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一九O四年九月（日子已忘掉）生在山东泰安县北武家柳林村。家庭当时还是一个经营地主，有五十多亩大地（每大亩合三市亩），经常雇三个长工，养着四匹牲口。家庭中主要成员是我父亲兄弟三个。从我有记忆力时伯父就死去。三叔在外边读书，回家的时候很少。父亲一人当家作主。其余的十几口人都是妇孺。我从七岁起便在自己家里的私垫念书，一直念到十六岁时，因为三叔的尽力主张，才得到父亲的允许，到我县城里第一小学念书。这年正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暴发，学生的奔走号泣，市民的沸腾呼叫，直到现在还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一个强烈影子。
我在小学里并没有念完，在最后一个学年的春天，因为参加了反对校长的风潮被除了名。等到暑假后，就到济南考入了私立的育英中学。这个学校是相当守旧的一个学校，最初一、二学年，国文教员是一个旧学者，讲的东西大半是古文，我的思想毫无变化。到第三年，国文教员换了一个比较进步的张蕴山先生，他开始给我们讲了些梁启超，胡适，蔡元培，陈独秀等人的文章。这时便开始觉到我的头脑变了些模样，而且渐渐地对目前的现状以至自己的学校都感觉不满起来。到第四年，印度的诗人泰戈尔到中国来了，报章杂志上满载着关于他的文章，他在济南也讲了一次关于儿童和自然教育的问题，我便忽然着了他的迷。恰在此时我又看了一本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我觉得目前的国家和社会不能容我了，必须要有一个把它改造的办法。待到四年毕业之后，虽是叔父和父亲还主张我到北京去升大学，但我已决定要到印度泰戈尔所主办的国际和平学院去。
家庭的反对，旅费的难筹，使我到印度去的计划未能马上实现。在准备了一年仍复无望之后，我便投考了当时的直鲁联军在济南创办的军需学校。在此之前，我的学名是武之奎，投考这个学校时才改用了现在的名字。我投考这个学校的目的，是计划着在一年毕业之后，可利用军人的资格积蓄一部分款，然后再到印度找泰戈尔去。但这个计划不久就被我放弃，因为就在这年（一九二六年）的秋天我找到了另一种比泰戈尔的改造社会的办法更好的办法，这就是我和中国共产党开始有了结合。介绍我入党的是马守愚和朱晓。在我所寄身的军需学校内，最初是我一个人，随后不久就发展到三个人的一个小组。我们在当时看到的党内刊物很少（只有很少的几本《新青年》和《响导》），经常看的大部分是创造社出版的文艺刊物。我们的工作方法都是拙笨的，有时在许多同学的面前便公开谈起中国的革命问题来，有时且有激烈的争论，直到其它的同学对我们加以干涉时才终止。
就在这个时期，我看过了两本颇有价值的书，一是日本河上肇著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是俄国屠格涅夫著的《新时代》，而后者当时对我的影响比前者还要大。“到民间去！”《新时代》内的这个呼声把我的迷梦状态的意识觉醒了来，不但把到印度去找泰戈尔的幻想打破，连迷恋都市和暂时准备要参加的军队工作也都抛弃了。等到一年毕业之后，其它两个同志都直接参加了军需工作，我自己便决心到民间去作“红会工作”。
一九二七年夏天回到故乡，以两处区立小学和几处初级小学的教员作基础，很快便成立起来几个支部。红枪会的工作展开了，所有的同志差不多都直接参加了这个工作。秋天的时候县委会成立了，省委指定我为县委书记。到初冬的时候，又和邻县的莱芜和新泰的工作联系起来，又成立了“泰莱新区委”，马守愚任书记，我兼任宣传委员。在这个时期我看到了《共产党宣言》、《价值、价格及利润》这两本极有价值的书和一些《新青年》、《响导》、《中国青年》等类的刊物。
