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春初的一天，组织上决定调我到华东局秘书长郭子化身边当警卫员，当天下午3点30分我就到郭子化那里报到，当时郭子化同志正在同张云逸，黎玉在喝茶说话，我站在门口施了个军礼，没等我报告，张副司令说：“小鬼，有事吗?”我说，是来报到的。郭子化同志说： “欢迎你，小张，来与我作伴。”黎玉说：“小张是哪一年当兵的? ”答。“1945年8月初。”他又问：“你哪一年入党的？”答：“1946年8月。”郭子化同志说“你先安排住下，晚上再细说吧。”我施了个军礼，就到南屋里间，整理自己的床铺。从此我就在郭秘书长身边当警卫员。
满负荷地工作
这个时期，正是三查三整运动刚结束，华东局和华东军区司令部，从胶东、滨海等地转到益都南30华里的赤涧和门家庄地区，部队经过鲁南、莱芜、孟良崮，南度、临胸、胶河、沙土集等战役后，各纵队正在休整。肩负山东支前总指挥的郭子化同志工作非常紧张，写文件，写电文，发通知，召开山东支前工作会议，下达支前任务，昼夜不停地工作。到老区和新区去检查各地支前办事处的支前工作，都是昼夜兼程，白天敌人的飞机常常在我们头顶上盘旋，俯冲、扫射我们坐的无帆布蓬的美式吉普车，为了保卫首长的安全，躲避敌机的扫射，而耽误了赶路。郭子化同志为此非常着急怕影响了工作，有一次我们的车刚刚爬上穆陵关顶，迎头从南边飞来2架敌机，从我们头顶飞过，不多会又从北面飞回来，不到1分钟的时间，对我们俯冲扫射，我叫首长立即下车，命司机将空车开跑，敌机紧追吉普，我同首长躲在路旁沟里。过了七八分钟敌机飞走了，吉普车没有中弹，司机说： “我把车子开到公路下边山沟里，看不到，也打不着。”郭老说；“被这些狗东西耽误的时间，要快赶回来。”我们又继续赶路，12点半赶到了沂北县杨家城子，一下车他就召集支前办事处人员开会。会后县政府招待了一顿饭，吃的高粮煎饼，大萝卜炒红辣椒，小米稀饭。吃饭时，郭老问大家“今春工作有困难吧？”都说，困难再大，千方百计完成任务。郭老又说： “春播也很困难，年轻的当兵去了，壮劳力支前去了，种地只好靠老人、妇女和小孩，要抓紧把互助组，变耕队建立起来，靠集体的力量来克服劳力困难。刀饭后也没有休息，又去西边大沟里察看，那里用苇席盖着一堆堆山一般的大粮垛，每一个粮垛下有2个民兵站岗，郭老对他们说： “你们辛苦了，要提高警惕，留心敌情。因为咱们的工作和前方的胜利是紧密联在一起的。”当我们返回时，已经是深夜12点多了。
挑起支前重担
郭子化同志负责的支前工作是在抗日战争刚结束，山东人民的生活极端困苦的情况下进行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反人民内战，调集几百万美国装备起来的军队，大举向各个解放区疯狂进攻。当时支前物资相当困难，征集支前军需物资的任务非常艰巨01948年以后，解放军转入全面进攻，战争越打越大，支前的路线离解放区越来越远，投入的民兵，担架队，运粮队，送弹药的挑子队，不是几万人，而几十万人，全靠二条腿和肩膀挑。跋山涉水把军需物资运到各个战场上去。再把伤员从战场上抢运班后方去。这个支前任务的重担，压在山东支前委员会主任郭子化同志和广大支前干部、群众的肩上。 ”一切为了胜利，必须保证前线的需要。”郭老常用这句话来鞭策自己和鼓励同志们。
3月初的一天，郭子化同志在益都天主教堂里召开支前工作会议。除了部署支前工作外，还有接收潍县、济南等工作。郭老说： “现在还处在小决战阶段，大决战还在后头呢。黟会议连续开了3天。每天会议都开到次日清晨2点多。
会后，郭子化同志坐吉普车，不分昼夜奔赴前线指挥所和各解放区支前办事处，检查和了解支前工作情况。他凡到一个地方检查工作后，都要亲自起草电文和通知，没见他闲过。在我跟郭老的3年支前工作中，他那种对人民解放事业的必胜信念，对党的事业的忠诚，表现出坚韧不拔的工作精神，紧张认真的工作作风，特别是那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顾个人的安危，忘我的战斗精神，严肃而细致的工作态度，在生活上艰苦朴实，与人民同甘共苦，这一切都深深地感动着我、教育着我。
