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我有机会参加了卫生部中医工作调查组，在郭子化副部长的亲自领导和教诲下先后工作一年有余。在郭老身边工作的过程中使我加深了对中医政策的认识和中西医结合工作的热爱，更使我崇敬郭老对党的赤胆忠心，对人民忠心耿耿，对中医事业呕心沥血，对工作一丝不苟，对同志一片热诚。郭老在“四人帮”的迫害下含冤而去。然而他对党的中医事业的重大贡献，’他的崇高共产主义精神和无产阶级的高尚品德，深深铭刻我们心中，他对发展中医事业的真知灼见和亲切教诲，一直萦绕在我们耳际，并将激励我们为振兴中医事业，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
解放后，在党的中医政策和中西医结合方针的指引下，使中医药学犹如枯木逢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全国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和中医学院等教学机构创办了，．中医研究院等科研机构成立了，中医古籍、中医教材以及中医药学术刊物出版了，全国建立了许多中医医院，中医药治疗乙型脑、炎等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在这些标志着中医药发展的事业中，无不凝集着郭老精心领导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
郭老对党的赤诚之心体现在他对党的方针、政策自觉地认真贯彻执行，以优异的成绩来维护党的威信。他常对我们说，党中央制定了正确的中医政策和中西医结合方针，我们作为党的干部就要通过自己创造性的工作使党的政策付诸行动，使中医药事业沿着党指引的正确方向不断发展，以显著的成绩向人民群众体现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1958年我国首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结业了。党中央、毛主席对这个班的总结报告的批示中明确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并强调组织西医学习中医“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央的批示使郭老感到欢欣鼓舞。在事隔6年后的1964年郭老向我们谈及此事时仍是喜形于色，他高兴地说： “送中央的总结报告第三天就批回来了，批复得如此之快真是罕见。不仅如此，毛主席还用铅笔亲自在报告上批了许多英明的指示。你看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中医工作是多么重视。”有了中央的批示，怎样使广大医务人员理解中央的批示，又怎样把中医药这个伟大宝库中的宝藏挖掘出来，使之更好地为人民的健康服务，以说明党中央对中医药学的论断正确，这些是从1958年以来一直在郭老的脑海中反复思考的问题。他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首先在河北省保定市举办了一个全国中医献方献药的大型展览会，向全国医药卫生界宣传中医药学这个伟大宝库，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大喊大叫，大造舆论，其次是在全国认真抓好继续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工作，以培养人才，第三件大事就是抓中医科研基地的建设。他认为要使中医药的研究工作，切实作出成效，没有周定的研究基地和专业队伍是不成的，也是不可能将中医药的宝藏大量的发掘出来的。于是,1963年他向卫生部党组的报告中提出，除已有的中医研究’院外，还要在全国建立9个中医药科研基地。为什么在1963年开始着重抓科研基地的建设呢?他认为是形势的需要以及当时的条件已基本具备。其理由是。从1958年全国各省市举办的2年制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已先后结业了，各地已有一支西医水平较高、学习中医成绩优秀而且热爱中医药事业的西学中骨干队伍，与此同时，我国首届中医学院的学生已经毕业了。二是全国：已有一些开展中医药研究工作较好的医院，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并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三是形势发展的需要。郭老常说：“形势逼人，叫你睡不着觉呀I中央的批示已经过去5年了，中医药学是伟大的宝库，不抓科研，是不可能把更多的宝藏挖出来的。要让西医信服，光靠政策还不够，一定要拿出珍宝来才行。”他抓的第四件大事是落实继承名老中医（包括民族医）学术经验的继承工作。可以看出，郭老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是深思熟虑，周密规划，胸有成竹。他抓住有利时机，因势利导推动中医药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我参加的中医工作调查组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调查和落实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成都、西安、武汉、福建和辽宁等省市建立9个中医药研究基地。