这一年的工作我们都感觉非常顺利。但在冬末的时候，省委派来了一位叫做刘俊才的同志，说要准备暴动，马上就要开始，有一个人暴动一个人，有两个人暴动两个人，不许迟疑。在一个支书联席会的晚上，我们把上面这个指示提出来，大家都默然无声，忽然有一个同志立起发言，说他完全不赞成这个办法，说这样作法一定要失败。刘俊才同志当场严厉的驳斥了他，说他不同意这样办就可以退党。这个同志果真就当场宣告了退党，并向大家告别出会。这一晚上的决议是：“尽量发动暴动，作到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此后在实际工作中，我接连遭到了几个支部的反对，最后有的同志甚至对我采用了威胁的办法，说县里已知道了我们的风声，已派出侦探来作调查。
我写信给省委说最初的准备已毫无希望，请从速再作决定和指示。但等了很久，没有答复。此后的工作仅是毫无生气地延缓下去。
一九二八年的春天，国民革命的北伐军到了山东，有几个原先是跨党的同志（马守愚也是其中的一个）早先对国民党没有秘密，现在觉到了不妥，就必须要逃走或是隐蔽起来，因此我们和省委之间就打断了联系。我自己也感到工作已难以继续，同时也感到了必须另想办法才能有出路。经过了一个同学的介绍，便到北伐军第四军十二师政治部去当了文书。嗣后因为办一个小报得力，被提升为宣传科的中尉科员。但因为第四军（当时的军长是缪培南，副军长是薛岳，十二师师长是吴奇伟）内部此时反蒋拥汪的空气很浓厚（共产党还可以在里面半公开的存在），不久政治部便被裁撤了。被裁撤的人员大部分要到南京去参加一个高级政治人员训练班。我没有敢到南京去，怕是被审查出了破绽，和另一个同志一块奔到河南的开封去。
到开封后正是初秋时候，染了很厉害的一场痢疾。因为没有钱及时治疗，几乎死去。病愈之后，靠了一个同学的帮助，在河南省财政厅附设小学里当了教员。当时统治着河南的是西北军的邓哲熙，言论自由相当放宽，在各方面也还有些活跃现象。但不久这些“放宽”和“活跃”的现象就全已消失，一切又回到老一套的制度上去。找不到党的组织关系，又加上在思想上受了些创造社诸作家尤其是郁达夫的影响，这时在自己的精神和生活上便有些不自觉的颓废起来，有时喝点酒，看看戏，拉拉胡琴，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发生了悲观的情绪。
我在开封渡过了两个年头，即是从一九二八年的秋天到一九三〇年的夏天，阎冯反蒋战争正酣的时候，我才离开了那里。那时我虽是觉得蒋介石比阎冯更加可恶，但对阎冯的必然失败却已有了预感，加之在一九三0年初因言论不慎遭受了河南省当局的一次严密的检查和监视，估计再留下去已毫无好处，便决意离去。在开封的将近两年期间，除去看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和克鲁泡特金的《国家论》、《面包略取》、《安那其主义》等书外，还看了很多翻译过来的俄国的和十月革命以后的文艺小说和论文。因之，我觉得文学生活对于革命活动也是必要的一种生活。
阎冯反蒋战争尚未结束，东路不通。一九三〇 年的八月，我从平汉路绕道北平回到济南。找不到生活条件，企图靠卖文为生的计划也失败了。初冬时候，考入山东省财经整理委员会为文书，不到两月这个机关又被裁撤。接着就回到泰安的一个小学当教员。这时在泰安备县立小学里还有几个曾经和党发生过关系而后来又失掉联系的人。在暑假的空里，我和张丹峰、张克明、鲁宝瑛几个人便组成了一个横的支部，在各小学开始了有计划的宣传工作。
不久我们就和省委取得了联系，省委派张铁民到泰安来领导我们的工作。半年之后，我们成立了“蔷薇社”，编印了《蔷薇》半月刊。我们又和“左联”取得了联系。在党领导之下的文化工作活跃起来。通过各区立小学，在乡间也逐渐建立了组织系统。我们又利用国民党的农会形式作了些农民的组织工作。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在泰安小学教员中占了优势，这种优势一直到后来的抗日战争爆发在基本上未有变化。在一九三二年以前，国民党的泰安县党部里没有一个寨安党员，而其下层的农会又多为我们所掌握，他们对我们可以说完全是瞎子。在一九三二年以后，虽是牛希文（在阎冯失败后扩大组织上的一个破落户的投机分子）登上了国民党泰安县党部的台，但我们的工作在此时已相当巩固，（他们）经过了两三年的拼命争取和撤换，在县立小学的校长中仅占有了半数，两在十几个区立小学的校长中不过只取得了两三个而已。至于多数的教员始终还是倾向我们的，虽是对国民党由公开的反对面变为沉默和冷嘲。
