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参军
我们家有20亩沙土薄地，还有一头驴。日本鬼子来了后，汉奸横行霸道，强征地税、强派劳工。我父亲的身体不好，靠卖地纳税后的钱雇人出夫。我12岁时家里就没有了地，那也还要出夫。没办法，我就替父亲去出夫。每次去了干几天偷跑回家，被发现再被汉奸庄长赶回去，这样一共替父亲出了三四次夫。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挨冻挨饿就更不用说了。我14岁那年，父亲横下心，把母亲和三弟送姥爷家躲着，领着我和二弟下乡要饭去了。我们到山套里鬼子汉奸少的地方要饭，饥一顿、半饱一顿，有时两三天吃不上一口饭，就这样飘荡了两年多。1944年麦收前，听说我们这一带来了八路军，开始除汉奸、打土豪、分田地。我们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跑回村里，村指导员老刘（忘了名字，上级派来的南方人）早把我们家的地全要回来了。老话儿说，“受人滴水之恩，当拿涌泉报答”。我要求去当八路军，村指导员看我个头小，让我先当了民兵。那年过麦后，我就跟着八路军和民兵去抓那些逃跑的汉奸。那时候鬼子已经快完蛋了，早被八路军赶跑了。有四五个汉奸都是我们庄上的青痞恶棍，借鬼子的势力欺男霸女、强占良善人家的土地，有的还血债累累。我跟着八路军绑着他们送到汤头，交人民政府审判后枪毙了3个。我们村有个姓冷的汉奸，在去汤头的路上还套近乎地求我：“大兄弟，看在庄乡邻居的份上，绳子勒轻点吧！”我学着当初他踹我的姿势也给了他两脚，喊道：“快走！”我从心里痛恨他这个“庄乡邻居”。从那时起，我算走上了革命道路，也成了一些残留在逃的汉奸恶霸的仇敌。直到“镇压反革命”运动前夕，还有漏网的汉奸想暗杀我。
我18岁那年的端午节，刘店子召开全乡民兵大会，汤头区委书记讲话。他说：“咱们八路军和民兵在老百姓支持下打败了日本鬼子、清除了汉奸，穷苦的乡亲们从汉奸和恶霸手里夺回了自己的土地。刚要过几天安稳日子，国民党和蒋介石就发动内战，我们现在要保卫抗战胜利的果实，不能再失去土地。现在八路军要扩大队伍，18岁以上的青年都可以参军……”想起以前我遭的罪，更想到共产党八路军的好处，我就毫不犹豫地当场报了名。我回家告诉了父母亲，两个老人家开始不愿意，后来还是想通了。农历七月二十九日，这个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日子，我和我们村的周义勋、孙德增一起戴着大红花，在敲锣打鼓的送行队伍前边，快步走向汤头新兵站。
白塔埠战役救首长
我参军的第二年（1947年）正月十四，我们团接到命令：包围白塔埠（也叫赵家围子）。华野陈、粟首长下了死命令：消灭郝鹏举匪军。这个郝鹏举，抗战前是国民党的一个军长，鬼子来了又带着队伍当汉奸。鬼子无条件投降后,他带队伍投降了八路军。后来，他看到国民党军队有飞机大炮，号称八百万，以为共产党一定得败，就又投靠了蒋介石，还杀害了先前派去他部队合作的数名共产党干部。这是一个反复无常、有奶就是娘的无耻小人！
