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化同志比我们年长,又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所以在抗战初期大家都称他郭老,以表示对他的尊敬。
我同郭老初相识,是1937年冬初在临沂。那时,他以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委员的名义,到临沂做韩复榘省政府所属第三区专员张里元的统战工作。郭老虽然以社会名流的身份参加总动员委员会,但他是有名的共产党员,所以他的到达,很受张里元的敬重;礼为上宾,住在南门大街路西的金台旅馆二楼上。他的到达,在第三专署内部影响很大,人们对国共合作,我党我军领导抗战,开展游击战争有办法,公开谈论起来。张从此便与我党公开合作,成立了由我党干部参加的四县边联办事处(全称是临郯费峄四县边区联庄会办事处)。
这时我正以三专署教育科员的身份进行抗战活动,听说党的代表来了,就在一天下午,去金台旅馆见郭老,正好他和丛林同志都在,他态度慈祥,身穿灰布长衫,很象个忠厚长者和学究先生,丛林同志则象他的学生。我向他说明来意,请教怎样发动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因为我没向他表明共产党员身份,他并未作具体的深谈。但所谈的发动群众与游击战争十六字诀,已经使我感到新鲜了。
1938年夏,郭老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调任苏鲁豫皖边区省委统战部长。1939年春,中共山东分局在沂水王庄召开了山东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他在会议上作了统战工作报告,在个别交谈中,我向他汇报了原由我党组建后被强迫编为张部的一个营脱离张里元部的情况,是在斗争中被他们逼出来的,因为在敌人未到之前,我们已发动抗日武装,后被他们强迫改编,因此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日渐激化。最后不得不断然采取脱离张部的办法解决。郭老总觉得,张在当时是能够合作抗战的人物,过早脱离的做法,给了张里元以责备我们的借口。
同年秋,郭老去延安学习,后又参加党的七大,在抗日战争中,未再见面。
1946年春,郭老从延安回到山东,任华东局委员山东省政府秘书长,那时,我正担任省府秘书处长。从此到1949年夏,我一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有几点使我感受很深。
一、宽厚长者。郭老诚恳待人,无论对党的干部还是对党外人士,交代任务或谈问题,都不厌其烦地把自己的想法说给他们,直到他的想法完全被别人理解为止。在发现工作中与他的想法不一致时,也总是倾听别人的意见与申述。在工作中发现缺点与错误,他往往给予严肃的批评,不讲情面,但他始终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而不是采取简单粗暴的做法。大家都以“郭老”称呼他,并不是仅仅因为他年龄比大家大几岁,还因为他待人处世有长者风度。所以无论党内党外,都把他当作宽厚长者来尊敬,这也是诚恳待人所产生的一种魅力。
二、革命责任心强。郭老在日本投降后,从延安回山东,沿途经过晋绥、太行等解放区,对各解放区各项政策的执行,特别是经济政策、粮食政策以及建设解放区的经验等,都作了认真考察。所到之处,都成为他吸取经验的好场所。利用行路的时间,迎接即将担负的工作,这完全是出于很强的革命事业心。
他任省府秘书长不久,全面内战爆发,他把支援前线工作提到政府工作的重要地位,1947年1月,担任了山东省支前委员会主任。带动省府各部门负责人投入支前工作,并不断总结经验,保证了战争需要。随着战争的发展,先后创立了随军民工、常备民工及临时民工等用工制度,民站制度,以及民兵、民工奖励制度。为了节约民力,不误生产,向华东局提出了“把民工队伍当学校办”的方针,常备民工与随军民工,在作战前积极支前。在战争间隙,就地帮助驻地农民生产,发挥了既是支前队伍又是生产队伍的作用。这也给新区群众以很好的影响,推动了新区工作的开展。
粉碎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山东以后,他担任了华东局秘书长,在生产救灾中,他亲自起草了“八项禁令”和“十要十不要”省府布告,推动了生产救灾工作。 1948年8月,为了进行济南战役,再次成立了以郭子化为主任委员的山东省政府支前委员会,动员50多万民工支前,9月济南解放后,10月华东支前委员会成立,原山东省支前委员会机关,改为支前办事处,集中力量总结支前工作各方面的经验,如民工政治工作、民工担架队、小车队、民站工作、粮食供应,支前民兵等,根据这些经验,他亲自为华东局起草了给中央的支前总结报告。
郭老除集中精力支援前线之外,还关心后方工作,把机关老弱、保育小学、托儿所及不适于战斗行动的若干单位组织在一起,由我负责,并配属了1个加强营,向胶东转移,在国民党军1向胶东所谓“牛角尖”进攻中,归华东后方司令宋裕和指挥,郭老曾向我们严肃地指出,保小、托儿所及机关老弱不得有任何损失,否则无法向前方交代,在国民党军向“牛角尖”进攻的紧急时刻,华东局决定;机关老弱及保小、托儿所、荣校都渡海去东北了,三户山战役后,我带领机关回到诸城同郭老会合,郭老才放了心。
在华东局南下之后,为了支援机关部队南下,郭老责成霍士廉同志和我组建了华东后方女子学校,集中南下机关部队的家属进行学习,等待京沪解放后,他们再安全南下,郭老的革命责任感是令人感动的。
三、勇于负责。郭老在支援战争方面,为党作出了重要贡献,充分说明了他具有共产党人勇于负责高尚品质,在支援前线方面是这样,在日常工作中也是这样,黎玉同志以华东局第二副书记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但从郭老任秘书长以来,主要由郭老肩负起省府工作的重担,各厅局需要解决的问题,都得到及时处理,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1947年土改运动中,在“贫雇农当家”的错误口号下,运动产生了偏差。那时,他正在五莲县,立即向县委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使偏差立即得到纠正,并电报华东局反映这一情况,华东局做出了“谁错杀谁尝命,,的指示,使运动得以健康发展。
他对干部关心爱护,特别是在政治上更为关心,他听到有位地方领导干部在“贫雇农当家”时,向农会交代“我母亲由农会处理”以后,立即向这位同志指出:你母亲的情况你最了解,她不是剥削者,是被压迫者,你这样做是违悖人之常情的,社会舆论也是不同情的,使这位同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郭老逝世已经十几年了,每想起这些情景,这位长者的形象就出现在我的眼前,郭老的一生活动是感人至深的。
1987年9月
(作者:原山东省知青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