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央卫生部副部长郭子化是我的胞兄，也是我从事革命工作的严师益友。他离开我们虽然已经15年了，但每忆起往事，总使我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平静。他对党对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坚强的革命意志，以及对我的言传身教和袍泽之谊，使我刻骨铭心，永远不能忘怀。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在从事革命过程中，历经风风雨雨艰难险阻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很自然的。但总觉得他所经历的困难、艰险和挫折更多些，故对他的怀念之情也特别深。
子化兄比我年长19岁，从我能记事时，他就在外地读书和参加社会活动，即便假期也很少回家。小时候常听母亲讲，大哥因家景贫寒上学较晚，他在上小学时，中午需要带饭，别的学生都带煎饼（苏北地区习惯吃煎饼），他无煎饼可带，只好带几粒炒豆子聊以充饥。当时上学的多是官家子弟，穷孩子在学校常受欺侮。子化秉性倔强，遭遇更惨。有次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被几个官家子弟打倒在地，又都爬在他身上压，待母亲闻讯赶到时，他已脸色发青，昏过去了。他学习勤奋，成绩优异，很受亲友赞许，在去离我家18里的古邳上高级小学时，学费都是至亲好友资助的。
1923年，我8岁刚入小学，正值他在徐州省立第七师范毕业，夏天，他约了王子愚等6位同学，在“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想指引下，怀抱满腔造福家乡的热忱，筹划建立峄黄植树公司，动员群众以劳动入股，植树造林。既可解决部分贫穷农民的生活困难，还可办小学，解决山周围穷孩子上学难的问题。他们写报告给江苏省实业厅黄炎培，要求支持和指导。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空想，却引起了当地豪绅的仇恨和反对。宋席珍等土豪劣绅，利用其青帮徒弟和地痞流氓，制造谣言，蛊惑人心，诬陷郭子化等把巨山卖给了法国人，得大洋7万元，大肆煽动山周围不明真相的群众，放火烧了以郭子化为首的7家的房屋。我家被烧得最惨，连在院中的石磨都烧炸了。当时我正在离我家半里路的八家小学读书，从教室的窗户看到我家大火冲天吓得我脸色腊黄。王子愚老师领着我向西北方向逃跑，他家也是被烧者之一。我父亲也被抓去，这使我幼小的心灵受到一次严重的创伤。我们全家人对这次突然的灾难，并不埋怨大哥闯下大祸，而是痛恨土豪劣绅丧尽天良，犯下了严重罪行。这次事件也深深教育了子化，使他认识到“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是此路不通，只靠少数几个人奋斗，既救不了国，也救济不了民。他从此离开家乡，直至辞世也未回过家。
1930年秋，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古邳暴动失败后，我为逃避通缉流浪到皖北。次年5月，萧县的纪卓云和邳县的宋健人秘密组织一批被通缉的共产党员和赤色群众共16人，到皖西军阀陈调元部做兵运工作。去时大家很高兴，唱着国际歌。但到陈部后，即听到先去的几批人说，在这里什么也干不成，还吃不饱。大家听后都耷拉了头，各打自己的算盘，先后离开了该部。1932年秋，萧宿永暴动失败后，曾听王子愚说，子化原在永城，不知现在如何。9月，我离开陈部，从江西沿途乞讨北返，到徐州时已经很冷了。住在徐州的七叔告诉我，子化已去枣庄煤矿，并再三叮嘱，不要告诉家里人。他给了我1元多钱，我便乘车回家。这时，虽然反动政府逮捕共产党的风头已过，但是仍怕仇人赶尽杀绝。所以仍不敢经常在家。1933年6月，我帮叔兄拉车子去台儿庄卖蚕豆后，拿着他给的9角钱到枣庄，我找到在三德被服公司当工人的侄子郭光耀，得知子化的住址，未等他晚上下班送我去，便心急火燎地自己去找。当时，子化在枣庄老街西门外鸡市路南的一间用谷草盖顶用秫秸泥巴作墙的小草屋中，开设同春堂药店，以此。作掩护，进行党的地下工作。我一进屋，就看到一位留着胡子的人马上站起来打招呼。“先生请坐”。还没等我坐下，他就说去弄荼喝，出去了。屋内只有一个小凳子，我坐着等了好长时间，不见回来，心想买水有多远，还回不来？正纳闷间，从外面进来一个手拿长柄大斧的人，约30多岁，身材魁梧，问我：“你从那里来？找先生有什么事? ”我心里有点不安，只好说：“从徐州来，看看先生。”他把我上下打量一遍就走了。我越等越心慌，又怕那个拿大斧的再回来盘问，随即出了小屋，急走几步，很快离开，这才意识到自己太冒失了。我们兄弟俩人多年不见，突然见面互不敢认，再加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不能不提高警惕，因发生了这一场小误会。晚上，光耀下班后领我去找子化。叫我在鸡市口等着，他先进去，过了一会，才回来把我领去同子化见面。我们一见面，子化首先批评我不该不预先通知。