我们从江苏赣榆县急行军，十五晚上到了赵家围子城下。我们的阵地前边是护城河，有30多米宽，靠边的水深齐腰，最深的地方能没过肩膀。半夜时分，围城部队发起第一次攻城，我连主要是火力掩护，另有大部队冒着城墙上的枪林弹雨攻击。这一次攻击不顺利，牺牲了很多同志，护城河里的水都红了，许多战友的尸首漂在水里。约摸着攻打了一个钟头，撤退号响了，枪声渐渐停下来。那天阴得很沉，没有月光，城上的敌人还时不时发射照明弹。有一个通讯员跑来找官连长，说：“一团的赵营长负了重伤，在你们对面城墙根敌人的射击死角里，敌人还没发现。师长命令你们派人把他救回来。”官连长没有思索，小声对我说：“孙学亮，你派班里行动敏捷的一个同志摸到河对岸城墙下，把赵营长背回来，我组织同志们掩护。”我说：“别的同志不如我，一是我个头小目标小，二是我力气头不比别人差，我坚决完成这个任务！”连长满意地点点头说：“敌人的照明弹刚发射过一会儿，快行动吧。”我把背包和枪交给班里的战士，爬到河边、轻轻下水，很快浮游到对岸，快速爬到城墙根，没被敌人发现。
我扫了一眼，发现躺着的、趴着的都有，都是牺牲的战友啊！只有一个人背靠城墙半坐着。我断定那就是赵营长，于是猫腰跑过去。近了能看准人昏睡着，两条大腿以下全是血。我俯身对着他的耳朵轻声叫：“首长，首长。”还好，他微微睁眼，看了看我，轻声说“小同志……”我说：“我是3团1营1连的，官连长命令我把你背回去。”他说：“不，被敌人发现，咱俩都得牺牲。你看，已经牺牲了不少同志，其中就有为了救我被敌人发现了中枪的。我已经没有再救的价值，别再多做牺牲了，保存战斗力要紧。你回去，报告官连长，就说我已经牺牲了。你快走，趁着天黑。”我又说：“首长，我必须完成任务，你就是牺牲了我也得背着你回去。上级说了，还要向你了解攻击失利的情况。”接着不由分说，坐下去，抓住他两只手搭到我的肩膀上，说：“首长请配合。”可能是赵营长没了气力，也可能是他感到他确实有情况要报告，他很配合地趴到了我的背上，两手没大有劲儿地抱住我的脖子。为了尽量隐蔽行动，我爬着到河边，慢慢转个方向，再慢慢退到河里。然后转身，也踩水也踩烂泥地往回走。突然，一颗照明弹在天上亮起来，我俩刚过了护城河的一半，敌人发现了我们。但是，枪是我们这边先响起来的，紧接着敌人的枪声响成一片，周围的水像被雹子打似的，还夹杂着小钢炮的炸响声。我拼命向岸边走，就快到岸了，右肋突然就像被铁棍子捅了一下似的，差点歪倒。我努力保持平衡，扑到了岸边。一抬头，见杜连长和另外四五个同志从岸上跑过来，有接赵营长的 ， 有 拉 我 的 。杜 连 长 还 说 ：“快叫两个担架过来，孙学亮也负伤了。”这时已经有战友的急救包捂到我肋下的伤口上了，奇怪的是，我用手一摸一手血，可是没觉着疼。杜连长和战友们把赵营长抬到工事里等担架，有两个战友扶着我蹲到工事里。邢指导员也过来了，还表扬我：“好样的，感觉怎么样？要给你请功。”我觉着没事，还想敬个礼说：“请指导员放心，没事儿。”可是出血多，两眼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我醒过来，已经是在野战医院了。一会儿，来了位军医同志。他笑呵呵地说：“小同志你真命大，一块炮弹片被你的两根肋骨挤住了，再往里一点，碰着肺部，引起大量内出血，战场离这里30多里路，再用担架抬来，我们也没办法救你了。上边点儿还有一块肉被刮去了，弹片不见了。差点要命的弹片在你床头边的小柜子上，别扔，留个纪念吧。我们给你打上麻药，用钳子往外拔出它的时候，你的伤口还喷了护士一身血。”我一看，那块弹片有杏叶那么大。我后来把它和军功章一起放在背包里，淮海战役时在战壕里调换战术位置时和战友拿错了背包，然后我负重伤，和战友们失去了联系。