1948年3月中旬，首长几天几夜没合过眼，两眼熬得通红，还是不停地奔赴各战区的支前办事处，督促、检查工作，不问是天寒地冻，大雪纷飞，日夜兼程，颠簸在曲崎的山道上。经常不能在床上睡眠，大多是坐在尘土飞扬的车子上打个盹，就算陲过觉了。常常赶不到目的地吃饭，就将自带煎饼、就着大葱吃。郭老吃的又香又甜，胜似美味佳肴，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可那是战争年代，且郭老是以苦为荣。郭老为千方百计保证支前任务的完成，由于过度费心和劳累而两眼充血，且常常感冒，多次生病，陈军医叫郭老休息，郭老严肃地说：“许多战场上正急需军需物资，伤员要转运，战士在流血，现在生点小病是休息的时候吗!”仍坚持到各地支前机关督促、检查工作。郭老凡到一个支前办事机构开会，总是讲：“现在和今后的战争，不是游击战，不是去年的运动战，必须明白，现在和今后打的是决战、是歼灭战就需要超过敌人几倍的人力、物力，我们的工作也需要几倍的努力。”一天在去冶源镇的途中，郭老坐在车上哼道：“短兵相接夺城堡，炮火血溅湿战袍……。”并说：“张店、周村、淄川只要4天就落在我们手，胜利告捷，据初步查明，消灭国民党军3.8万余人，而且蒙阴、沂水、龙口、威海卫的敌人惊慌逃窜，国民党搞的点线防域体系将要彻底垮台了。”郭老又说：“去年的鲁南、莱芜、泰安、孟良崮，胶河、莱阳等战役，就象打疯狗，打断一条腿，不久的将来也一定会被人民战争全部打断，到那时候就要剥皮吃狗肉了。”郭老讲得把我和司机都引笑了，他自己也高兴地笑了起来。
记得有一次我与郭老坐着美式吉普车在去鲁村的途中，半夜遇上有往前去的空担架队和运粮的小车队及担弹药的挑子队，还有从战场上轮下来的往回转移的伤员担架，各条大小山遭上人来人往挤得真是车水马龙，而且大雨加风，漆黑对面看不到人，人人都好似从河里泡过的一样，民夫骂老天爷，伤员骂娘，越走山道越难走，来去的民工队伍拥挤在山道上水泄不通。在这种情况下，郭老下车与民工队伍同步慢行。快要天明的时候敌人3架飞机在我们上空盘旋，乱丢炸弹，乱扫射，还在天上放了几个照明弹。郭老挤到最拥挤的岔路口，亲自同带队的民工队长一起指挥担架队有秩序地前进，很快解开了这个拥挤的疙瘩。但我的心里万分着急，因为上有敌机乱轰，乱扫，同行的挑子队挑的都是拉雷和手榴弹、炸药包，真担心首长的安全。天明后，民夫们才发现在他们中间这个“大人物”。七嘴八舌的说： “这是大官，也和我们一样淋得落汤鸡一样。”也有的说： “不象大官，八分是个民夫总头头吧”。郭老听后答话说：“你们说的不错。”一路上，郭老还同民夫有说有笑，中午到达鲁村。
首长向下级认错
在鲁村，我们住在附近的一个小庄子，由于长途跋涉的疲劳，我们饭也没吃便睡下了。临睡前郭老对我说，下午4点喊他。首长有事我一般是不睡觉的。到了下午，我看墙挂的一个圆形钟，但走的准不准不知道，我就打个电话问问总机，话务员告诉我，“差1刻4点”，我洗了一把脸，就喊郭老，郭老躺在门板“床”上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怀表一看，就大声质问我说：“叫你4点喊我，现在都6点啦，什么事也干不成了!”当时我被问的心里很紧张，心里想话务员告诉我的时间能不对吗？我回答首长，刚刚问过电话总机讲差1刻4点。我又打电话问话务员，回答是差5分4点。郭老又把怀表掏出来看时，哈哈地大笑起来，说：“我睡觉了，怀表也睡觉了”，原来那种严肃的气氛突然活跃起来。接着郭老说：“小张！是我错怪你了，是我的怀表停了，我太粗心。”郭老接着说：“自你跟我作事以来，没办过错事……”。郭老的自责使我感到不安，如此坦直地当面承认错误的首长。从而也使我更加了解郭老，那种革命家的风度，使我永远不能忘怀。