当晚，我们兄弟俩就在小屋里一直谈到鸡叫才睡，从此，每晚总要谈到半夜。他首先问去军队的人中是否有被捕的，有没有叛徒等。我说，组织去军队是徐州特委决定的，但后来没有人管，各走各的路，没起什么作用。在谈到各地暴动时，他提出了很多自己的看法和问题。谈论最多的还是他针对我的思想问题，进行说服教育。我在3年多流浪生活中，得到不少社会知识，但也受到社会上一些消极东西的影响，终日只愁天下不乱，希望世界大战能打起来。他总是耐心地对我进行思想教育。他说，只靠劫富济贫或暗杀几个坏人，解决不了社会问题，只有学习苏联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才能根本解决社会问题。他特别提出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就吃亏在我们没有枪杆子。直到6月底，他才答应把我留下来，参加党的地下活动，我才感到有了出路。他给我讲了很多党的地下工作经验。如每个同志都要有一定职业作掩护。本地同志大都有固定职业，外来同志首先要解决职业问题。郭日高有木匠手艺，很快干起木匠活来。我和丛林同志无一技之长，但能识几个字，就决定让俺俩学医。每人化了12块银元，参加了上海东亚医学院的函授，由学校发讲义自学。在业务上有不懂之处就请教西医同志，拉丁文由子化为我们辅导。后来，为了派我进抱犊崮山区工作，又让我学中医的《药性赋》，《汤头歌》、《脉诀》、《针灸歌诀》等，都要背熟，此外还学习了一些医药方面的基本知识和技术。在临进山时，又给了我38个疗效较好的药方，直到现在我还能记得几个。他对我们要求很严，要把一切时间都用在苦读苦学上，必须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学会以医生为职业，独立进行工作。
1935年2月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成立后，约在3月，子化找我谈话，提出开辟山区的工作。他说，党在枣庄矿区的工作发展较快，而敌人对城市的统治越来越严，党组织随时都有被破坏的危险。因此，我们必须有个回旋的余地，同时，如有同志一旦暴露在当地无法存身时，也需有个地方转移。山区是个好地方，“山高皇帝远”，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过去土匪长期盘踞在那里，闹得国民党没办法。我们如能在山区站住脚，不仅可以隐蔽同志，而且有利于搞武装斗争。所以，考虑让你随李韶九同志进山开展工作，他家在山区，人熟地熟，有些朋友还可作为党的发展对象。这次谈话后，我们准备了一些药品和医疗用具，如消毒器、注射器、三折刀包、针药及外用药品等，还特别准备了戒鸦片烟瘾用的针药及口服药水。4月4日，我以医生身份随李韶九进山，最后落脚在梁邱，给两个地主戒了鸦片烟瘾，还挣了43块银元。在回枣庄的途中，请送我的小奋（当时是天泰烟店的小伙计，解放后曾任曲阜县供销社主任）吃了一顿饭，化去3角多钱。当时心想，回去交组织40元，留下2元多买双鞋子（因去时是借苏伯志的鞋穿的）。但是，向子化汇报完工作和交上42元多钱之后，他收去了42元，只把几角零钱留给我。可见当时党的活动经费是很困难的， 1分钱也不能多花。做党的工作不仅没有报酬，还要把自己挣的钱全部交给党组织。
在我汇报工作的当天晚上，特委研究决定在抱犊崮山西的大北庄建立第一个工作基点。大北庄是山区边沿的较大村庄，又是集市，地形很好，过去曾是土匪长期盘踞的大本营。子化令我去开辟工作，并给了3元钱的活动费。5月12日，我和萧平带着药品去大北庄（萧平住了两晚上回枣庄未再回去）。第二天，北庄逢集，我便到集上出摊卖药看病，生意很好。萧平走后，为了省钱借住观音庙1个多月，然后租了两间靠街的房子，开起天德堂药店，同时发展了陈继全、姚洪义入党。秋天，丛衍瑞到大北庄指导我们建立了党支部，陈继全任书记，我和姚洪义是支部委员。在我来北庄时，子化介绍了很多医疗方面的经验，特别强调对病人要严肃认真，一点不能马虎，要知道一出医疗事故就可能砸了锅，并嘱咐要掌握穷汉吃药官汉拿钱的精神，以利于争取基本群众，开展工作。我们也确实这样做了，从而站稳了脚跟。到冬天就建立起武装肃反小组，当时有2支手枪，1支驳壳枪，以后张光中又从湖西调来2支驳壳枪，共有5支枪，7个人。
1936年6月枣庄事件后，特委机关转移到抱犊崮北麓的费县高桥镇。7月，沛县监狱暴动出来的同志也进入山区，既可存身，也增强了山区工作的力量。从此可以看出，开辟山区工作的重大意义和子化预见的正确性。子化长期在严重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坚持党的地下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常讲狡兔三窟的故事，是有其深刻用意的。他到高桥后，又提出要有个退步。当即商定，通过我的房东徐四（滕县徐庄街人），在徐庄找房子开设元德堂药店。以后子化经常来往于高桥、徐庄给群众看病，很快发展了陈永元、孙茂喜、陈正萱为党员，建立了徐庄党支部，陈永元任书记。峄县北庄、费县高桥、滕县徐庄正好是在三县边区形成一个三角，各距20里左右，联系很方便。凡外地来找特委的，均要通过大北庄这道关，再派人领着去高桥或徐庄。
1937年1月，子化接到西北特支的通知，去西安与党中央接关系。他一面准备起程，一面派王寿山通知我筹措20元路费。我和王寿山立即赶到枣庄分头借钱，最后两人凑在一起只有19.5元。次日，我们两人骑自行车到滕县东关外的小客店里，把钱交给子化，我抱歉地说，还差5角不够20元。他说够用了，并让店家给做了羊肉豆腐卷吃，很香。晚上，我们一起睡大通铺，但天气很冷，冻得睡不着，一早每人喝了两碗粥，顿觉混身暖和。我们帮助捆好被子，送他穿过城里到西关外。他送给我们每人一把小刀，接过行李背在身上，向南阳湖方向去了。