一九三二年夏，泰安县立师范起了风潮，主题是反对校长与女生恋爱。但这个校长在当时不但还未被牛希文（国民党县委兼县教育科长）拉进国民党，而且他们彼此之间还有一定的矛盾，更加在风潮起后，原先被他打败的封建劣绅赵xx也趁机大肆活动。我们掌握了这个风潮，在风潮中的活动分子多半是共产党员。我主张把这个风潮扩大到反牛希文身上去，再一变而为彻底地反赵。张铁民同志不同意，并指责我有私人方面的情感作用。我尽力向他说明照他那样主张把风潮支持下去，一定要把风潮变成一场毫无意义的胡闹，而且更助长了封建势力的气焰。我更向他提出，像在“县师”内那样的滥收党员，将会发生严重的危险，因为在当时据我所知道的已有几个学生党员给封建代表人物赵XX作了走狗。到底他没有考虑我的意见。我预感到失败的危机，认为再坚持下去已无意义，刚一到暑假，我便又第二次投向开封去。第二次到开封的主要目的是要从那里找机会转到鄂豫皖边的苏区去。一到开封，我便写信给张铁民同志要求给我转关系。但等了很久，终未得到答复。初秋的时候，费了很大的事，才找到一个私立明伦中学国文教员的职业。这一个时期，除教课以外，还写了些短篇小说和小品文，以关英、荒民、黄民等笔名给河南民报的副刊上发表。但后来因为和那个老奸臣滑的校长闹意见，到第二个学期的开始我便被辞下来。在开封单靠每月十元至十五元的稿费支持过了一九三三年的困难的春天，到初夏的时候，便又决定转往上海去看看。
上海当时正闹着不景气，沿街沿路的商店都时刻震响着大贱卖大拍卖的狂吹乱叫，所谓“特种萧条”正控制着这座有名的世界大城。我所投奔的“正午书局”已因“一二八”兵燹由北四川路搬到棋盘街交通路一家不大的二层楼上去，经营范围大为缩小，仅靠《布罗斯基》和《蓝宁夫人回忆录》两本书的发售来支持全局的生活，虽是那位经理（谭计全，黄浦军校一期学生，曾任过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的政治部主任，是当时蒋介石统治之下的失意者）还很想把我安插进去，但事实上是有不能容许的困难。我尽力想从写稿子来解决生活问题，但除去几个很短的小品文，较长的小说稿子都被退了回来。挨过了三四个月的困苦生活，在无法找寻组织关系之后，便绕道青岛回到山东益都县去当小学教员。
到益都后见到了几个均已与党失掉联系的同志，才知道上一年冬天在山东我们党的工作遭受的严重的损失和变化：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了，作了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捕共队长，各县的负责同志大多数已被捕，而特别严重的是曲阜师范，几乎一网打尽；至于泰安，因为闻风较早，大家都逃散了。还好，我们约定，经过一个时期再说，暂时只好潜伏起来。我们几个人就像蛰虫一样的沉默着渡过了一九三三年的冬天。
但是宋鸣时的狗鼻子并未停止嗅觉，在接近年底的时候，他又嗅到了益都城，在街上正遇到我们的校长曹随之同志（原省委工人委员曹福广的哥哥，曹福广是在宋鸣时叛变后幸而逃脱的一个）。他过去因为工作关系曾和宋鸣时见过面，现在他就算是被宋鸣时捕住了。他把他带到益都县政府去，一股劲地追问他弟弟的去向。他的弟弟曹福广当时却正在我们的学校以一个工友的面目躲避着。在大风天气的一个早上，我接到了另一个同志的通知，得以把曹福广送走。随后不久宋鸣对和国民党益都县党部的赵某即到学校把曹随之同志的书籍箱子作了一次严密的检查。没有什么文件可以证明他还有和党的组织关系，因此并没有把他下狱，只威胁他叫他把他的弟弟找来作为放他出去的唯一条件。他写信出来转告他的弟弟叫他远走高飞，不用挂念他，他不会有任何危险。但曹福广是一个完全感情冲动的傻瓜，不多几天以后他就到宋鸣时那里作了自首，把泰安下层工作的负责同志捕去了十几个。曹随之同志虽然被放出，但他对他的弟弟的这种罪恶行为始终并未加谅解。
