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建国以来中医工作的勃勃生机和飞速发展的形势，不禁让我们深切怀念已故之卫生部前副部长郭子化同志。郭老早年以中医诊疗为掩护，在敌据点从事革命和抗日活动，功勋卓著。建国后郭老曾任山东省政府副主席，50年代中期调至北京，先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部长助理、副部长，分工主管全国中医工作。在这个岗位上，郭老工作了10余年，他对筹建各地中医学院，组织编写、审订中医教材，指示整理、出版古医籍和现代名中医的学术经验，办好中医学术刊物等各方面，均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组织编写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统编教材
建国后，由于缺乏成套的中医教材，故在培训中医人才方面受到明显的影响。自1955年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建院后，在郭老和研究院领导的倡议，主持下，成立了中医研究院中医教材编辑委员会，组织院内有关专家，编写了《本草经语译》、 《本草概要》、《内经知要语译》、《针灸学》、《伤寒论语译》、《金匮语译》、《中医内科学概要》、《中医外科学概要》、《中国医学史》9种教材（简称“中医研究院教材9种"，每种均标明“未经审定教材草稿”），于1956年由中医研究院编印问世。这是全国尚未建立中医高等院校时所编印的教材，为更系统全面地编写中医学院教材，奠立了基础。
1956年，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最早创建中医学院，次年，南京及其他一些省市也分别成立了中医学院。最初的中医教材均由各学院自编，水平参差不齐，课目不够统一，明显影响教学。有鉴于此，郭老主张以统编教材作为中医高等院校教学应用，藉以提高教学质量。1959年4月在成都召集各主要中医院校讨论编写中医教材的计划和具体分工，同年6月又在南京开会，由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南京5大中医学院集体审查各科讲义的编写提纲。1960年编成“中医学院试用教材'（所谓“一版教材”），计有《中国医学史讲义》、《医古文讲义》、《内经讲义》、<中医诊断学讲义》、《中药学讲义》、《中医方剂学讲义》、 《伤寒论讲义》、 《中医内科学讲义》、 《针灸学讲义》、 《中医外科学讲义》、《中医伤科学讲义》、《中医妇科学讲义》、《中医儿科学讲义》，《中医眼科学讲义》、《中医喉科学讲义》、 《中医各家学说》、 《医案选讲义》共17种，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
郭老对这批中医学院试用教材，要求编写单位要按照中医理论体系进行编撰，突出辩证论治和整体观念。强调理论密切结合临床实际，并照顾到各科之间的有机联系，对主编单位独到的教学、临床实践，郭老主张予以融会、精选，亦可编入教材。并指示要用现代语言尽可能全面、系统、扼要地阐介中医药学知识，让中医院校学生一定要把基础打好。为了保证编写质量，这套教材的编写稿，是5大中医学院及其教研组分别在上海、广州、青岛予以审订的。郭老主持了全国中医教材审查会议，使教材达到了“既全面，又简明”的要求。
1963年，根据全国各地中医学院的教学实践，郭老又主持“中医学院试用教材”重订本(简称“二版教材” )的编写与审定。这次修订的教材计有《中医外科学讲义》、《中医伤科学讲义》、《中医妇科学讲义》、《中医儿科学讲义》、《中医眼科学讲义》、《中医喉科学讲义》、《针灸学讲义》、《中医各家学说讲义》、《中国医学史讲义》、《古文讲义》共10种，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些修订的教材，以临床学科居多，较之“一版教材”，着重于对各科总结进行修订，在各论方面，对临床分科疾病的重点范围、病名和体例，作了细致的分析研究。要求达到概念清楚，指标明确，理法有据，体例统一，前后呼应。、还强调要把各科的重要学术理论及临床内容予以阐介。
须予说明的是，承担“二版教材”编写和审定任务者除原编写单位外，另请卫生部中医顾问秦伯未，南京中医学院曹呜高，上海中医学院徐冲才等中医界名宿，以及几位西医学习中医的中青年专家参与审订，使中医“二版教材”的学术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目前，中医教材已出至“五版”，但” 二版教材”的良好基础在中医界是有口皆碑的。
