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济南解放，山东省府机关从青州迁驻济南城。不久，郭子化同志当选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主持山东省日常工作。在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的基础上，恢复、建设工作是十分艰巨的。千头万绪百废待兴，郭副主席首先抓了培养人才、培养干部的工作。于1949年秋，创办了山东行政学院。这是山东解放后第一所马列主义新型大学。我是1949年10月进入该院政法系学习的。当时的院长就是郭子化，副院长杨希文，于勋忱。郭子化同志虽然政务繁忙，来院时间不多，但他的教育思想，却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影响。现就我所知点滴事例记述下来，作为一个学生对敬爱的院长和老师的一点敬意和纪念！
确立教学方针认真选拔讲师
无产阶级要巩固自己的政权，就必须培养自己的干部。培养干部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方针、路线和指导思想。郭院长说；“我们的行政学院，是按照延安抗大精神办的，是一所新型的大学。教育方法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同学们在校学习一段时间后，可以下去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然后再回到学校来，总结经验，提高觉悟”。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要求的。1950年4月，我参加了峄县、枣庄一带的春荒救灾工作，1950年冬参加了整沂导沭四期工程工作。在实践中，使我亲身体会到只有到群众中去，置身于群众中间，与群众共甘苦，才能密切党群关系。群众主动让出房子给我们住，向我们介绍当地的阶级情况和生活情况，对政府的关心和救济表示感激。在导沭工程中，民工20万人，天寒地冻，拼命苦干，轰轰烈烈战天斗地的奋战场面十分感人。终于胜利地结束了第四期导沭任务，使我真正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两次下去，收获不小，使我深深体会到学院培养干部的方针是正确的。
培养干部，还要有好的导师，郭院长特别重视授课教师的选拔工作。他除了亲自讲授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外，并在省直机关中精心挑选讲师。条件是，既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又要有多年的专业实践经验。记得当时讲《政治经济学））的是省财委主任周广春，讲《社会发展史》的是省党校副校长李景春，讲《辩证法》、《唯物论》的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匡亚明，讲法学理论及成文法规的是省人民法院院长张伯秋等。这些老同志大部都是大学毕业生，而且又是从事几十年、十几年专业实践的老干部。他们从理论到实践，深入浅出地讲授。举出例证，使我们听得懂、学得快，受益非浅。郭院长有时还在百忙中来院作时事报告。他在办教育上，花费了不少心血。
关心群众亲临抗凌前线
1951年1月（农历1950年腊月），山东天气严寒，黄河下游冰凌很厚，但黄河上游，气温升高，已开始解冻，因之大片大片的冰块流入山东，堆积如山，、颇有切开堤岸之势。这次凌讯严重威胁利滓一带居民的生命财产。郭副主席闻讯后，立即组织力量对冰凌进行爆破，但气温太低，炸开后又冻了上去，群众处在危急中。郭副主席闻讯后立即赶赴抗凌第一线，亲自视察灾情，他看到这种情况后，立即组织群众疏散搬迁。群众离村后不久，冰凌就切开堤岸，洪水冰块挤出堤外，淹没了王家村，但群众都已脱险。郭副主席在冰凌现场一个星期，日夜操劳，至次年正月初三才返回济南。
严格要求身体力行
1951年，我从山东行政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山东省人民法院工作。当时正值“镇反’’高潮，通过“四一”，“五一”两次全国性的大逮捕后，由于省法院人少，案件积压如山。为了配合抗美援朝运动，及时镇压反革命、安定社会秩序，省府成立了4个清理积案办公室，郭副主席亲自审批案件，工作量之大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我当时在第一办公室，郭副主席多次到省法院检查工作，并强调指出： “办案最忌的一条是逼供信，一定要抓证据定案，单纯的口供是不行的，要对党、对人民负责。我与你们约法三章，事实错了由你们负责，量刑错了由我负责”。这几句话，始终刻在我脑海里。以致在以后办理泗水县王氏投毒杀人一案中，引起我高度的警惕，原判死刑，结果无罪释放，防止了错案的发生。
1953年，《解放日报》记者来省法院出示“死了的人，还能扒出来枪毙吗? ”的标题样版（尚未登出），指责我们对在押犯工贼X×X没有及时处理，将有死在狱中的可能。领导责成我办理此案。案情是1931年工贼×××在枣庄煤矿为外国人收买，将我枣庄地下特委书记2人出卖，致遭国民党杀害。材料简单，只有口供，连检举人也提不出可靠证据。跑遍青岛、济南，所有线索也都查过了，还是没有结果。最后请示省政法委，杨宣武主任提供了线索。他说郭子化同志当时在鲁南做除奸工作。当即发函到上海（因郭老已调华东局工作），郭老接信后，立即亲笔函复，证实出卖我枣庄特委书记的就是这个内奸工贼。大意说；中共中央派我去除掉这个工贼，因当时有外国人保护，多次均未得手而让他跑掉了，以后多次查找，均无下落。并提出从快处理，以慰烈士之灵！我们据此及时处理了这个罪大恶极的工贼。
1987年8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