从当时情况看，建立研究基地并非易事。既要求有关省市建立基地，卫生部又无钱投资，真可谓是“无米之炊”。面对这种情况，郭老出于对党的中医药事业的一片忠诚，提出了科研基地建设的原则是：一靠政策的威力，二靠各省市党政领导的支持，三靠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在现有中医药机构的基础上，选择有条件的单位，重点。配备，充实加强，将该省市的名老中医和西医学习中医的骨干适当集中到科研基地，开展研究工作。我们工作组共6位同志，其中工作最为繁忙的是郭老自己。每到一地，他除了听省市卫生厅局的领导汇报工作外，首要的是去拜访省市委有关领导，~争取他们在人力、财力和物力方面给予火力支持，其次是和名中医，西学中同志分别开座谈会，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同时也向他们宣传党的中医政策，讲全国中医药工作的大好形势和光明前景，除此之外，他还要分别邀请当地知名的中医和西学中专家分别谈心，和他们交朋友，鼓励他们为发展中医药事业多做贡献。
郭老对调查组的同志既在政治上关心又在生活上关怀，在工作上具体指导。他要求调查组成立临时党小组，按期过组织生活。并教诲我们调查研究工作看问题要客观、全面，要抓问题的本质，力戒主观性、片面性，一定要掌握第一手资料，不能只看书面汇报材料。郭老这么要求我们，他自己以身作则，尽管年近七旬，总是亲临现场实地调查，而且了解得很细，到诊室看医生诊病处方，并和他们交流学术观点，还到药房、药库及煎药室去检查饮片质量，库房保管和煎药的质量，他说，医药不能分，在防治疾病中皆占有重要的地位，医生高明，药品或煎药质量不合格，仍然达不到治疗效果。更为感人的是在山西太原调查时，省卫生厅领导在汇报工作时，谈到长治专区沁源县利用当地中草药解决农村缺医少药和贫下中农看病难的问题，郭老听了特别高兴，主动提出要亲自到现场去看看。就这样，他当时虽已年近70高龄，仍不顾山路颠簸的疲劳，从太原出发坐了一整天汽车到了沁源县，又花了3天时间从县城到了2个公社，3个生产大队进行实地调查，访问“赤脚医生力和贫下中农。事后我们在写调查报告时才明白他不辞辛苦到农村视察的用心所在。他说，农村缺医少药看病难的问题如何解决是关系到党群关系的大问题。过去我们打游击，、搞地下工作，农民为革命作出了极大贡献，今天我们胜利了，怎么能不把贫下中农的疾苦挂在心上呢?纯朴的话语，道出了郭老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他看到沁源的一些大队利用当地的中草药初步解决了农民看病难的问题，给予了鼓励和肯定，并建议山西省卫生厅及卫生部推广沁源的经验。在调查中，各地都汇报了一些科研成果，郭老也要求我们不能只听汇报和看论文，一定要把原始科研资料要来进行核实，这种严谨的科学作风使我深受教育。
经过1年多的努力，在有关省市党政的领导的大力支持下，9个中医药科研基地已基本落实了。它们是：北京市中医药研究所、天津南开医院、上海中医学院新华医院，南京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重庆市第一中医医院、成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陕西中医药研究所、福建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和辽宁中医学院附属医院。这些单位都集中了一批当地知名的中医和水平较高的西学中作为科研骨干。从1965年开始已陆续开展了科研工作，有的已做出成绩。然而，在十年动乱期间，这些初具规模的中医药科研基地也不例外地遭到严重破坏和损失，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逐步得到恢复、充实和发展，，特别是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建立后，中医药科研工作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郭老为中医药科研基地的建设真是煞费苦心。除了从组织上落实科研基地的建设外，他在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就基地的任务、队伍配备以及研究的指导思想、途径和方法等问题，都提出了高瞻远瞩的见解。在每次座谈会上他都十分诚恳地将他的见解提出来和大家共同商讨。
郭老明确提出科研基地的任务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坚持中医药研究工作面向工农兵，一切为防病治病的方向，遵循中医药理论体系，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研究整理我国医药学遗产，按照科学发展规律，促进中医药学术和事业的发展，为创造我国新医药学派而努力。
