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子化同志是在1938年，到今天整整50年了。由于是他带着我在徐州沦陷时转入鲁南敌后战场，并且分配我在敌后的工作岗位的，所以，他在这段时间的有些情况，虽经时流的冲淡，仍然记得一些。自然，我当时只是个一般干部，又不在他身边工作，我只能记起一些小事。但是，从这些小事中，也可以见到子化同志的革命家的高尚品德和令人尊敬的领导风度。
1938年2月以后，我在第五战区总动员委员会和青年救国团工作。这时的徐州是抗日战争津浦前线上的军事重镇，群众抗日情绪高涨。统一战线局面也很好，共产党员已经可以自由活动了，许多抗战救亡团体的代表云集徐州，人家都在忙于宣传动员，组织群众，支援前线，布置敌后游击战争。人们谈论形势当然常常提到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可是，另有一人的名字也是人们常提的，那就是——郭子化。
子化同志是李宗仁邀请的第五战区总动员委员会委员，是以-地方名流”身份参加的委员。可是，人们也都知道他是徐州地区共产党的代表，是负责上层统战工作的。由于他公开以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出现，使人具体地感到了统一战线的存在，感到了抗战前途的光明。进步青年以及民主人士在谈到他时都带着尊敬的语气。常听到有人说“我某日见过郭子化先生……”或“听说子化同志的意见是……”。由于他是在徐州唯一公开的共产党员，更为人们所注意。但是他很少在公开场合上出面，人们很不容易看到他。
我入党以后，才知道他是党的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书记，动委会和青救团里的党员都是在特委领导之下的。他不仅肩负着对李宗仁、刘汉川、李明杨等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而且领导着徐州周围各地党的工作、群众工作、建立抗日武装的工作，这使我对他更加敬佩。可是，直到跟随他离开徐州时，才第一次和他见面。
徐州沦陷前夕，青救团总团部开过一次紧急会议，决定总团部向西南撤退，只留刘剑同志和我作为总团部的代表随郭子化同志转到鲁南敌后工作。第二天，5月17日凌晨，我们两人到西门一户人家，我才见到子化同志。这时他正在和其他几位同志谈话。他衣着朴素，穿一件普通长衫，戴一顶礼帽，穿着一双布鞋，饱经风霜的脸上留着一字形的胡子，像一位老教师。他神态严肃而冷静，正在检查各人准备情况，交办应做的事。不多时，天大亮了，他果断地说“走吧”，就领着我们动身了。
这时，南北两路日军已经在黄口会师，四面包围了徐州。前一天晚上，总动委会已宣布遣散，叫大家分头突围，传说司令长官都已经向西南方向突围去了。徐州城内人心惶惶，家家关门闭户，远处时常传来隐隐的炮声。子化同志带着我们一行七八个人走出了城区。这次“旅行”，颇有些神秘色彩，别人正在向西南突围，我们却往北走，前面就是几月来几十万大军鏖战的台儿庄战场。可是看到子化同志不紧不慢的步伐，那么从容不迫，我们也并不感到紧张，只是不知道这个夹运河对垒的前线怎么穿过去，但相信他已经成竹在胸了。
我们一行人沿着津浦铁路向北走，路上没有别的人，子化同志时而想到什么事情，就同丛林同志他们说几句话。他还向刘剑同志说的“子义也能出来就好了，他是个人才，到敌后用得。”“子义”是刘剑的叔父刘忠信的字，不说“你叔父”而称字，显得很亲切，很讲礼貌。我见他态度温和，就找个机会问他，我的组织关系他是否知道了。他很爽快地回答： “这个，唐秉光同志跟我说过，我知道，到地方再说。”他对我们这样的青年学生，像长辈一样地关怀，使我感到非常温暖。
这次“旅行”非常顺利，一切按计划进行。到利国驿前线，遇到国民党驻军查问，就有人拿出第五战区的通行证件。黄昏后就上了接我们到微山岛去的船，住的地方也早有安排。第二个晚上就到了沙沟村（这时只是沙沟车站有日本军队，沙沟村没有），在董尧卿同志家吃了夜饭。然后由人民抗日义勇队同志带路，越过津浦、临枣两条铁路到了滕县东的墓山村。啊l时而互相发炮、时而有飞机侦察轰炸的两军对垒的前线，我们就这样轻松地过来了。这些交通站，这些义勇队都是我们地下党多年工作的成果，也是和子化同志的多年苦心经营分不开的。怪不得他对情况那么熟悉，那么沉着，那么从容自在，穿过敌人的阵线对他来说简直不算什么难事。