我在这一个时期的思想很苦闷：一方面是失业的问题时刻烦扰着我，一方面是不敢想象从工人阶级出身的宋鸣时和曹福广竟会这样容易的成为党和革命的叛徒。对我的另一个不幸的事情就是我的父亲也正在这时去世了。父亲的病死与我的长期不归和久无音信很有关系。几天以前，当曹福广带捕共队从我的家乡附近捕去了几个人（他认为这几个人都是我的好朋友），有的人说我在外面也被捕了，我的二弟也从家逃走了。他焦心的很。临近旧历年关的几天，每天他都在大门外边盘桓终日，远远地望着我可能从那边固来的路。直到他死的那天晚上为止。关于我的事情他一概不许别人谈起。我沉痛地追念着父亲：从一九二五年以后，家庭中接连遭受了两次匪灾和两次兵灾，把整个家产削去了一大半，而一九三二年的最后一次兵灾给他的打击最严重，使他把依赖反动政府的最后一点希望也打消了。对于我几年来所信仰的事业他是明白的，但从未表示过反对意见，而在近年来还时常有渴望另一个新社会出现的念头。
父亲安葬之后，我又动身到一个很偏僻的县（蒙阴城）去当小学教员。但不到两个月又因肝病辞职。在家中养了半年病，暑假以后，又到本县的一个区立小学当教员。这个时候国民党泰安县党部的牛希文即开始追寻起我来，三番五次地把自首表送给我叫我填写。我告诉他，我仅在北伐以前作过一个时期的跨党党员，后来便脱离了关系，至于以后的事情我完全不知道，因此这自首表对我是无用处的。这样应付的办法，当然不能使他对我放手。后来我只好利用他和我叔父是好朋友而且我和他也有了十几年的熟识关系，这样又敷衍了半年。最后他甚至对我说只要填上一个名字盖上一个章即可以，其它都可以不填。我感觉到小学教员的饭在泰安是吃不成了，在一九三五年的夏天便投往在青岛作事的一个亲戚家去。在青岛找不到职业，以后又转到威海卫去，仍是找不到职业。为失业所困扰，到秋末的时候又不得不回到在济南作事的叔父处去就食。在济南找职业更困难。挨过冬天，肝病复发，从家中筹了一部分款，便转往所谓文化吉都的北平去，决意在那里一方面治病，一方面想尽力在文学生活上作些尝试。
一九三六年的全年差不多是在北平渡过的。虽是所写的稿子大半都卖不去，但靠了家中和朋友的帮助，这一年的生活还没有感到很大的困难。但一到第二年春天的开始，我又厌烦了这座风沙漫天和死气沉沉的吉城，想到口北去看一看塞外风光。初春的时候到了宣化。一个朋友在宣化县府当科长，暂时便寄住在他那里吃饭。春天过去了，初夏时候他被撤了职，我们一同又到了张家口。这时张北一带已开始呈现紧张，有人在张家口成立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大批发出了些空头委任令。我的朋友被任为总指挥部的秘书长，我也被任为某一个师的秘书长。但整个来说，这批人完全是些落伍军人和失意官僚，都是企图趁机找寻个人的升发，并不是为了真正去抗日。他们建军的主要办法是收买土匪和雇用流氓。我估计这班人一定是无事可成，很短的日子以后我即告辞。不久他们因招摇撞骗就被当时的察哈尔省的当局刘汝明解散了。
不久就是“七，七”事变的暴发。我先回北平住了几天，想观察一下当局的动静。正在这时即看到报上登载的赦免全国政治犯出狱的文告。我决意回到故乡的泰安去。这已是七月二十日以后，我从北平到天津所趁的车是最后一次车，第二天拂晓即是廊房战斗，紧接着又是南苑战斗，二十九军已坚决抗战了。
回到故乡，见到了刚才出狱的几位同志，我们商量了一下，即开始准备了发动游击队的工作。初冬时，我们在城的附近召开了一次会议，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敌自卫团的团指挥部，我被选为政治部的副主任此后即是分头工作的时期。等到泰安城沦陷以后，我发动了泰西的第五大队和第九大队。团本部此时暂设肥城城内。为了统一领导泰安的各大队，团本部指令成立泰安军政办事处，军事上由崔子明同志负责，政治上由我负责。一九三八年春天的时候，在泰西团本部直接领导之下的已有了十一个大队。数量虽是不少，但因我们在领导部队上缺乏经验，内部却是分散无力。等到肥城失陷，原静沧同志（团政委）战死，张北华同志（团指挥员）病重，团本部移至泰安后，各大队的分散现象更加严重起来。加之我们当时的生活十分艰苦，整个春天都没有吃过一次菜，衣服鞋袜问题更无法解决。为了挽救危机，在北仇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在会上我坚决反对了一部分同志“兵马不动粮草先行”的论调，又提出了利用旧有的区乡村政权，统一筹划给养，维持地方治安。这样就把泰西的抗日根据地初步的建立起来，并为以后不久就出现的抗日民主的县政权打下了坚固的基础。一九三八年初夏，郭洪涛同志带一批干部到山东，段君毅、孙光等五个同志留在泰西，到此时为止，我们这一支力量才算是有了正确的领导和正规的组织关系。五月的时候，我被派到东阿城代表团本部参加了沈鸿烈召集的鲁西军政干部会议。回来之后，领导上即决定叫我负责泰安县动委会的工作。七月的时候，我被派到鲁东代表团本部参加了石友三召集的山东各游击队首长会议。不久县动委会被沈鸿烈委派的泰安县长王永乐取消。领导上决定叫我继李介人同志为泰安县委会书记，要求我用大力整顿一下地方党的组织工作。
