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下即墨 匆忙上任
1940年间，我在南海地委社会部任一科副科长。 5月的一天拂晓，我南海地委、专署及军分区机关从平度大泽山区转移到莱阳县七区牛溪埠驻防。刚开完早饭，军分区的侦察兵回来报告敌情：白庄村日伪据点的敌人出动扫荡，正朝我驻地方向扑来。一会儿，远处的枪声已依稀可闻。立足来稳的各机关只好迅速撤离，又转移到了小沽河西岸的平度县边缘村车格庄。年饭后，在地委参加紧急会议的社会部长韩育民回部向我布置任务．地委决定我和组织部干事邢云生同志到即墨秘密县委检查工作，任务是检查党员发展情况、培养干部情况及结合会本部业务工作选拔干部，并要求我俩马上出发。我俩都从来没去过即墨，又无向导不知路径。于是我们便找到了即墨籍的民运部长袁超同志，他给我俩写了封介绍信，让我们到边缘区斜庄找李希奎帮忙。临近黄昏，我俩便出发了。
第二天中午，找到了李希奎老大爷，他看了信后便将我俩以雇工的名义安排在一个老秀才家里，和雇工们吃住在一起。三天后，李大爷安排该村李华仓过河到大吕戈庄找到了他姐姐——当时的即墨县委宣传部长李毅同志，由她为我俩和县委取得了联系。过了几天，县委派人到斜庄领我俩过河来到家西村见到了县委书记吴善堂同志。根据工作需要，他找来姐织部长李本正、宣传部长李毅等同志，召开会议介绍了有关情况，之后又带我俩去家西、马军寨、堤前、古城、三湾庄、南埠、毛公坡等十几个村庄检查了有关工作开展情况。吴书记还亲自带我俩到朱家庄与朱丕锡接上了关系并安排住在了他家。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先后去过徐泉沟、付家、沟西、泉七级、西七级、青中埠、抬头、袁家屯、湍湾、泉上及吴家岭周围的不少村庄，同东七级的张子良、徐家沟的徐超、朱泉庄的朱丕森、青中埠的吴学锡、袁家屯的袁明三、吴家岭的吴培文、修松岩及刁庄的子宝光等同志进行接触和交谈，了解了不少情况。期间吴书记向我推荐要把吴培文提拔为社会部副部长，我表示赞同（后吴培文叛变投敌）。一个月后，我俩带着要到地委受训的朱丕锡、高官中司志，在四名党员的护送下，过了大沽河，翻山越岭日夜兼程回到了地委驻地。
返回南海地委的一个月后，地委再次派我去即墨检查工作。同行的有学习结业返回的朱丕锡、高官中及地委刚任命的即墨县妇救会长于歧同志。这次来即墨又住了一个多月，便与到地委汇报工作的吴善堂书记一起返回了地委。通过两次朱印墨的两个多月时间，我对即墨的党员于部情况、群众基础情况及对敌斗争情况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这为我今后在即墨工作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42年t我在南海专署公安局任二科副科长，驻地在平度县东仁兆村。10月2日上午，地委书记兼专员刘宿贤同志派人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谈话，派我到即墨县任县委委员兼公安局长，并亲自写了介绍信让我赶快到任。回局后，周方局长向我介绍了即墨的对敌斗争情况，又从局特务队挑选了忠诚勇敢的黑青同志给我当警卫员。第三天，我交待完工作后便立即与黑青同志离开地委赶到了即墨县委驻地移风付家庄上任。吴善堂书记对我正式调即墨工作非常高兴，马上同崔景岚县长一起向我介绍了日伪与国民党投降派的活动情况，并召开了县干会议宣布了我的职务。会上，我将地委对加强公安工作的紧迫性与。要求作了传达，接着讨论研究了进一步开展对敌斗争的策略，布置了各部门的具体任务。决定由武委会主任孙培生同志负责组织训练各村民兵，围困、骚扰移风店伪据点，轮换于夜间对伪军打冷枪，从精神上疲劳敌人；民政部门负责审查据点周围村干资敌情况，我公安部门则负责审查据点周围村干及村公所人员的不法情况，发动群众了解敌情。从此，即墨县公安局便在严峻的斗争形势下开始了紧张又特殊的工作。