我的伤两个多星期就好了，可医生不让出院，住了快一个月。这段时间里我也找到了那位赵营长的病房，去看了他好几次。他两腿被机枪扫伤，虽然没有截肢，可医生说他出院后离了双拐是走不了路的。我出院前一天还专门去伙房端了病号饭去看他。临告别时，他很舍不得，对我说：“小战友，我上不了战场了，我祝你以后参加战斗永远不再负伤！”我们握手告别的时候都忍着没流眼泪，但也都舍不得撒手。
孟良崮战役“打援”
我养好伤后，在莒南大店归队，接着就是随部队打运动战。那些日子除了行军就是行军，常有规模不大的遭遇战。眼看着麦穗齐了的时候，团里突然下达命令：迅速从莒县一带绕过汤头北边、过沂河，西进到青驼寺东北不远的地方。我们急行军到达目的地后，又接到命令：阻止很快要从汤头方向北上的国民党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我和战友们在奋力挖工事时听指导员讲，兄弟部队把国民党的王牌军74师包围在孟良崮了。
连长要求战士们把战壕挖深，挖两条，南边一条最好能有两公尺深两公尺半宽，目的是要把敌人的坦克陷住。向北50米再挖一道，要超过1米深、两米宽，是我们真正的藏身和作战位置。战前的打算是：先在第一道战壕打一阵，让敌人感觉我军顶不住了再往后撤，把敌人的坦克引到深沟里。但是。这个想法很难完全实现，那地方是山区，挖50厘米土就到了差不多20厘米厚的烂石头层，勉强能挖动，总深度70多厘米后就是正儿八经的石头，挖不动了。这样，只好尽可能往深里挖，能挖深的地方不挖浅。战壕还是挖两道，南边一条的南沿尽量把土堑垒高。其实，不止我们连在挖这种战壕，整个团，还有更多部队都在挖，往两边看，曲曲弯弯的，看不到头。
那天好像是农历三月二十四（公历1947年5月14日），天刚要明，“打增援”战斗开始了。我们在战壕里趴着，开始还听着炮弹的爆炸声。过了一会儿就只看着周围的土裹着石头一大团一大团地往上翻，被炸伤、炸死的战友不少。敌人的炮弹越来越少时，我们就爬到工事南沿土堑后，把手榴弹准备好，托起枪做好射击准备。炮停了不到5分钟，三辆坦克后面跟着数不清的国民党兵，尘土翻滚地上来了。坦克老远就开着连发炮，但是打得不准，炮弹离我们阵地一二十步处爆炸。我的耳朵被炮声震得快聋了，隐隐约约听官连长喊：“同志们，敌人到咱能打着的距离再开枪！敌人离我们30米时扔手榴弹，扔完撤到北边战壕。”
土堑前、土堑上，子弹像下雹子一样。敌人离我们不到100米了，我们用步枪射击，专打坦克后面的兵，敌人一个个倒下去。可是，这股国民党兵很玩儿命，前面的被打倒了后面的接着往前扑。说话的功夫，敌人离壕沟也就是30米了，我们把早准备好的手榴弹扔过去，每人连扔了四个，趁机向北跳出战壕，猫腰往后跑，撤到第二道战壕。在接近北边战壕南沿土堑时，我突然觉着左腿像是被火钎子猛插了一下子，又疼又麻过电一样钻心。我知道是受伤了，也顾不得，顺势趴下，爬过土堑，扭转身，快速摆好卧射姿势，扣动扳机。唉！倒霉，老汉阳造卡壳了。
这种情况以前有过，仓促间卡了壳，拍不管用、摔也不管用。多亏了事先有摆好的手榴弹，不能闲着，摸起一个，准备投。可是定定眼神一看，很奇怪，敌人的坦克离南边战壕十几米远不动了。杜连长的细高嗓子开始喊话了：“敌人坦克里的炮弹打完了，它们也怕栽到沟里出不来，蒋匪兵们不敢冲过来。我们观察死守就行，注意节约子弹和手榴弹。”这样，敌我双方开始了近距离对峙。这时，陈连长猫着腰走到我身后，着急地说：“孙学亮，你的左腿受伤了！”我还想转身蹲起来给陈连长敬礼，可是左腿膝盖往下不听指挥了。再一看，血染红了一片土，也觉着疼了。陈连长对他身后一个小战士说：“快叫担架！”我说：“陈连长，不用，我还能打枪，包扎一下就行。”“不，从出血量和你的动作看出来，是重伤。不然敌人这么近，我不会让你撤，来我给你包扎。”陈连长很快解开了我左腿的裹腿带子，使劲儿扎在膝盖上边大腿上，又用战友递过来的急救包帮我包伤口。包好后还不放心，说：“担架来了快撤，服从命令！”这哪里是命令，这是对我的保护！担架一沾地，两个战友不由分说就把我抬上去按倒，对担架员说：“快走！姿势越低越好！”