在研究途径和方法方面郭老提出：研究整理我国医药学遗产的有效途径和方法是以学过中医的西医大夫毖须与有真才实学的中医大夫密切结合起来，应用中西医双重诊断，共同依据中医理法方药，辩证论治原则，一个病一个病地专用中医中药治疗，集体挖掘伟大宝库中的理论原理和治疗经验，不断提高和肯定疗效，追求满意的治疗效果。在积累了大量临床资料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找出治疗规律，并且从检查、诊断、临床观察到机制探讨，始终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筛选有突出疗效和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项目，进行重点研究。与此同时，他也强调这不是中医临床研究唯一的途径和方法。由于我国医药学遗产内容极其丰富，更多、更好地研究途径和方法，将会随着全国各地中医药研究工作不断地深入而出现。
关于临床研究和实验研究之间的关系，郭老认为，临床研究与实验研究是研究整理我国医药学遗产的两大途径，都是需要的。但是根据我国当前的人力，物力以及中医药学的特点，能够广泛开展的是临床研究。通过临床实践，提高疗效，大量积累资料，总结经验，找出治疗规律，再通过实验研究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来阐明中医理论的实质和疗效的作用机制，使之提高到现代科学水平，并加以发展。当然，不应该排斥在一些具有实验研究条件的单位，结合中医理论开展一定项目的实验研究，以探讨中医理论实质，如脏腑、气血、经络等实质的研究。另外，郭老还具有远见的谈到：应该看到，当前我们在开展实验研究的人力和设备等方面都还薄弱，今后应当注意逐步加以充实和发展，以便在临床研究广泛开展，并且获得相当成果时，实验研究能够相应地跟上去。
在调查过程中，郭老对继续加强西医学习中医的工作也是十分重视和关心的。针对当时在西学中大夫中所存在的各种困难和问题，他曾多次和各省市卫生行政领导谈到，组织西医学习中医主要是为了培养具有较高现代医学理论和治疗经验的西医师再掌握中医的本领，以整理祖国医药学遗产，并成为整理研究中医的骨干。入学前应严格审查条件，以大学毕业的主治医师以上者为宜，根据过去经验，降低条件达不到培养的目标。学习期间以2年较合适，这样才能基本达到“系统学习，全面掌握”中医的目的，结业后应适当集中使用。并一再强调要妥善安排好已经离职学过中医的西医大夫，特别是安排学得较好的西医大夫的工作，使他们能有条件集中必要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我国医药遗产的研究整理工作。
此外，郭老对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继承工作也是非常重视，对继承的对象、内容、方法以及择师选徒的条件都有明确的指示。
从1964年至今已25年了。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重温郭老按照中央指示的精神对中医药工作的精心规划，细致的思考，具体的部署，深入的领导和对科研途径、方法的真知灼见，深感郭老对党的中医事业的赤诚。历史是公正的见证人。20多年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了郭老是正确贯彻了党的中医政策，并为党的中医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在“四人帮”猖厥的年代里，郭老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在那十年浩劫时期，我最后一次见到郭老是在鸦儿胡同卫生部宿舍他那仅仅能放下一张双人床和2把椅子的小破黑屋里。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郭老仍如当年，精神振奋，心情乐观，思想敏锐，谈吐纯朴，拿出了他平时最喜欢吃的炒南瓜子来招待我。坐下来他不谈别的，仍是惦着那9个科研基地。他说黑暗只是暂时的，党的中医事业仍将发展，并一再嘱咐我要团结同志，增强信心，迎着困难为发展中医药事业继续努力。当时他已年近8旬，我祝愿他健康长寿。谁知，没几天噩耗传来，、郭老就在他那不足8平方米的斗室与世长辞了，我悲痛万分。郭老虽然离开我们了，但他为党的事业的赤诚之心，为党的中医事业的献身精神是永垂不朽的。在遗体告别时，我看到郭老仍是慈祥微笑地躺在那里。是的，一位为党为革命出生入死、奋斗终身的党的好儿子、好干部，纵然受到妖魔的迫害，仍是光明磊落，心胸坦然，微笑而去，这是何等崇高的革命气质和共产主义精神。他微笑着看党的中医药事业必将沿着党指引的方向蓬勃发展；他微笑着看妖魔鬼怪必将是可耻的下场。
郭老安息吧!今天正如您当年所预期的那样，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正式成立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事业正沿着正确的方向迅速发展。
1988年12月1日
（作者•北京中医学院附属东直门医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