。他并不满足于过去已有的经验，而是找一些同志重新作调查研究，山东的老同志对他都比较熟悉，有些情况也愿意向他反映。可以说，对他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使他深知山东的新环境、新情况今非昔比，他认为工作也应该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制定出新的工作方针和政策。当时我正在青岛，以山东解放区省救济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同联合国救济总署鲁青分署打交道。有一次回到临沂，郭子化同志偕程照轩同志很快到我住处畅叙自延安别后的经历，尤其谈到来山东后的见闻和观感，他很有兴趣地听，且提问很多，从下午一直谈到深夜方罢。我意识到他用心的了解情况，研究面对的问题，已具有非同寻常的紧迫感。
由于他对山东干部熟悉，易于听到一些真心话，这自然对华东局了解下情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针对某些干部思想状态的闭塞或偏颇，也适当的做了些启发。对华东局在山东上下关系的团结方面，也有别人无法代替的作用和贡献。他在华东局工作的那几年，山东正处于艰苦斗争的环境，先后进行土改，三查三整，又要承担起粉碎国民党军在美帝支持下重点进攻华东解放区的历史任务，而饶漱石又偏偏借题发挥，为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用心，在党内展开搬石头运动，竟随心所欲的加以扩大化，打一批，拉一批，这就使郭子化同志的处境陷于左右为难之中。记得饶漱石曾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做煽动性的报告，放肆地胡说：山东党像厕所一样，臭气冲天，当他一进入山东就感到难于忍受。山东广大干部对这种说法，当然大为不满，这不符合实际，显然认为是凶兆。我和一些同志曾向郭子化同志发牢骚，认为饶系华东局主要领导人，对山东党竟如此诽谤，打击面太大了，实令人忧虑。郭子化同志既不随声附和的抱自由主义态度，也不便歪曲事实替饶加以辩护，而是诚恳地要大家冷静，要从有利于党的事业考虑，相信不符合实际的任何说法，都会被历史所否定。我理解他的用心是良苦的，他的处境是困难的，只能凭党性办事，期能委曲求全，有利于团结。
后来，果然应验了郭子化同志的说法，当我军在淮海战役取得全胜之后，他告诉我陈毅同志在干部会上有段很感人的讲话，大意是说。在淮海战役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我二野三野遵循毛主席的战略方针打出来的！也是山东几十万民夫用小车推出来的，用扁担挑出来的，这些民夫推着细粮，冒着枪林弹雨上前线送，他们吃的却是怀里揣的粗粮饼子，大蒜头，而无怨言，且自觉地不动用其所运的细粮。有的民夫挑的弹药和北海钞票，在战火中勇往直前，尽心保护钞票和弹药的安全而不开小差，像这样高尚品格的群众，实在罕见。难道不是在山东党长期教育下才有了这样的觉悟吗!?有人说山东党糟糕的一无是处，是绝对不符合事实的。郭子化同志说，据知干部们听后做为喜讯盛传，说陈老总主持公道，大家高呼共产党万岁!郭子化同志兴高彩烈地说．陈老总的话是以铁的事实为依据，对一种信口开河的说法不攻自破了。同志们也就不必为过去听到的刺耳之词再耿耿于怀了。
郭子化同志对党的忠诚，在华东局所起的承上启下的作用，自然不会为所有的人为之敬重，甚之难免遭到少数人的猜忌。他抱着忍辱负重，以顾全大局的精神要求自己。在50年代初期，他被调离了山东，在干部中也曾引起一阵波动。
致力于人民卫生事业
1954年，郭子化同志被调离山东到中央卫生部工作。据医务界知情人说，他不但对中医有研究，有特长，对整个卫生医疗工作的政策和开展，也很有见地。这期间，我在国外从事于外交工作，每次回国总是要去看看这位长者，他曾热情地组织几位权威大夫为我检查健康，有时他亲自写处方，并强调在国外治病有许多不便，趁回国的机会，在健康上理应做必要的调整，可见他对驻外人员的保健是很重视的，这对我也是一个精神鼓励。
在我们多次漫长的谈心中，他一再谈到他将在有生之年，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社会主义的卫生事业，期望能在方针政策上结合实际情况有所深究，尽量贡献自己的所能，在业务上将根据自己对中医所具有的知识，密切联系实际情况和需要进行研究，期能对中医有所振兴，并在中西医结合上有所发展。他谈起来滔滔不绝，最后的结语是“老当益壮”，对党的事业应全力以赴，有所作为。据卫生部其他领导同志告我，郭子化同志对发展中医领域内的建设兢兢业业，成就卓著，对中西医结合也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所以医务界很尊重他。
他在卫生部工作期间，中国的医学随着我国外交的开展，同不少国家建立了医学交流和医学界的友好往来。印尼总统苏加诺患肾结石症，为避免开刀的手术，特请我国派了中西医结合的医疗组为他治病。当时我正担任驻印尼大使，对此情况比较了解，苏加诺的病，经中西医结合的多方治疗不仅随小便排了肾结石，而且恢复了肾功能，这不但在印尼使中国的医学，有了很好的声誉，且使国际上有关的权威医生也为之惊讶，称之为奇迹!从这时起，随着外交关系的发展，我国陆续地派了医疗队到非洲一些友好国家为病人服务，还有些华侨来国内学习了针灸等技术，从事于医疗业务。中国医学在国际上声誉逐渐增高，大大促进了与各国友好关系的发展，这种良好形势的出现，其中也包含着郭子化同志的心血和操劳。
现在我国正在朝气蓬勃地进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更觉得郭子化同志为革命事业那种坚韧不拔的劲头之可贵l当我每次回忆到他，不仅仿佛又看到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和蔼可亲，而且更多的是他坚持原则，当仁不让的精神萦绕在我的脑际，给我增添了在前进中的力量和勇气!
（作者：原中央文化部副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