不知道走了多大会儿，我被叫醒，担架被放在一块麦地里，麦子长得不好，比筷子高点、苍蝇头一样的穗子。担架员贴着我的耳朵说：“同志，有飞机……”确实，我也听见了。“为了安全，咱分散隐蔽，你别动，右手20步远还有一副担架，上面有个比你还小的同志，我们几个人一会儿就来抬你们走。”说完，把一抱麦子盖到我身上，担架员们就到别处隐蔽去了。我侧着身往右看，是有个小战友，身上也盖着麦子，从头脸看他也就是十六七岁，左胳膊和左腿是包着的，血渗透了包着的纱布。我向他招手，他看见了，轻轻点了下头。
飞机飞得很高，没投炸弹。等了大约五六分钟，担架员回来了。他们换着班把我们抬到了四五十里以外的野战医院。一个中等身材的军医马上给我做了检查，说：“膝盖下被打穿了，弹孔不小，该是步枪子弹。伤口处理不及时怕要感染，需要用麻药，然后剔除里面的一层肉。但是同志你放心，一个多月后我保证你还能打冲锋。”
益都城南拼刺刀
我参军的第三年（1948年），我记得是过了谷雨，快立夏了。部队接到命令，去益都南边集结。我们从诸城东南部急行军赶到了目的地。晚上，连里集合开会，邢指导员讲话：“同志们，先跟汪精卫当大汉奸，又跟蒋介石当国军的吴化文，前一段从济南带着他的整编第96军84师去给潍县的国民党军解围。结果是咱们九纵等兄弟部队抢先消灭了潍县的国民党第96军，活捉了军长陈金城。我们滨海军区的部队还挡住吴化文的队伍，打得他们节节败退。他想逃回济南，现在又被咱师和兄弟部队堵在了益都一带。这个国民党的将军竟然用封建老军阀的办法派人来叫阵，说什么‘你们共军总是通过运动战以多打少，有本事各派一个连的兵，面对面拼刺刀。哪方输了就整个部队缴械投降。’咱能怕他吗？！师里已经应战，命令咱团挑120人组成临时连队和吴化文一样多的人去拼刺刀。咱连出15人，各人根据自己的战斗力报。报名人数不够的话，由杜连长从共产党员里挑。”指导员讲完了，杜连长说：“那就先开始报名吧。”我已是预备党员，不能落后，马上举手报了名，连里超过一半的战友报了名。
第二天早晨6点，我们临时连队集合了。陈政委给我们讲话：“同志们！咱们这是敢死连，每一位同志都知道这一仗的危险性和艰苦性。可是每一位同志都自告奋勇。我老了，拼刺刀不行了，在这里没别的说，祝同志们取得全胜，给同志们敬礼！”然后，张连长讲解了这次肉搏战的要领。那天早上吃的什么饭菜都忘了，张连长一声“集合！”我们迅速排好了队伍。人人带着一色的三八大盖，上好了刺刀，枪膛里没有子弹。随着一声“出发”，我们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斗志昂扬地向战场进发。
我们这次是少有的白天行军，大伙儿都很兴奋，连长带我们唱起了军歌，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进行曲》《八路军战歌》等，一点没感觉到累就到了目的地。敌我双方的司令部也真会找地方！有两个小岭头差不多高，我们连队站在西边小岭头上，敌人连队站在东边小岭头上，相距约1里路远。双方先列队，雁翅排开，人与人之间相距5米，保证开始时双方“一对一”。然后，站在队伍中间的双方连长举举手，先带战士们相对行进到相距50米，正好在两岭头之间的低洼平地再次停下，确实保证准“一对一”站好。开始厮杀的时间也是事先约定好的：两岭头上的司号员同时吹响冲锋号。等待吹号的时间真煎熬人呀，我感觉心里像烧火一样。用眼角扫扫两边，再看看对面，人人都稍息姿势站着，右手紧握枪，刺刀向上，一个个杀气腾腾！我努力稳定情绪，打量对面的对手，他也在盯着我。那家伙比我高一头多，体格魁梧高大。
