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莲县人民群众富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他们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以及在开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中，都作出了很大贡献。
1947年5月五莲始置县，组织上决定我任县委书记，黄星岩、燕执抗、李滋圃、张鲁东分任组织、宣传、民运部长和县长，李祥业任公安局长。县委、县府分别驻王家口子和白庙子。
早在置县前，从1938年起，日照、诸城的党组织就开始分别在此发动群众抗日。建立党组织，1940年夏“万仙会”暴乱，山区党组织转入地下斗争的3年中，经受了对日伪顽斗争的严峻考验。1943年夏，山区开始恢复后，逐步开展了赈灾安民、反贪污、反恶霸、减租减息和增资（增加雇工工资）等斗争。抗战胜利前后，在新解放区开展了反奸诉苦和减租减息斗争，陆续解决了部分土地问题。1946年，根据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要求，在包括五莲县在内的滨北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基本上摧毁了长达2000余年压在农民头上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农民土地问题基本解决，翻身农民的政治，经济地位得到确立，我解放区空前巩固，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
1947年2月至5月，滨北地委根据中共中央“二一”指示精神，布置各县抓好土改复查运动。进一步解决土改中的遗留问题。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对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土改中失去“天堂一的反动地主在国民党军支持下，组织还乡团，对农民群众反攻倒算，实行残酷的阶级报复。激起了广大翻身农民的强烈愤慨。掀起了群众性的“反蒋保田”运动，镇压了少数反动气焰嚣张的地主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从而伸张了正义，保卫了土地成果。
6月26日，县委召开了全县区干土改复查工作会议，传达了上级有关指示。指示对基层党组织的思想、组织，作风不纯的估计过于严重。号召跳出老干部圈子，要求．馆贫农当家，，，致使运动出现了脱离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7月9日，在农会筹委会成立会上，传达了冀鲁豫土改复查中的“左”的“经验”。助长了乱打乱杀、破坏中小工商业等违反党的政策的混乱现象，使运动产生偏差。在此危急时刻，中共华东中央局委员郭子化同志无私无畏，挺身而出，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帮助县委拨乱反正，清算“左”的错误，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坚强党性。
（二）
1947年8月上旬，郭子化同志率华东支前委员会机关进驻五莲县仁里区大茅庄一带，旋即派出以辛明和洪林同志为组长的两个工作组，参与仁里，街头两区土改复查运动，以便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子化同志密切注视着运动的发展情况，经常深入调查研究，当发现驻村两次群众大会上接连砸死6个破产地主，并闻此种乱打乱杀的斗争会还将继续举行时，非常焦急。深感问题严重，决定亲自出面解决。
8月14日，子化同志要我前往大茅庄谈话。他在听完我的汇报后严肃指出： “土地改革是伟大的，是我国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广大农民是人民战争力量的主要源泉。不解决土地问题。革命战争就不能取得胜利，在土改的基础上，遵循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实事求是地进行土改复查，是完全必要的。只有巩固土改成果，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才能把解放区建成铜墙铁壁的人民乐园。但是，在当前土改复查中，却发生了严重的“左”的错误。存在着侵犯中农利益，破坏中小工商业，对地主、富农甚至劳动人民乱打乱杀等违反党的土改政策的现象。