健全组织 壮大力量
由于县公安局刚刚建立，不管是从局机关到所属组织，从干部到战士，力量都很薄弱。很难适应当时对敌斗争形势。于是，我在回南海公安局汇报工作时，多次要求周局长把南公特务队侦察班长刘乃溪同志调给我，帮助建立即墨县公安局特务队，以壮大公安队伍加强对敌斗争力量。周局长终于忍痛割爱答应了我的请求。随后，县委又从县大队抽调孙景山同志任队长，就这样，不到一个月的工夫，一支20多人的县公特务队便成立起来了。 1943年，孙景山队长和刘乃溪同志先后调回县大队和南海公安局，我便将周子亭同志由班长提升为特务队长，杨振山同志提任押犯班长兼做机关党务工作，任方金同志提任班长，黑青同志提任反特班长。此时，又接连从县大队及各区队调来几名战士，特务队很快扩大为30多人了，并刻制了“即墨县公安局特务队”的长方形图章。由于人多在群众家派饭吃不方便，而且容易误事，我就将李德明同志提任司务长，特务队自设伙房单独起灶。同时，我又去南海军分区找夏侯苏民参谋长，发给了我们十几支旧式俄国造步枪，从此，这支年轻的即公特务队便不断地加强着自己的战斗力。
特务队的力量壮大了，可是局机关干部却非常缺乏，全机关只有三、四个干部，里里外外忙得不可开交。大约在三、四月份，吴善堂书记带领朱丕锡来到我驻地沟而村，说上级决定老朱来你局任副局长。于是，我们俩便对工作作了具体分工：朱负责侦察工作，特务队由我负责。开始，朱半个月左右来一次机关，后来不声不响地不回机关了，听说是因男女作风问题受到了组织审查和批判，又住了些日子，吴书记对我讲朱丕锡叛变投敌了，投到了国民党投降派管明斋部去了。我将此事件向南海公安局作了汇报，并要求尽快派干部来。之后李尧同志派来担任侦察科长，杨振山同志兼任机关干事，周子亭同志抓特务队工作，于仁同志负责档案文书兼审讯工作，杨显章同志任一科干事；负责发展各区公安负工作，整个县局机关基本上走上了正规轨道。1942年11月间，日寇对胶东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拉网扫荡。在日伪扫荡的头天晚上，吴书记和崔县长约我在堤前村开碰头会，决定会后分头开展活动。我与吴书记带着特务队准备去大院村驻防，拂晓前刚走到南埠村西叉路时，发现路上有大批刚践踏过的脚印，我分析当时只有日本兵穿皮鞋，肯定前面有日寇扫荡大队。据此，我们决定不去大院而立即向后转．将队伍拉到了三湾庄西而的河崖树林中隐蔽。朝大沽河北岸一望，平度境内的仁兆一带村庄到处火苗四起，野外的高梁秸丛也大火冲天，稀疏的枪声不绝于耳。这次日伪拉网扫荡的特点，不是按中队行军，而是分散拉网式漫进，不论昼夜“拉”到那里，都不在村庄集中住宿，而是在野外就地露营，甚至空喊空叫。鉴于这种情况，我和吴善堂同志分析研究了敌情，认为将队伍化整为零分散活动有利些，这样目标小，行动灵活，便于隐蔽。于是我就将带步枪的小乔、任方金、小王、姜良臣、丁世河、丁兰玉、綦树琪、杨振山、贾永环等，由周于亭和黑青同志率领随吴善堂同志活动；我率领带匣子枪的刘乃溪、孙景山、付××四人一起活动。第三天，我派刘乃溪从我驻村摸出去探听日伪军扫荡情况，并摸清了莱阳日庄伪据点的活动规律，于是我们四人便在敌人的空隙中穿插活动，一次次地避过了敌人的“拉网”战术。大扫荡粉碎之前，我们就回到即墨与吴书记他们会合了，在移风根据地继续坚持开展斗争。