总之，郭老和当时参与编审中医教材的专家一致认为；中医经典名著的学术理论应作为学生学习的基础。当时中华医学会曾主办过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有人主张用《医学心悟》（清•程国彭著）等书作为教本，郭老认为这是“舍本逐末”，程氏著作是教学、临床参考书，但不宜作为打基础的教材。他对1955年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主办之全国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以经典医著《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4大经典医著为主的教学内容则持肯定的态度，认为是抓住了根本。南京中医学院于50年代后期，先后编写了《中医学概论》和《中药学概论》，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在1958年出版。由于这两部书能相当概要地介绍中医药学，撰述达到取精用宏，深入浅出。既能重点阐析祖国医学经典名著之精粹内涵，又能适当表述切于实用的学术理论和临床诊治方法，并注意到用符合现代人阅习要求的文笔予以撰述，郭老对之有相当高的评价。当时西医院校有一百几十学时的中医课，郭老及中医司提议将此二书作为全国西医学院广泛采用的中医教材，使中医药学的知识，在我国整个医学界获得了普及和提高的双重效应，受到较为广泛的重视。
二、重视出版中医名著和办好中医学术刊物
郭老认为：没有祖国医学的学术繁荣，就难以使中医药学有较大的发展。所以他一贯重视中医古籍的出版和现代名中医学术经验的整理、总结，以及提高中医期刊的学术水平。多年来，他主张多出具有丰富学术经验的中医古籍。对影印中医名著极为关心，故在50年代中后期，人民卫生出版社等单位选择古代精善版本，影印出版了《黄帝内经素问》、《灵枢经》、 《脉经》、《针灸甲乙经》、《黄帝内经太素》、《诸病源候总论》、《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名医类案》、《续名医类案》、《医心方》、《东医宝鉴》等多种中外名著，受到广大读者由衷地赞赏。同时在50年代中期，北京、上海等地，也先后编写、出版了相当数量的各地名老中医学术经验著作及医案、医话等编著，不仅繁荣了中医学术理论，并为交流各科临床经验、提高疗效，起到显著的作用。
50年代后期，郭老曾与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医编辑室刘广洲主任交谈，他说要重视中医书的出版工作，特别指出在编辑出版中，中医学术“好的不能丢，坏的不能要刀。由此可见，他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并以此为指导，正确看待中医学术理论。即在肯定中医药学是“伟大宝库修的同时，并不认为一概都好。但他对是否删节某些古医书中涉及封建迷信或房中、神怪等内容，则持较为审慎的态度，即不作任意的删修，主要是让读者分析、批判地予以对待。
中医学术刊物，是宣传祖国医学重要的窗口，郭老对办好中医刊物历来非常重视。自1955年《北京中医》改名《中医杂志》成为全国性刊物后，郭老对此项工作通过董德懋总编和编委会，时有具体指示或合理化建议。他着重指出：办好《中医杂志》须学术与临床并重，要经常组织一些名中医撰稿（包括未出版的学术著作和各科病证的经验总结）。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郭老于百忙中，接连在数年内坚持看《中医杂志》每期的清样稿，从中了解学术动向，总结经验或发现问题，从而使《中医杂志》的学术影响逐步扩大，印数年年递增。同时，抓好全国性《中医杂志》对促进和提高各省市中医期刊的学术水平和编辑质量，更好地贯彻党的中医政策，加强各地的学术交流，一定能产生举足轻重的积极效应。
由于郭老对党的中医政策有深入、全面的理解，他本人在中医学术、临床方面也有较深的造诣。他在晚年主管中医工作期间，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责任感”和“积极性”。他对整个中医事业，既有总的规划和设想，又能狠抓并积极安排近期任务的落实。因此，当我们看到数十年来中医面貌的不断更新与发展，不要忘记这位曾在中医“沃土”上的主要耕耘者。郭老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对中医事业呕心沥血的实干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并铭记在心。
1989年1月8日
（作者：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所副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