要教育党员和群众，土改是为了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并非从肉体上消灭地主。所以在土改中，要分给地主与农民同样一份土地。使其自食其力，感到有出路。要保护工商业。因为经营工商业的，有地主、富农，也有自由职业者和其他劳动人民。党的保护工商业政策，是从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的，如损害其利益，脱离了他们，就把此有用渠道堵塞了。同时，还会造成外地工商业者的疑惧。乱打乱杀和损害工商业者利益的做法，必然加重社会混乱的被动局面，使党失去社会同情。 “二战”时期一些苏区，采取了使工商业者有利可图的政策，团结并调动其积极性，使之运用各种办法，将国民党统治地区的药品、石油、食盐等物资装藏到船底运往苏区，帮助我们解决了某些必需品的供应，在国民党军对我经济封锁的今天，同样应运用这些成功经验”。
子化同志停顿了一下说： “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苏区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甚至侵犯中农利益，人为地制造出许多消极因素，教训沉痛。这些失误，现在切莫重复啦l比方白菜在我手中，可视需要随时剥食。政权在我手中，可随时镇压。要知道错杀一人，会引起其家族、亲朋的惊慌和仇恨，使党脱离一大片群众，严重损伤了党的光辉形象。而且授敌以柄，使之利用我之失误，扩展其力量。一些斗争会形式上轰轰烈烈，实际上严重脱离群众。广大群众是反对与厌恶随意杀人的。我国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孟轲就懂得‘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的道理。孟轲说：“ 左右皆日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日可杀，勿听，国人皆日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日国人杀之也。’这是至理名言。难道马克思主义者不该考虑党的政策，策略吗？”
子化同志指着桌上一堆报纸说： “现在报纸上宣传的若干口号是错误的。它为错误思潮推波助澜。如‘雇贫农打江山、坐江山，这是背离马列主义，取消党领导的荒唐口号，它助长了尾巴主义。历史证明，农民是不能打江山，坐江山的。我国历史上多次农民战争，哪次坐稳了江山呢？我们的江山是在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和人民军队打下来的，怎么能说成是雇贫农打下来的呢？就连国民党、蒋介石还懂得以全民代表自居，称其反动政府为‘国民政府’呢！许多‘左，的口号、在广大群众中造成了很深的感情裂痕。中农是雇贫农最强大的同盟军。必须保护中农利益，巩固地团结中农，才能组织起浩浩荡荡的参军、支前队伍，不然必将严重孤立了雇贫农自己，削弱了党在农村的社会基础。”
子化同志指出：“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垂死挣扎，向我山东解放区进行孤注一掷的疯狂地重点进攻。还乡团，匪徒在蒋军支持下，对我党员、积极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形成了阶级斗争尖锐化，复杂化的特定局面，这是出现乱打乱杀的重要原因。同时，某些基层干部的组织、思想不纯，也是重要原因。在此情况下，我们既要提高警惕，及时镇压猖狂的反动分子，又要保持清醒头脑，正确掌握政策，宣传人民自卫战争的正义性。-提高人民必胜信心，团结尽可能多的人民群众在党周围，切莫再干那种‘为渊驱鱼’的傻事了。”
讲至此，子化同志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深受教育，完全拥护，但苦于控制不了局势，深感责任重大而不安，请求子化同志帮助。子化同志沉思片刻、提出两点意见，第一、县委召开紧急会议，星夜通知各区委，立即停止乱打乱杀，严禁宗族报复。违者追究责任，第二、尽快召开县委扩大会议，检查、总结两月来土改复查工作，提高干部思想水平，端正运动的方针政策。
（三）
8月16日、郭子化同志郑重地向中共华东中央局发出电报，反映了滨北地区土改复查中的问题。提出了拨乱反正的建议。20日就收到了饶漱石、黎玉的复电（见《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9辑323至324页）。主要内容是：
郭子化同志并转各地委：
铣日电悉。你的意见是对的。盼将下述几点就与党委和报社同志说明和纠正。