公安机关是保卫、锄奸机关，加强耳目、掌握信息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基于当时的环境和工作需要，我决定在一些重要村庄建立秘密情报站，以便准确探知敌人的活动情况，把活动主动权掌据在我们手中。于是我便经过一番严密地接触考察，将靠．近移风伪据点二华里的马军寨村的程义俭、程义锡发展为情报站长，负责递送移风据点伪军活动情况。在平度边境沽河北岸的韩家疃，把韩新法发展为情报员，负责递送投降派高岚据点和古岘日伪据点的情报。然后又将于家疃村妇救会长于桂芳发展为情报站长。这些情报人员的待遇，就是有时适当发点粮食补贴，青黄不接家中实在不够吃时就按时发给，粮食宽裕季节就不发。当时在敌情多变的形势下，秘密情报站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一旦接到敌情报告，我们就能够及时地、准确地、安全地把人员，拉出去，既可减少我之损失，又能有力打击敌人。
1944年7月间移风伪据点被拔除后，根据地人民群众抗日救国、拥护民主政权的情绪空前高涨。借此机会，我公安局机关积极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扩大充实公安武装，将东七级、青中埠、大吕戈庄、穆风店、南埠等村的一些青年吸收到了公安队伍中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公安战线更好地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我计划建立一个快速武装反特班。所谓快速，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算得上自行车了。因此，要建立快速武装反特班，首先要解决的是数目不小的自行车，而在当时要搞到自行车，唯一的办法就是到敌人手中去夺。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打算运用长途奔袭的战术，到离我驻地80华里以外的三都河据点的敌人手中夺取。我将特务队长周子亭叫来一起离量了行动方案，周对三都河一带比较熟悉，愿意执行这个任务。于是，我就布置伙房做了部分烧饼，由周子亭率领贾世许、小齐等7人，按计划插入三都河附近的青纱帐里，等待和寻找猎取的对象。三都河周围的敌伪人员认为在据点的庇护下活动可以高枕无忧平安无亭，于是就骑车挂枪大摇大据，或窜奔于大路之上，或出没于村疃之间。孰料我特务队正在他们的鼻子底下张网待猎呢！我特务队的同志隐蔽在青纱帐中密切注视着过往的敌伪人员，来一个抓一个，来两个逮一双。7个同志先后夺取敌伪自行车8辆，匣于枪和手枪各1支，然后将被抓的家伙一个个捆绑起来扔进高梁地。除一辆破旧车子被砸毁外，其余全被同志们骑回了我驻地。不久，我快速武装反特班便成立起来了，扩大了活动范围，青沙公路成了我们不断神出鬼没的地方，甚至活动到蓝村火车站。
抑恶扬善 除霸锄奸
抑恶扬善，除霸锄奸，是当时公安机关保卫民主政权，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项重要职责和手段。我们的原则是，奖惩分明，教育和鼓励敌伪人员改恶从善；杀一儆百，震慑和严惩反动势力。在全面掌握社情敌情的基础上，我们将各村的敌伪人员分别登记造册制成表格，视其表现随时填写功过。如某人办了件好事，即在其表格上点上缸点，如做了坏事，即在其表格上点上黑点，日积月累“秋后算帐”。这里主要介绍几起除霸锄好的事例：
堤前村的伪乡长王承君，为虎作伥负有血债。他自知民愤极大，平时白天不敢回村，夜间则经常从伪据点偷偷溜回家中，我曾指示李尧同志密切监视他。一天夜里，他又溜回家中，被我发现后将其逮捕，在扣押中，我亲自审讯了他。在事实面前他供认了勾结敌伪预谋破坏我抗日组织的罪行，并供认了1940年6月在国民党投降派隋永？旅及管明斋团包围移风根据地时，参与杀害堤前村王承智和袁超同志的大哥袁淑明及修理抢械的安重礼的罪行。还有一个伪乡队副付、XX与王承君同时在押，根据他俩所犯的罪行，上级批准处以极刑。我们将这两个罪犯押至官庄村东头，召开了200多人的群众公判大会，枪决了二犯，第二天还发了布告。