这一个时期的工作没有做好。原因之一，是所有的老同志差不多已全数参加了部队工作，新的组织基础和系统一时难以建立起来，又加在这年秋天敌人在泰安连续进行了两次扫荡，群众间的恐日情绪突然增长起来；再加一般同志抱有地方工作无足轻重的见解，把这种工作仅限在动员战士参军的圈子里。我在这一个工作岗位仅有半年，等到泰安的部队改变为六支队的正式名义以后，泰安地委会也在这年冬天正式成立，我即被调为地委的统战部长。年终的时候，我被派到沂水去参加了山东分局召开的统战部长会议。这时冯二皮（冯寿彭，土匪出身，沈鸿烈委派到泰西的专员）的队伍已到泰西，单从武装上讲，他当时的力量比六支队强，时常向我们挑衅，我们唯一的方法即是尽力避免对他发生冲突。这一紧张形势直到第二年春天东进支队（一一五师的主力）到泰西后才得到解除。
我在地委会工作的时期也不长久。二月间，口口口（鲁西区党委成员）到寨西，因我们个人之间的意见不合，先把我调为民运部长，没有一个月之后，又把我调为秘书长。我感到他包办了地委会工作，对我横加指责，因此对他很反感。
三月间，泰西第一次党的活动分子在东平常庄召开，会上，东进支队负责同志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认新阶段》，报告中谈到中国进行持久抗战的有利因素时，认为中国幅员辽阔，工业和交通不发达，城乡关系疏远，这些反而可以成为和侵略者长期周旋、进行持久抗战的有利条件，而在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那里工业、交通发达，城乡关系密切，地域较狭小，占领了那里的主要城市就可能控制整个局面，组织象中国这样的持久抗战并得到胜利是不堪设想的。讨论中，对这样的论述多数同志把不堪设想理解为不可能。我提出意见，认为在同样的形势之下（即是国内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工农联盟的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国际的社会主义革命力量的援助），对外的民族抗战，不管是在任何性质的国家里，虽是困难的程度有所不同，但都是有可能进行与取得胜利的。对我这个意见，有不少的同志，尤其是刚随东进支队到来的一部分同志，竟舆论大哗起来，认为我有反党的嫌疑。我同时也提出，在毛主席的原文内所说的“不堪设想”应该解作是“困难上的不堪设想”，不应该解作是“不可能的不堪设想”因为在原文内并没有什么“不可能”的确定。但结果我的意见是被大会拒绝了。因此我的地委委员也在无形中被撤了职。
四月中，我因病向地委会请假。在治病期间我还负责了一个区的动委会的建立与领导。随后不久地委会即决定把我留在泰安开始作政权建立的准备工作。七月间，我们把沈鸿烈委派的县长王永乐以民众的力量驱走，成立了各区联合办事处，我被决定为文教科长。这一工作直到第二年春天我的病重为止，我是尽了最大努力的。这一个时期我与党的关系是特别党员（事实上是同路人）的关系，这是与撤销我的地委委员的工作同时决定的，但直到半年以后我才知道。在这一个时期，我从没有被通知参加过一次正式的党的会议。有一次黄白莹同志（地委宣传部长）到泰安去传达宣教工作的报告，我和县府秘书崔宜平同志因事到会，他当即被邀入席，我在场外等候他们商量了多时才得许列席。这一回忆，直到今天还使我感到有些痛苦。这一时期对我胁制最厉害的是邹靖国（当时的县委书记，四一年春叛变投敌，破坏最甚，四五年日寇投降后，被我们逮捕枪决）。