特委在1938年初就已经在鲁南发动抗日起义，组织了人民武装，子化同志在李宗仁那里为这支武装取得了“第五战区人民抗日义勇队”的公开番号。他这次重返鲁南后，就迅速把这支武装建立起来，由张光中、何一萍同志任总队长和政委，到6月份这支武装已经发展到1000多人，成为滕峄费边一带最大的一支抗日力量。从政治上看，在这一带敌后，我党我军也处在统一战线的主导地位。当时，除了打日军以外，还要对付顽固派地主武装申从周的捣乱。在忍无可忍的时候，我军组织了讨申战役，对申部进行了反击，取得了胜利。我在山里工作，没有见到子化组织和指挥这次战役的情况，不能具体说些什么。但是，从这次战役中，当时就可以看出特委和子化同志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成果。这次战役，还不是国共两党军队的磨擦，面是主张团结抗战的部队和破坏抗战的申从周的交锋。参加讨申的不仅仅是义勇队，而且有国民党的地方部队周侗和其他地方势力崔遽庵、梁继璐等。我们能联合一部分当时还在抗战的国民党部队和地主武装反对国民党的顽固派，就说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也说明子化同志善于运用困结多数、打击少数，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
在这个战役中，义勇队政委何一萍同志不幸牺牲了。特委和义勇队总队部为他在南塘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我去参加了这次追悼会，会场上吊唁的来宾除了我们部队和地方的干部外，还有参加讨申战役和赞成我党我军立场的各方人士，他们和我们同志送的鞔联挂满了临时搭的作为灵堂的席棚。这个使人感动的场面，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正确的，正义是在我们这方面的，抗战前途是光明的。
予化同志这些天满怀悲痛而辛勤地工作着，筹划军事行动，地方工作，还要在追悼会上进行上层统战工作。他亲自作一首悼何一萍同志的律诗，我至今还记得其中的两句； “呜咽南塘流漫漫，隐忧北岭草离离”。这两句诗表达了他对同志的友爱，也显示出他的深谋远虑。他没有为一时军事胜利和统战成就而满足，而是感到在团结抗战方面，还有不少问题，有些人同我们接近还是不稳定的，道路还是漫长的。 （当然，以后不久撤离滕东，这是他始料不及的，而且也不是他的过错。）
子化同志不仅是一个革命家，还是一个旧体诗作得很好的诗人。记得在追悼会后，各大队各地还有一些干部没有走，大家不约而同地坐在他屋里，想听听他还有什么指示。谈话中，有人问起他那首悼诗，他沉静地向大家解释了诗的含义，接着又谈到他在大革命失败后与党失去联系又因病住医院时的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阱中病虎犹思伴，塞上孤鸿未入群力，表达了他对党对同志的怀念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
子化同志一直保持着他长期在地下工作时的优良作风。在建立峄滕县委的会上，我深深体会到这一点。约在6月里，他召集了李乐平、杨继元和我到他屋里，4个人很自然地围桌而坐。他先拿出一张纸条写上我们3个人的名字，说，你们互相认识一下。然后他说特委决定组成峄滕县委，乐平为书记，杨负责宣传，我负责组织。他说乐平同志一时离不开部队，叫杨继元同志设法离开部队在山外找个职业掩护，叫我到徐庄担任支部书记，受高桥特支宋子成同志领导。会开得很短，他一共不过说十来句话，但是既宣布了特委的决定，又谈到县委分工，发展方向，各人活动方式。他考虑问题周密，讲话简明扼要，语气亲切，没有官腔官架子。这种讲求实际，讲求效率，周密细致的工作作风，令人钦佩，至今仍难忘怀。
子化同志到徐庄去过几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次是开群众大会（大概是徐庄乡农民抗日会的成立大会或动员大会），他亲自去讲了话。他同徐庄人很熟，农民都认识他，知道他就是从前那位中医先生，这时都称呼他为“郭委员”。他讲话道理通俗易懂，声音洪亮，群众高兴听，乐意接受，对我们发动徐庄乡群众的任务有很大帮助。另一次是开少数人的会，在靠街的一间屋里，子化同志和大家一样坐在地铺或矮凳子上。他那时有病，自己开了药方，别人帮他煎了。他一面讲话，一面端起大碗喝汤药。参加会的一些同志都为他的艰苦作风所感动。他虽然很忙，有人找他看病，他仍是抽空给诊脉开药方。
子化同志平时对人态度诚恳，虽然他多少有点严肃，可是人们仍然感到他可亲。1946年他从延安回到山东工作，我和他在滕县偶然见面时，他还想到告诉我我的弟弟妹妹的下落（而我并不曾告诉他我的弟弟妹妹是谁），我深感他对干部的关心。
当然，我对子化同志的尊敬，不仅由于我个人的感受。在1938年的那几个月里，我从过去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那里，听到过他的战斗经历，也使我对他更加钦佩。50年过去了，子化同志逝世也已整整13年了。他在十年动乱中所受的打击，他逝世时的寂寞，当时我们一些在上海的同志都深表遗憾。在拨云雾而见青天的今天，缅怀革命先辈，不禁感慨万千!
1988年1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