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央卫生部副部长郭子化同志，是一位老革命干部，也是一位造诣很深的中医大夫。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和救死扶伤的崇高医德，使人非常敬佩。20多年前他给我爱人张淑荣治愈了“不治之症”，给了她第二次生命。我爱人至今身体健康，过着幸福的生活。我们全家人对郭子化同志十分感激，终生难忘。
1963年7月中旬的一天，我爱人张淑荣突然生病，高烧至40度，立即送到解放军总医院治疗。经医院全面检查，院领导和各科主治医师会诊，最后确诊为红斑狼疮。医生针对确诊的病情，进行打针、服药、输血等西医治疗。但住院40天，高烧未退，体温一直在40度左右。我爱人不能吃饭，不能睡觉，喝口水都要吐出来，全靠打针、输液来补养，靠服安定等药物来催眠，体重由原来的110斤，降到60斤消瘦得皮包骨头。结果，该打的针全都打了，该吃的药全都吃了，治疗这种病的方法全用了，均不见效，病情一天天恶化。各科主治医师无奈，请示院领导后，列为“不治之症”，发了病危通知，让我准备后事。
在接到病危通知后，我知道西医是治不了这种病，只得另想办法。就在这紧急之时，我到中央卫生部向郭老求救，郭老听了我对她的病情介绍之后，马上打电话给中医院研究院的陆院长，共同研究治疗方案，并果断决定立即转院治疗。1963年9月初的一天下午4点钟，我给爱人办了出院手续，下午6点钟送她到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治疗。我刚把病人送进病房，郭老也到了医院病房，立即察看病情，切脉后，马上召集主治医师及中医研究院和附属医院的领导同志共同会诊。郭老明确肯定地说： “这一病例很有研究价值，应作为重点研究病例，完全用中医方法治疗，把死人当活人治，一定把她治好”。他确定“六字”（开胃、清热、解毒）治疗方案，开了处方，并指定主治医生观察病情，把病人送到安静病房，给特食吃。随即取了两副中药（每副分两次服），郭老守在病房，待病人吃了第一次药，一直观察到晚上1I点才回家。当时郭老已经是年近70的老人，这样不辞劳苦，认真负责，实在使人感动。第二天，我爱人服过第三次药后，果然见效，体温由40度下降到38度。此后，随着药物调治，体温逐渐下降，也逐渐有食欲和困意了，再无大的反复。在这一过程中，除主治医生的细心观察和护理人员的特级护理外，郭老每天都到病房观察病情，调理药方，还经常打电话询问。每逢病情稍有变化，他都亲自对药物进行调理，每副药的药味多少，药量大小，以及丸药的配制，他都一一过目。到9月底，病人就脱离了危险期。但是，体温还在37度左右徘徊，吃的还不多，睡眠还不实。郭老又根据病情变化精心调治，使病人很快增加抵抗力。到同年12月初，病情有了根本好转，体温恢复正常，睡得很香，食欲大振，什么也想吃了，到12月底，体重增加了18斤。变化这样大，院领导都有点不敢相信，亲自到病房看后，才相信了。当时住院的很多病号，不了解张淑荣的实际情况，产生了许多猜测；如有人说她一定是个大干部或是模范人物，至少是个大干部的夫人等等。有的病号问她： “他（指郭老）是你的父亲吗? ”,其实郭老与我们非亲非故。我是部队的一般干部，我爱人是个佃户的女儿，参军复员后，当了随军家属。郭老对她无微不至的关怀，是他一贯平易近人的作风和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对任何病人都是如此。同时，他为了发展中医事业，对我爱人这样的特殊病例，不能不尽心研究和治疗。我爱人的病，西医诊断为红斑狼疮，当时不仅在国内无法治疗，就是在国际上医疗水平比较高的发达国家也不能治，均列为“不治之症”。中医诊断为“虚劳、痹症、瘾疹”。郭老不怕风险，自觉挑起治疗这种病症的重担，不仅是因自己具有高超的中医技术，有强烈的责任感和自信心，而更重要的是为了通过治疗此病，推动中医研究工作，发展祖国中医事业。他治愈此病，对全国医务界震动很大。全国各大医院都派人来观察访问治疗经过，抄处方，查医治记录等。解放军总医院的主治医生也来抄了处方。这件事在国际上也有很大影响。当时，巴基斯坦、法国、日本都派人来医院参观访问，拍了照片。外国友人虽不会说中国话，但从他们的眼神里都表露：出钦佩的神情。他们在我爱人面前，无不伸出大姆指，对郭老中医技术表示赞扬。
我爱人在郭老的精心治疗下，仅用了1年时间，就病愈出院，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从1964年9月16日出院后，迄今已23年了，曾经中西医多次复查，证实红斑狼疮的细胞确实绝迹了。她现在还干家务活，抱孙女，身体非常健康。
我和爱人现在安度幸福晚年，享受全家团聚的天伦之乐，不能不衷心感谢和时刻怀念有救命之恩的革命老前辈郭子化同志。他留给我的深刻印象，是终生不会忘记的。
1987年11月30日
（作者：原解放军第二炮兵后勤部副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