一九四O年泰西的“红五月”给我的刺激很大，本来我就已身心交病，到此已更加难以支持，只有请假去治病。在牙山医院住了一个时期，到深秋时候才较好起来。在养病中，曾给袁振同志（泰西地委书记）写过一封长信，要求他严格考察我的组织问题，并向他表示我不愿保留这“非常”关系，假如认为我的问题严重时，我宁可愿意做一个非党员的布尔什维克。但没有给我答复。
九月闯病愈回地委会。袁振同志决定叫我做地委党报（团结报）的编委工作。关于我的组织问题，仍无结论。
“团结报”只编到五期，在年底时候即奉令停刊。恰在这时我的肝病和胃病又严重起来。为了治病和解除我精神上的负担，给袁振同志写了一封长信，除要求请假治病外，并把我的组织问题再一次的正式提出，要求给我作一个明确的结论。为了从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上来检查我自己，我开始细心地阅读“联共党史”。一九四一年春天，我的病特别严重，几乎死去。直到五月末才能起床行动。最初我曾有决心等到病好后要到山东分局找口口口（他于一九四0年夏已调山东分局民运部工作）“打官司”，追问他到底是根据什么把我和党的关系弄的这么样。幸而这年秋天接到地委组织部的通知，说我的党籍问题已由区党委批准正式恢复，并要求我病好后即到地委接谈工作问题。但从那时起，我的病总是反复不愈，身体总也好不起来，一直连绵到两年以后，由于我自己在中医药理上的深入钻研，才能够基本上把我的沉病治好。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除去和县委书记董振芳同志（后改名朱涛，是在前县委书记邹靖国叛变投敌并大肆破坏之后到泰安来收拾破摊子的一个艰苦朴素的很好的同志）建立了个别联系并在病体较好的时候作了些个别的工作外，属于我个人的收获，即是精读了三遍联共党史，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了我的思想，又钻研了几种有名的中国医书（如张仲景的伤寒论，陈修园的医学四十种，喻嘉言的医门法律等），得以把我的沉病基本上治好。此外，由于邹靖国、毕傅田几个人的叛变投敌，证明了我过去对他们的怀疑（我怀疑他们是托派）是有根据的，也解除了我精神上的负担。在这一个时期内，为了应付紧张而险恶的环境，我与一般同志的联系和通讯曾采用了“王太乙”的假名。
一九四四年的冬天，我回到泰西地委会（这对已改为冀鲁豫区第六地委）。这时冀鲁豫第四中学内部的不团结现象相当严重，校长是一位温情主义者的民主人士，只愿意收学校，不愿意往外调学生，不能胜任当时为政府培养干部的任务，须要加以整顿，又加我的身体这时还不大好，不能担任较为繁重的工作，地委会便决定叫我到该校担任班主任工作。一九四五年夏，第四中学基本上已走上正规，一、六地委合并，文教工作大有开展，地委决定成立文化出版社，派我担任该社社长兼支部书记。四六年夏，出版社与新文化书店合并为泰运书店，我继任经理兼总支书记。四八年七月，泰运书店又与冀鲁豫书店合并为冀鲁豫新华书店，正值冀鲁豫行署成立革命干部学校， 即调我任校长兼总支书记。四九年春，学校范围扩大，开始训练从新区招来的知识分子，学校改名冀鲁豫人民革命干部学校，区党委书记潘复生同志兼校长，我改任副校长，仍兼总支书记。四九年十月平原省建立，学校即改为平原省人民革命干部学校，五一年秋又改为平原省行政干部学校，我继任副校长兼总支书记，直到五二年底平原省建制的撤销为止。五三年三月调任现职（华北财经学校校长兼支部书记）。我检查我二十多年来和党的关系，不论中间的变化如何以及一般同志对我的看法如何，自信我对党还是一贯忠诚的。我对个别同志的不满意，并不等于对党的不满意。三九年春天常庄会议上讨论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时，关予“民族抗战’的一个论点，我提出了不同看法，有的同志以此就认为我有反党的嫌疑，后来的事实不仅证明我丝毫没有这种思想，而且也证明了我当时的观点并没有错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以后，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已在世界形成，失去首都的法、捷等国也发动起抗战来了，而且不到五年之间同中国一样都取得了最后胜利。）