突然，冲锋号响了。两个连队人人端着刺刀喊着“杀！”向对手冲去。我故意稍微放慢脚步，比两边的同志落后一步，把平时的大嗓门压低点，表现得有点露怯地向强大对手冲过去，我得让对手轻敌。50米的距离，转眼间我俩就要刀尖相接了。他下压着的刺刀直向我左胸戳来，我早就看好了，我和他都是左手前右手后握枪，从他的用力就知道这一刀拨是拨不开的。我往右轻快一闪，同时对准他的大腿从外往里斜着猛插了一刀，感觉攮到了骨头。他“啊！”的一声，我没忘杜连长的话：“伤了敌人一下，千万别放松，要接连出招”，于是我的刺刀快速又往左上方猛挑，正中他的左边腋窝，伤有多重不好说，但他的左手松开了枪，刺刀别到了土地里。我早又转到了他的身后，捅他摇晃着的身躯后心。他噗通一声左脸朝下歪倒了，“啊啊啊”地在地上打滚儿。但我知道他没受致命伤，抢先一步，拾起他的枪能甩多远就甩了多远。还怕他跟我玩命，用刺刀指着他的脖子同时警惕着周围说：“大哥，对不住了，各为其主！可是八路军打鬼子时都讲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咱这一仗是吴化文要打的。我本来能要你的命，没忍心，你躺在这里别动，出血还少点，还有机会回家。”左边不远，杜连长早把对手打倒了，像是昏倒，但没见出血。杜连长是练武术的出身，整天私下讲“中国人不是鬼子，能分出胜负就行，尽量少杀人”。这时，近处还没发现有倒地的战友或是其他敌人，看来我算取胜快的了。
我马上端着刺刀继续往北跑，北边人多。跑了差不多20步，看到战友高秀勤左膀子流着血还在和一个粗壮体形的敌手别拉着刺刀，谁也不敢轻易出招。我大喊一声“杀！”就挺着刺刀冲了过去，那个敌人一分神儿，高秀勤一下子刺中了他的胸膛，敌人鲜血喷涌、扔枪倒下双手捂着伤口。这个时候，阵地上负伤倒地的有我们的战友也有敌人，敌人伤的多我们伤的少。我跳出了战斗范围，大声喊了起来：“国军弟兄们，胜负已决，你们别再替蒋介石、吴化文卖命了！愿意当解放军的带着枪往西边小岭头跑，愿意回家种地的扔了枪往家跑，可千万别往你们营地跑，回去没有好下场！”这几句话真管用，战场上站着喘粗气的都是战友们了，有十几个国民党兵带着枪往西跑投降我们这边了。我们扶着、抬着受伤和牺牲的战友们往西走，没管那些打着滚儿、哆嗦着叫唤、一动不动的三四十个国民党兵。倒也真有君子约定，两边儿岭头阵地上没有打枪或打炮的。
我们回去后随大部队转移到安全的山区里，临时连队解散。晚饭后，我们又接到命令，向益都以西追击吴化文的队伍。最终，吴化文部突围向济南逃跑了。后来，他在济南率部起义，还为济南解放、活捉王耀武立了功。
尹家寨历险
华东野战军打下济南城后，我们团离开济南一带，参加了山东解放区的“拉大网”行动。这个行动的目的，就是在全山东省内，特别是在临沂地区消灭“还乡团”。临沂的“还乡团”很猖狂，他们逮着共产党的乡村干部、民兵、解放军家属就会惨无人道地折磨、迫害，甚至杀害。最凶狠的就是王洪九，他在沭河、沂河两岸的水边沙滩活埋了不少共产党员及其家属，他给这种杀人办法起了个名，叫“穿沙服大褂”。王洪九杀人的手段丧尽天良，其一是“放天花”，就是挖好坑，把人推下去强制站着，往坑里填土，等土埋到人脖子下边时，命令他的兵用尖镐头猛刨人的头顶。这一刨，鲜血往上喷很高，所以叫“放天花”。还有一个杀人办法叫“点天灯”，就是把人吊起来，往身上浇煤油，从脚底点火慢慢把人烧死。