他从延安返回路经西安时，正是“七七”事变那天，7月中旬回到抱犊崮山区。我们同他一见面就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他讲，中央已批准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并划归河南省委领导，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广泛开展各阶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发动群众抗日。因此要组织自卫团、联庄会，利用一切公开合法形式，组织党所掌握的抗日武装。在发展党的工作上，要注意发展知识分子入党（过去我们在山区很少发展知识分子党员）。他讲了很多，但我记得的很少，经过几次会议才领会这些精神。从此，大北庄开始组织自卫队，并进行训练。
1937年9月初，子化派人通知我去高桥。我们见面后，他立即交待我陪万春圃去临沂城面见国民党第三专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张里元。他说，张里元下令调万三爷（万春圃绰号）去专署商议恢复联庄会的事，这是个很好的时机，我们必须插进去。他要我以地方名流身份陪方去临沂，并让万向张里元介绍我是峄县山区声望很高的郭先生。如张里元提出恢复临沂联庄会，你们就满口答应，并说明不仅临沂可以恢复，还可以通过亲友把邳、费、峄、滕的联庄会联合起来。我们见到张里元时，就是按特委的指示办的，我向子化汇报了同张里元会谈的结果，他很满意。他说，要动员各县党的力量，参加这一公开合法的组织。经过1个多月的动员组织工作，各县联庄会基本组成，于11月10日在尚岩成立临郑费峄四县边区联庄会办事处和常备队武装，并均为我党所掌握。
10月，河南省委指示特委机关迁驻徐州。子化在去徐州前，同张光中一起到了大北庄。我领他们看了两将山上的洞。当时山里驻有国民党四十军后方留守部队。他交待我，除做峄县联庄会及其副会长梁继箴的工作外，要注意做军队的工作。我们自此分手后，直到1938年5月徐州沦陷，子化率特委机关撤回滕峄边区，才又会面。我们一见面，就谈起我怎样向四十军军械处刘处长要了57支俄国造步枪和30多箱子弹，拉起50多人的武装，以及3个支部的全体党员都参加了部队时，他当即问我： “那里还有党员吗?”我说：“都动员出来了，没剩一个。”他指出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我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成绩变为错误。他接着说：“你们把3个党支部都拔了根，大概不打算要地方党了!”他指示： “每个支部都要派1名党员回去，至于派谁，你们自己研究。”现在我只记得大北庄党支部是派姚洪义回去的，很快发展了党员，重新建立起党支部。
1938年7月滕峄边第二次反顽战役后，特委由河南省委划好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领导。8月，我被调到山东省委军事部参谋处工作，子化任省委统战部长。从此，各人忙于自己的工作，很少见面。他于1939年11月离开山东分局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直到1946年春才回到山东，任华东局委员和山东省政府秘书长等职。我在部队工作，同他见面的机会也很少。所以，我同他在一起的时间，大部分是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度过的。
回忆子化兄的一生，确实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不屈不挠的一生。他经历了大革命的失败，泗县暴动和永城暴动的失败，又转移到枣庄矿区继续进行党的地下斗争。在与上级党失去联系的困难情况下，在严重白色恐怖的环境中，独立自主地坚持党的工作，以峄县枣庄为中心，向外发展，逐步恢复和发展了徐州地区党的组织。不论环境如何艰难险阻，他都始终保持着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饱满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从未因革命遭受挫折和失败而消沉、自馁和畏难发愁。他总是以坚韧不拔的革命毅力和信心，鼓舞着同志们坚持不懈的斗争。毛泽东指出：“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毛泽东选集》第1376页)，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规律。子化正是依照这条规律走过自己一生革命道路的。
他对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对同志诚恳热情，为人正直，性情掘强，不怕鬼，不信神，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他在错误潮流袭来时，敢于挺身而出，坚持党的原则，不计较个人得失，即便遭蓟错误批判和处分时，也从无怨言和消极情绪，至多说一句： “时间会作出正确结论的”。在十年浩劫中遭受“四人帮”的残酷迫害时，他仍坚信党会弄清是非曲直。大家说他是一匹老马，直到最后在马棚改造的一间小屋与世长辞，也无人听到他一句怨天尤人的话语。他那高风亮节，永远地深深地铭刻在我们的心中。他作为一名英勇顽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将永垂青史！
（作者：山东农业大学副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