病在途中
1948年10月初，郭老在去曲阜的途中病了。郭老多次生病都仍然坚持工作，这次患的是痢疾，病情很重，一路上停车7次上厕所，而且脸色变得十分苍白，站着打恍，用拐棍顶着肚子，脸上冒着豆粒大的汗珠子，在最后一次停车解手时，我扶着他下车，依着一棵树蹲下的，我非常着急和不安，我对郭老说： “首长，你的病很重，到目的地还有400多里山路，是否到前边那个村住下，找个先生给看看。”郭老这一次没有批评我，也没发火。天刚蒙蒙亮，车开到庄西头一个打谷场里，场的北边有个2阎的场屋，屋里有位近60岁的老大爷，我走到跟前问：老大爷！这叫什么庄? ”,他说：“叫桃花店”。我又问，我们在这个屋里休息一下可中？老大爷说?“中。”我把旧地铺拆除，清扫干净，用柴草点着把场屋烘了一下，又用场堕谷秸垛上的新谷草重新打了一个地铺，将自带的一床军用黄被，铺一半，盖一半，把郭老扶下车到场屋睡下休息。郭老幽默地说： “比沙发床都舒服。”又说： “小张，你去庄里老百姓家里买2斤大蒜头来，再买几个鸡蛋，借个锅。”我见那老大爷还未走远，就跟他商量，请他帮忙。
不一会，老大爷带来一辫蒜和几个鸡蛋。说什么也不肯收钱。只好给了3张餐券，并说这是我军的纪律，老大爷才收下了。
郭老让我烧水煮鸡蛋，不一会水开了，蛋也熟了，郭老吃蛋黄就大蒜再喝一些开水。这方子还真灵，吃下去再没有拉过。看来首长还会治病呢！我们休息了片刻，便赶快上路了。
关心他人胜过自己
济南解放后，郭子化同志任山东省政府第一副主席兼济南市长。和方毅、孟东波进入济南，住进趵突泉西边东山里。一天郭老对我说： “明天去徐州(通知我的那天正是徐州解放) ”。我找到车队李队长，让他天明备车去徐州。睡到半夜，郭老把我叫醒，说准备走。我一看钟，刚12点，在战争年代里，这似乎是常事，我已习惯了，于是唤李队长便出发了。上午11点进了徐州城，找到徐州市警备司令张光中，他把我们安排住在中正路原国民党第二银行处。此时，我感到有点不舒服，两只眼睛争不开。郭老说： “小张！怎么搞的无精打彩的? ”张光中说：“小张的脸怎么这样红。”郭老用手摸了摸我的脸，发高烧了。郭老说我“真是个草牛，自己病了都不知道”。张光中说，我去把陈军医找来给小张看看。经军医诊断体温40.5度，军医立即回去拿药并带来一位护士给我打了2针，又口服了些药，用凉毛巾放在头上降温。后来军医和护士走了。郭老一直守在我身旁，他一夜没合眼，不时给我换凉毛巾，喂开水，看着怀表给我服药。第二天大清早军医和护士来了，量了体温39度，又连续打了2针，刚给我打完针张光中又来了。郭老对张光中说： “会议推迟一下开吧，小张高烧未退”。后来张光中派来一位小护士，把郭老换下来休息，直到病愈后，我还感到内疚，给首长增添不少麻烦。然而使我更加倍受感动的是，在我病重期间，首长给我当“护士”，给我喂水、服药、照顾着我，守护着我。使我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首长的亲切，他是首长，然而又象父辈，使我终生难忘。
我在郭老身边当警卫员，从1948年初直到1950年初，他担任山东省政府第一副主席。我深深体会到他对下级的关怀，培养。建国后，郭老把我送到山东公安干校学习。后来郭老又把我叫去说：”革命胜利了，要好好学习，好挑更重的担子。”又让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空军预科纵队学习，后来由于身体不好转业，先后在地方上担任过建筑公司厂长等职务，我时常怀念首长，时常回忆起与敬爱的郭老一起渡过的那些难忘的战斗的日日夜夜，深深感到今天胜利来之不易，我要时刻铭记郭老的教导，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