“拉大网”行动开始后，我们的部队到了哪里，就让哪里的民兵当向导，一个村一个村地找“还乡团”队伍或散兵游勇，包围抓捕。敢反抗的一律就地消灭，缴械投降的交给地方政府审判，按罪过大小处理。我们从新泰一带往东南进发到临沂县境，一路南下到了半程区、汤头区。到处是熟路，经常见到熟人，也不需要再找向导了，我们村周围的“还乡团”可以说是无处逃脱。一天，下着小雨，我按照连长的命令，带着班里的同志们向汤头北面搜索。走了不到半个钟头儿，到了尹家寨。那个村庄不大，为了进行得快，我把人分成六组，两人一组，从南向北挨家搜找。
我们各组分头行动，老乡们都很客气、很配合，没有敌情的话我们也马上就走。串了几户后，我们组看到一个大点的门楼子，朝西的双扇门，判断是个小财主家。我先跑过去敲敲门，没有回声，可门没锁。我轻轻把门推开，看到五间堂屋，有东屋和西屋，正中间堂屋门关着。我左手提着枪，快步走到堂屋门口用右手敲门。敲了两下，正仔细听里面有没有动静，忽然听到好大一声“孙学亮！”我不自觉地猛一蹲。也就是同时，一把刺刀“砰！”的一声在我头顶上边插到了门上，接着就是“啪”的一声枪响，“噗通！”一个身躯趴倒在我的右边。原来是一个穿黑颜色便服的还乡团兵，早在锅屋门口南贴西墙藏着的，我敲门时他猛冲出来跑着刺向我的后心。多亏了同组的战友进大门晚，他眼疾手快，一枪撂倒了这个偷袭的家伙。
那天，我们班的行动再没遇上什么麻烦，也没再抓着“还乡团”。回汤头驻地，我向连长详细汇报了当天行动的经过，连里开会表扬了那个救我一命的战友。在接下来的几十天“拉大网”行动中，我们有时白天行动，有时夜里出击，一路追杀“还乡团”的散兵游勇，也追击国民党的正规军，直到进入江苏地界准备淮海战役为止。
血洒双堆集
我们的队伍士气很旺，行军中喊的口号，从“打败蒋匪军，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变成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和“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1948年立冬前的一天，我们的部队开到了徐州西南方向一带，接到命令：昼夜不停地挖工事，准备要彻底截断黄维兵团和黄伯韬兵团的联系。
黄维兵团往南突围了两次后，有两天三夜没有动作。我们这边不停地挖工事，东西向的，南北向的，深处差不多有一人多深。东西向战壕是作为进攻的依托和防止敌人进攻和炮轰的，南北方向的壕沟主要是做“交通沟”，使各个战斗组能及时联系。工事又修了两天多后，我们班又执行一项重要任务：往各战斗位置运送弹药。有成箱的子弹、手榴弹，还有准备炸敌人坦克的炸药包。那段时间阴雨不断，壕沟内湿滑，还要保持低姿势防止敌人冷枪，因此我们经常挨摔。但是没有一个叫苦说累的，都是咬牙坚持着干。
那年雪来得早，上级下来命令：不光要阻止黄维的部队向南突围，还要把黄维兵团消灭在双堆集。于是，战斗越来越激烈，双方互相开枪、炮击不断。我们有时整个白天吃不上一顿饭，因为送饭的炊事班战友在半道就牺牲了。就是天黑了送饭也不安全，敌人有照明弹，时不时地往天上打，被照到就会接着挨炮炸、挨机枪扫射，但炊事班的战友仍然冒着生命危险送上饭来。我们把战壕挖得离敌人越来越近，也就是100多米，两边都不敢大声说话了，谁都不敢轻易把头露出战壕。