至于我对党的贡献，说来是使我很惭愧的。在事变以前的十年中间，我的工作可以说是毫无成就。其原因，从总的方面来说，虽是由-当时党中央的领导操纵予某些“左”倾分子之手，对白区工作方针的决定有原则的错误，使下面局部的工作难以得到正确的发展；但从革命的根本问题来说，基本上是由于我个人的革命理论知识太差，当时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任务等这些基本问题非常模糊，只抱了小资产阶级的不满于现状的一种狂热的心情从事于艰巨的革命活动，自然是显得软弱无力和盲目错乱的。事变以后十几年来的工作和活动，因为有了正确的领导，三九年以后又有了以“联共党史”为基础的马列主义的思想武装，基本上是正确的，也是有成绩的。但从各个时期的重要环节来看，在我的实践活动中仍有不少成分的小资产阶级的“左”右摇摆的不稳性。四八年初的整党，，曾彻底检查了我对泰运书店的一段领导工作。因对一个指导员严重的违反了群众纪律的闯题的处理过宽而形成了党的宗派主义，又因对一个犯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校对员交给一部分盲动分子去处理，自己未加严格控制，因之造成他的自杀，又因对四七年土改复查中之“杀气腾腾”的口号和领导上无形中支持一部分落后农民乱杀地主孩子的事表示不满（我曾坚决主张对地主孩子以教育代管制，但害怕戴“叫嚣”的帽子，在党的代表会议上未敢公开的提出）。整党中对我的结论是“凝固的教条主义”，给我的处分是“撤销工作”（随后在复议中又改为“当众警告”）。在五二年的“三反”运动中，我虽以作风上的艰苦朴素和工作积极受到省委党报的表扬，但在领导“三反”的过程中仍复有摇摆不定和半信半疑的表现，在掌握政策上也同样犯了初而右继而“左”的倾向，以致在最后定案时发现了有几个不实的“小老虎”。经过整党整风以后，使我深刻认识到“没有群众观念就没有组织观念”。和“左”的现象右的本质”的这两个“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的核心作用。
关于我近年来的工作上的领导思想和领导方法，可以五二年年关鉴定的绪论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能掌握原则和政策，能以身作则执行制度，能在学习中起推动带头作甩。在历来的工作中对上下领导之间和党内外群众之闯的关系都比较好。但在领导方法上还不能把民主集中制实行的很好，在处理问题上有时从原则出发多，从具体出发少，使下面有时感到发扬民主不够，有时又有些过于放手。自己也常以不能把民主力量和领导力量很好的结合起来为苦事。今后须在发扬民主中加强领导，在解决具体问题上实现原则，在群众路线中贯彻政策，使自己在政治上更成熟，在作风上更老练。”
最近在总路线的学习中又进一步检查了我的领导思想，认识到在政治思想的领导上虽还不算是放松，从下层来看，还认为对思想工作抓的比较紧。但在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上还执行的不够好，～般说来，对他们的要求有些偏高，对他们的困难还照顾得不够周到。因此也就必然影响到政治思想领导上的费力较大两未能取得应有的更好的效果。在这一方面虽有上级任务和客观条件以及财政制度的限制，但究竟还是没有把主观力量上的可能性尽量发挥出来。这是今后要用力克服的一个弱点。
至于我现在的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都是比较单纯的。家中还有土地九市亩，房六间，早已分居的弟弟给我照管着。我有六个孩子，除最大的一个因出来参加工作较晚和两个最小的尚在小学公费读书外，其它三个都是共产党员，都在部队工作。只有我的老妻因无社会工作能力。跟随着我做家属。我的社会关系也很单纯，事变前的几个政治面目不清楚的朋友和同学自事变以后即完全断绝了关系，几家破落地主亲戚在抗日战争中间就已失掉联系。可以说：党和人民的利益就是我自己和我的家属的利益了。
（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