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西事变”后，建立起来的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结束了抗战以来晋西北两种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局面。它在不断反对敌人疯狂的进攻中成长，并在不断克服困难之下发展壮大起来。如果没有巩固的人民政权来支持战争，根据地的坚持是不堪设想的。但要彻底地改造政权，就须实行真正的普遍的民主选举，由人民自己抉择他们的公仆，使人民名副其实地成为主人翁，昂首阔步地走上政治舞台。因此，1940年1月31日，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就联名来电指示，要求“完成政权的改造，从晋西北行署至乡区机关，均须掌握在共产党员与进步分子手中，建立真正的抗日人民政权。”林枫领导晋西区党委积极执行党中央的指示，从村选开始对政权进行改造工作，深入贯彻执行党的“三三制”政策。
1920年林枫毕业于黑龙江省望奎县第一高等小学。图为旧址，现望奎三中。
政权基础在于村
“万丈高楼从地起，政权基础在于村。”中共晋西区委成立以后，林枫积极执行党中央的指示，立即领导晋西区党委，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民主建设政权运动，积极筹备村选，从村选开始对政权进行改造工作。1940年举行的第一次行政会议，确定了村长、区长民选的原则;第二次行政会议通过《晋西北村选暂行条例》与《村选政权组织暂行条例》。1941年3月至5月，村选在边区各地普遍进行。动员村选的工作做得比较深入，选民踊跃参加，表现出高度的热情。经过1941年和1942年的努力，全晋西北都进行了村选，为“三三制”的民主政权打下基础。
第三次行政会议，林枫代表中共晋西区党委提出召开晋西北临时参议会的建议。这次行政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后，接受了林枫提出的建议。其后，晋西北行政公署政务会议决议：组织晋西北临时参议会筹备委员会，以林枫(共产党员)、续范亭(国民党员)、刘少白(地方开明士绅代表)等15人为筹备委员。1941 年11月26日，筹委会召开首次会议，林枫出席会议，被推举为筹委会常委和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是老国民党员续范亭)。会议决定1942年夏召开晋西北临时参议会。1942年春季，晋西北临时参议会筹委会向各专署、各县发出《告同胞书》，要求各地按筹委会制定的参议员产生办法和选举办法，认真推选各界参议员。1942年5月20日，“为了更进一步贯彻‘三三制’的政策，迎接晋西北临参会的到来;为了提高政权工作的效率，更进一步巩固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晋西区党委发出《关于更进一步地贯彻政权工作中“三三制”政策的指示》。
1940年林枫任晋绥西南区党委书记。图为林枫在山西省兴县冯家屯留影
“忠实为晋西北人民工作”
经过一年的筹备，1942年10月24日，晋西北(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在黄河西岸神府县境的呼家庄开幕。参加会议的包括参议员及各界人士共400余人，大会参议员145人，各界当选为参议员的共产党员有47人，不及大会参议员的1/3。这次临参会选举产生的常驻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都贯彻执行了“三三制”政策。主持大会主席团的19人中，共产党员只有3人;在临参会常驻委员会的9人中，共产党员有3人;在晋西北行政委员会的21人中，共产党员占7人。这些机构中2/3的人员，则是国民党员和无党无派人士。晋绥边区的最高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都是按照“三三制”原则组成的。这表示共产党团结各党派、各阶层、各民族共同建国，对自己政策的最大忠诚，并用了一切力量保证其实现。这也表明了林枫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态度。他从新政权成立之始就致力于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终于领导区党委分局排除党内外各种障碍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为共产党的这种诚心诚意的态度，在这次大会的进程中，更加增进了党与非党进一步的互相谅解和团结。
大会历经18天，顺利完成各项议程，通过了《晋西北行署工作报告》、《巩固与建设晋西北施政纲领》、《晋西北保障人权条例》、《晋西北行政公署组织条例》、《晋西北征收公粮条例》、《晋西北减租交租条例》、《晋西北减息交息条例》和《扩大民兵，加强地方武装以加强对敌斗争的决议》等文件。经过民主讨论，充分酝酿协商，最后选举林枫为议长，刘少白、牛荫冠为副议长。11月1日，林枫在就职时讲到，“对晋西北参议会工作，对晋西北300万人民，我将忠实地贡献出一切能力，忠实到如何程度?像忠实于共产党一样。因为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忠实于中国人民的，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是与人民一致的，过去中国共产党每个党员忠实于中国人民，现在、将来永远如此。”他还当众宣称：“过去我以一个共产党员来忠实地为人民工作，今后将以人民的名义，忠实地为晋西北人民工作。”
1940年2月 林枫(后排右二)与贺龙同晋西北党政军领导人在山西省兴县蔡家崖龙王庙合影
民主政权激发抗日热情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三三制”政策，在林枫的推动下在晋西北彻底实行，并受到了各阶层的热烈拥护。大同参议员张登荣说：“开了这次大会，听了林枫先生的报告，我相信共产党是真诚坦白的，我对共产党的怀疑没有了。”忻县参议员赵贵庵登台讲话说：“自己来自敌占区，目睹敌人烧杀抢掠，今日见到民主选出的政府，人民亲手献花，内心悲喜交加，不禁泪洒胸前!愿大家坚定团结，将敌人打出去，拯救敌占区人民使之重见天日。”
这个时期，在县、区、村各级政权机构中，都贯彻了“三三制”原则。它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当时有一份调查报告写道：(一)原来政权中的中间分子，工作积极起来了，并且还引进了大批中间分子参加政权工作;(二)有些县吸收士绅参加财政经济建设工作，有钱人开始敢向生产事业中投资了;(三)地主老财以及从前不敢讲话的人，现在敢向政府控告申诉了，他们请求政府保护他们的财产，自己愿意给抗日效劳;(四)执行“三三制”消除了统一战线中“左”的倾向，地主、资产阶级认为今天的政权他们还是有份的，消除了对立情绪而走向接近，社会秩序稳定，生产事业发展;(五)敌占区一些知名人士投奔根据地。
在民主政权的领导下，晋绥根据地生产运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人民抗战积极性更进一步提高了。那段时间，日军对晋西北进行了17次局部“扫荡”，全区军民不但粉碎了日军“扫荡”，并主动出击，打了1000多次仗。各地的游击小组、青年抗日先锋队都纷纷发动起来了，在每次反“扫荡”的斗争中，都能配合正规军作战。民兵的数目，1941年中就发展了3万人，对敌战斗672次。在民兵对敌斗争上，也有很多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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