兄弟部队传来好消息，黄维的难兄难弟黄百韬和他的整个兵团在南边碾庄圩一带被华野第四、第九等几个纵队包围消灭了，兵团司令黄百韬被击毙。我们在战壕里的战友们都很振奋，感到对黄维兵团的总攻也快开始了。黄维的队伍在国民党军队中战斗力很强，但黄维兵团的王牌“老虎团”就被我们师围住了，“老虎团”的团部就在我们阵地北边两三里路远的尖谷堆。我们团分割包围了黄维部队的另一个团，上级要求困住这股敌人，决不许他们和“老虎团”靠近。黄维不甘心被围住、被消灭，先是对我们的阵地凶猛地炮轰，接着就是坦克开路，一大片步兵扑了上来。我们用炸药包对付敌人的坦克，用手榴弹和步枪对付后面的国民党兵。冲锋号中一片杀声震天，敌人在雪地上留下瘫痪的坦克和一片片尸体，狼狈不堪地 逃 回 了 自 己 的工事。接下来的几天里，敌我双方试探性的枪炮声不断，但都没有发动正儿八经的冲锋。我们在等总攻的命令，敌人可能是在寻找突围的机会或是等待援兵，敌我双方就这么着对垒了十来天。
那天刚上黑影，连通讯员找到我，小声对我说：“连长命令你班在北边第一道战壕北40米处挖一个重机枪工事，半夜前做好。”我答应“坚决完成任务”后，心想：这个工事肯定很重要，要尽快挖成。可是，困难也不小。尽管阴天下小雪，可是天不够黑，隐不住人。还有，敌人用不了半小时就发一拨儿照明弹，一旦被发现就很危险。加之做工事的位置距敌人据守的地方不足60米，附近也没有弹坑等隐蔽的地方，地上铺满了雪，一翻土就容易被发现。我决定先上去，并嘱咐好了接替我的其他战友。这时，敌人的3颗照明弹升上天空，一大片雪地被照得耀眼。先打上去的刚要落，又有3颗打上去。大约等了有20多分钟，最后一拨儿照明弹才暗了下去。我马上拿起挖工事用的小铁锨，把白里大衣反穿着就往战壕以北爬。邢指导员就在我身后，他拉住我的胳膊，又使劲抓了抓我的手，小声而有力地说：“我等你回来！”
我跃出战壕，猫着腰数着步数跑到了该做工事的位置，接着就尽量小声地往下挖。还好，到底是没过大雪，没有冰封地，一会儿就挖了个我能趴下去的坑儿。重机枪工事要1米多深，还有形状的要求，能弓腰站或单腿跪着3个人。时间紧张，又想快完成任务又怕敌人发现，我就能挖多快挖多快。估计挖了有半个来小时，可能是惊动敌人了，听着“嘭！”一声，接着一颗照明弹就升到了我头顶上。对面说话也听见了：“看！有个共匪翻起一堆土来。”我赶快趴到挖好的工事里不动，心里想：“干着急吧，狗东西们，枪打不着我，你们反正不敢来。你们一露头，我那些战友们轻饶不了你们。”谁知国民党兵还有招数，有个家伙说：“枪打不着，用小钢炮炸他。”我心里想：“要毁了。”不管怎样，先趴在这里等等再说。接着，小钢炮的炮弹飞过来了，一连五六发在工事周围炸开来，就是没有落到工事里边。我虽然被震得听不清声音了，但头脑还清楚。瞅空一个翻滚，就转移进一个新弹坑里，因为两发炮弹不大可能落到一个坑里。又有四五发炮弹打来之后，敌人消停了。他们接二连三打着照明弹，可能是在看我还活不活着，但硝烟弥漫，他们也看不太清楚。我想：“得快动手，不然有战友要上来。”我又回到没完成好的工事，继续干起来。干了不到2 0分钟，我隐隐约约听到声音了：“看，那个共匪没被炸死还是又上来了一个？好像又挖土了，再炸他！”我感觉工事挖得也差不多了，赶快翻滚到离自己阵地近点儿的一个弹坑里卧倒，左手拿着小铁锨紧贴着地面。敌人还是老招数，又是照明弹升起，接着就是打小钢炮。这一回敌人的炮弹更密集了，我感觉身上的土越来越沉，只能轻点儿抖抖，防止被埋起来。突然，我感到左手被猛地一拽，肩膀子剧烈地又疼又麻了一下子。我一看，小铁锨不知哪里去了，左手少了一截，鲜血喷涌。