三湾庄村公所听差叶丙贵，群众反映他经常去移风店伪军据点。我即派扬显章同志前去侦察，查实只要叶一去据点，伪军就必出动无疑。于是，我们立即逮捕了叶丙贵，经审讯，叶供认了勾结汉奸副乡长吴祖江引导伪军四次出动抢粮抓人的罪行和贩卖鸦片的罪行。经上级批准，我们在大院村东头召开了百余人的公判大会将其处决。这两次锄奸行动，是我公安机关建立不久初试锋芒，对根据地的治安工作起到了很大影响。
在付家村，经常听到一些党员干部反映，本村付志敬时出时归，并经常召集干过伪保人员的人开秘密会，行迹十分可疑；还有人说他到敌区长姜成坚那里当了付家乡乡长。付家村当时是我县、区机关经常聚会的地方，因而，这种人物是我根据地内的危险分子，我对他的行踪特地布置了侦察和守候人员。一天夜间，付又潜回家中，守候人员火速来局报信，闻讯后我立即派人将其逮捕。在关押的月余中，经过数次审讯，付志敬只供认了国民党投降派委任他当乡长的事实，但对勾结伪保人员串联活动却矢口否认，然而我们仍用投降派反共反八破坏抗日的事实来启发教育他。后来，他的亲朋好友及部分村干部来局保释他。为了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我们对付犯作出了取保释放的处理，着其写了悔过书，其亲朋反村干写了保后将其释放。可是，付犯死不改悔，被释仅仅两个月左右，又跑到姜成坚那里干起伪乡长来了。于是，我再布罗网将其抓获。鉴于付犯的所作所为，我召集了曾保释过他的人员，揭露了其屡教不改的罪行，然后上报南海公安局批准死刑将其枪觉。
1943年2月的一天，县委敌工科王宦成同志到平度李家疃公安局驻地找我，说今上午驻刘家庄的日寇派一个连伪军护送汉奸乡长付振武窜来移风店据点，现住在据点附近的林宗顺家。闻讯后，我立即同王商量了逮捕付振武的行动方案：先由王宦成安排人买些鸦片烟交给林宗顺将付犯稳住，我则立即安排周子亭、宁智武、贾世许三人带短枪前往捕人，力争抓活的，如有意外就地处决。三人进村后由敌工科孙学孟引路来到林宗顺家门口，一涌而进将土匪出身的付振武逮住了，出村后路付犯带上手铐押回了李家疃驻地。以前付振武曾扬言：我不去移风店看你公安局能捉到我吗I当时我也曾让人传话给他：只要你来移风店，公安局就能马上抓到你！审讯中，我就此事用蔑视的口气问他：我这话对你不失信用吧？这个狡猾的汉奸象斗败了的公鸡垂头丧气一声不吭。付振武被我逮捕的消息立即传到了刘家庄日伪据点，第二天凌晨，日伪军便出动人马前来搭救，当发现我们已闻讯转移到莱阳庄时，便向我直扑而来。日伪军在沽河岸上集中机枪、掷弹筒向我莱阳庄驻地猛烈射击，我不得不再次紧急转移。付犯见其主子向我进攻，认为救星已到，便象死猪一样躺在碾道上不肯随我转移。他的行为影响了其他在押犯，也都赖着一动不动。在这种情况下，我立刻命令押犯班将付犯就地枪毙，以警告和震慑了其他在押犯。这是我们在特殊情况下处理罪犯的一个先例，事后我向南海公安局作了汇报，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口头表扬。
还有一次，湍湾村的伪保长将我区中队5名战士住在该村的情况报告了敌人。敌人立即将该村包围，敌使我区中队战士在突围时死伤各一名。接到该事件发生的报告后，为了煞住敌伪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保证我党政军人员在敌占区活动的安全，我立即布置人员查明了该伪保长的反动事实后将其逮捕该犯在事实面前供认不讳，交待了为敌人袭击我区中队提供情报的罪行。经呈报南海公安局核准死刑后，将罪犯押到了湍湾村召开了公判大会，验明正身，将其枪决。就此事件，我们还特地召开了各部门负责同志会议，分析了事件发生的原因，要求各单位务必提高警惕，抓好驻地的防好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