一、在群众热潮掀起时，群众有部分过火现象与行为，亦是难免的。我们应当支持群众，而不应当批评群众和向群众浇冷水。但最近滨北发生的许多严重现象，似不象真正广大群众自觉自愿自发的运动，似有少数干部命令包办而造成的。例如：群众自己对恶霸地主、中小地主、军工烈属地主的态度是有区别的，绝不会主张采取一律扫地出门的办法，绝不会主张开万人大会，把全区几十几百的地主集中一起来斗争和乱整乱杀等等。二、估计在我党内干部中，中农成分占多数，且部分为地主富农分子，甚至有部分伪化分子，过去缺乏严格的思想教育与组织审查。故对上述干部，必须经过很好阶级教育与严格组织审查，始可信任其领导土改，否则必将造成恶果和混乱。对上述干部未经审查的地方，必要时应暂缓进行土改…“
三、土改是一种艰苦工作与严重斗争，只有依赖百分之九十农民的发动与自愿斗争才能完成，而不是凭少数干部主观急躁或短期突击所能奏效。因此党委必须直接慎重有计划有系统领导群众工作，采取创造典型推动全盘的办法，耐心工作，决不可粗枝大叶，一哄而散，以群众运动为儿戏的办法。
四、必须坚决执行群众路线，必须领导百分之九十的农民自己起来自动自愿参加斗争，反对干部包办代替强迫命令。干部包办命令，只有便于敌人破坏和利用，必将使党脱离群众，使群众陷于孤立。华东局“七七”指示必须贯彻，但只有采取正确办法与必要步骤，才能真正贯彻。
上述各点不必向一般干部传达，只向个别负责同志传达，并告报社负责同志，对每种土改经验的报稿，应严格估计其作用和正确性。
华东局的这一指示，对于纠正全省土改复查中的“左”的错误。减少工作损失，具有重要意义。
（四）
我从大茅庄赶回壬家口子。立即召开县委紧急会议，传达了郭子化同志的重要指示。会议完全同意马上“刹车"，并立即通知各区委：凡违反者，严惩不贷。
在此前，县府刘慨同志反映：街头区某村一伙人，拘禁了医生秦辅卿、封闭了秦的药房、并拟将秦砸死。理由是秦曾与国民党有联系，当过国民党乡长。秦的政治历史，我们是了解的， “七七”事变前，他虽当过国民党乡长，但无恶行，且于1939年秘密加入我党。1943年夏我军解放路北，国民党日照县党部某要员逃窜时，曾委托其在西峪看坟莹的人家保存档案，内有日照县国民党党员花名册，秦趁机设法将花名册借出交党组织看过。这一行动机智勇敢，实乃为党立功。另外，秦的医术、医德均好，岂能让他受到凌侮而死于无辜？因此，我们立即写信给街头区委刘树淦、郑承信同志，要他们说服群众，保证秦的人身安全和行医自由。由于措施及时，使惨祸免予发生。几乎同时，常山区某村坏人（后被我镇压）乘混乱之机杀害了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员。此类惨痛的教训，提高了大家掌握政策的自觉性。
根据子化同志意见，县委于8月25日至30日在《大众日报》社驻地长城岭召开了扩大会议。郭子化同志和《大众日报》社社长匡亚明同志莅会指导。县委委员、公安局长、县级机关部分党员，各区委书记、省府工作组组长、记者等40余人与会。会上，首先由我代表县委汇报并检查了两月来土改复查运动情况和问题。作了自我批评。会上思想斗争激烈，少数人坚持“左”的观点，认为五莲县杀人少，问题“不严重”；多数同志对前段工作中的“左，，的错误感到痛心，表示坚决改正。经反复讨论，特别是通过郭子化、匡亚明同志根据华东局指示精神表达的有说服力的规劝启发，使大家认识逐渐取得了正确的统一。此次会议对于端正运动方向，掌稳政策，起了决定作用。
会后，郭子化同志根据华东局指示精神，亲自帮助我们逐字逐句审改了《中共五莲县委关于两月来土改复查工作总结》。接着，子化同志亲赴滨海、鲁中等地区检查指导工作。贯彻华东局指示精神，事后，子化同志深刻地说t “滨海地区有些干部‘左，的思想严重，势同骑虎，难以自拔。日照县三庄区区委书记马某，竞托病拒往县委开会，下达了死命令，他才去了，有些人竞指责我向群众运动泼冷水。我相信，这些同志总有一天会觉悟到不讲政策策略，损害党的崇高威望的恶劣行为，是何等的愚蠢，可痛和可悲啊！”
1947年五莲县土改复查运动中的失误，是伟大的土改运动中的短暂曲折，在郭子化同志的教育指导下，及时得到了纠正。然而这次失误的教训是沉痛的。
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清“左”防右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学习郭子化同志善于正确领会与掌握党的路线政策的本领，特别是在他清醒地看到“左，，的失误给党的事业的造成巨大危害时，挺身而出，不畏人言，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善规启后，光明磊落的坚强党性和高尚品德，更是一份值得继承与发扬的宝贵的精神遗产。我们对郭子化同志的缅怀和敬仰，岂能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淡忘？人生自古节为贵，许身真理方有恒，莫道智勇赖神奇，中流砥柱见英雄。往事萦怀，情思依依，现谨钩沉述略，以表对子化同志缅怀、敬仰之情。
（作者：原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