我马上用右手紧紧握住左手腕，还是趴着不动。静等着照明弹暗下去，炮停下来。我保持着右手抓住左手腕，起来猫腰跑向自己的战壕。快到壕沟堑时，我一个踉跄向前摔倒了，还好，是俩胳膊肘先着地。干脆，我前边用肘、后边用膝盖，爬上了壕沟堑。我翻过壕沟堑，手不能用劲，失去了平衡，头朝下往壕沟底栽了下去。突然，有一双胳膊把我猛地搂到了过去，“我的兄弟，你活着回来了！”是邢指导员的声音。我说：“报告指导员，任务算完成了，不需要再上去人。”邢指导员一边让我靠战壕北墙根坐下，一边说：“好，就是你这次伤得太重。快来人，给孙学亮同志包扎、快要担架。”这回我再看左手，太瘆人了，中间三个手指头和手掌心不见了，大拇指和小手指都剩了小半截，鲜血淋漓着往下流。
好在战友们用急救包都很熟练，有用绷带扎手腕的，有包伤口的，一会儿就做好了伤口紧急处理。我用腾出的右手扶着地面、试着站了站，可能是失血多点了，头有些晕。我小步走了走，还能行。马上说：“指导员，我右手没伤，能投手榴弹，咱不要担架了吧。”邢指导员果断地说：“不行，你必须去住院，总攻不知是今天、明天还是后天才开始，等时间长了，失血过多你就白牺牲了。看，你包着的伤口还一直在出血。”两个大个子民兵背着枪抬着担架过来了，战友们把我扶上担架、躺好。邢指导员紧紧握住我的右手说：“孙学亮同志，好好养伤，你已经为这次大战立了功。”几个战友都过来和我握手告别。
等我醒过来时，已经又在野战医院里了。伤口早换了药，血也止住了，只是感到一阵阵钻心的疼。没大会儿，来了三个军医，两个中年军医和一个年轻军医。他们让护士把包伤口的绷带、纱布轻轻解开，一起认真地看了又看。个头高点的中年医生说：“没办法，得从手腕下头截肢，咱们再研究研究。”
傍晚时分，那个年轻军医过来说：“孙同志，我们医疗小组研究过了，尽量给你保留点手掌，大拇指和小指也尽可能多保留。但是，也还有风险，就怕感染，万一感染厉害了，还要截肢。我们想听听你的意见。”我想了一下，很干脆地告诉他：“就按医生们商议的办法做，什么结果看运气。”手术治疗的效果很好，我的左手能托碗，还能扶锄把。后来，我因伤残退伍还乡，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做到了自食其力，直到85岁后才失去劳动能力。
后记：
毛泽东同志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我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并摧枯拉朽式地取得胜利，充分印证了这一光辉论断。孙学亮，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成长为一名英勇无畏的革命战士，即是“兵民思想”的一个真实缩影和写照。无以数计的来自于民的孙学亮式的战士，冲锋陷阵、浴血奋战，舍生忘死、勇往直前，为新中国成立筑牢了基石。“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谨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全文终）
原创：孙德志 记录 孟胜昔 整理
（编者注：文字即是他的口述实录，为尽量保持原话语的形态与口述者想要表达的意义，笔者只对冗复部分作了删减，以便于读者流畅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