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袭强攻 配合作战_
战争年代的公安机关，除锄好除霸保卫民主政权外，还要配合地方盛装和主力部队。随时同政人展开正面战斗。当时即墨县公安局，就是在敌伪顽反动势力的夹击下，或强攻，或巧袭，或单独行动，或配合作战，一次次同敌人进行着针锋相对的较量。反动区长姜成坚为了加强与日寇联合，在刘家庄日寇据点附近的麦戈庄设立了一个情报站，专门搜集我党政军话动情报。该站在各村都有专职情报员，每天拂晓前必须将情报送到站。只要哪个村没来送情报就说明哪封住有八路，便立即报告日寇据点派兵前来围攻。该情报站的设立，给我们开展敌占区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和障碍。因此，我们决定尽快除掉这个情报站。在掌握了该站人员每天黄昏前由站长带领到刘家庄日伪据点住宿，第二天拂晓前再回到站来接情报的活动规律的情况下，我们央定采取智取加教育的方法，将其分化瓦解并据为我用。一田夜间，周子亭带领贾世许、黑青二同志潜入麦戈庄情报站，偷偷地复制了该站门领模型，找小炉匠配好了几把钥匙。第二天晚上又去试验开锁。果然十分成功。我立即挑选了十几个精明强干的战士，一律佩带短枪和手榴弹，于拂晓前到达情报站，开领进屋后再从上门槛缝伸出手将门锁上。天将亮时，该情报站长同几个站内人员回站开领进了屋，可是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迎接他们的竟是我们的特务队！战士们用枪顶住其脑门，将其逐个绑起来，嘴里塞上毛巾扔在一边。不一会，各村的情报员陆续来送情报，来一个绑一个，直到全部绑齐时天也亮了。战士们押着这批“俘虏”向根据地方向撤回，约走出15华里，将他们带到高梁地里令其坐好，逐个查问了姓名住址后，我们就对其进行了细致地抗日救国教育，并指出如再为日寇办事八路军决不轻侥。最后，除将情报站长押回局里查处外，其余全部释放。在审 讯该情报站长时，我对其进行了严厉地揭露和耐心地教育，终于使其圆心转意、他表示愿意痛改前非将功补过，并要求为我们提供情报。为了不引起姜成坚的怀疑，天将黄昏时，我们故意将他放跑，并在后面大张旗鼓地鸣枪追赶了一番了事。他回去不久，果然给我们送了一些情报。一次，他派情撤员来局报告说，姜成坚的区队夜间宿在程家庄，我立即约同县大队辛铁甲连长率一个连和特务队奔袭了程家庄，将敌区队打散并缴获武器弹药一宗。还有一次，他又派人送来情报说，袁家庄反动保长几次送信给情报站，报告我军驻地的真实情况。我们经调查属实，便将该保长逮捕，经上级批准予以枪决。
1944年间，即墨境内的日寇日渐处于守势，不敢轻易出动扫荡。因此，县委根据上级指示，决定拔掉设立在根据地腹地的秽风店伪军据点，以达到巩固抗日根据地的目的08月底，县委调动了县内所有武装力量将伪据点团团包围起来。以崔景岚县长为首成立了围打据点指挥部，当时我是指挥部成员之一。具体分工是，县大队担任主攻，由一连连长辛铁甲指挥}西八区区中队和各村民兵由武委会主任孙培生指挥，配合县大队围攻据点，公安局除留押犯班由杨振山负责押犯外，特务队全部出动由周予亭率领投入了战斗；我负责组织县大队侦察排和公安局战士组成的自行车队分两路行动：一路去刘家庄日寇据点附近监视日伪军动向，一路在西北方向平度南村日伪据点，以控制情况准备打援。当晚，县大队、区中队、_特务队及全体民兵开始向伪据点发起猛烈进攻，机枪、步枪一齐射向敌据点，杀声连天，打打撤撤一直相持了两天两夜。第三天黄昏，被围困在据点中的伪军见外无援兵相救内无抵抗之力，便惶惶如丧家之犬在据点圩墙上掘，开一洞向刘家庄方向逃窜而去。途中被我追杀截击，伤亡惨重；民兵和群众则冲进圩子将碉堡砸烂，炮楼烧毁，骚扰、威胁我达一年之久的日伪据点顿时被夷为平地。从此，我西北边区根据地，南至流浩河，北至大沽河联成了一片。
1944年9月闻，我率即公特务队参加了南海军分区肖景海司令员指挥的吴家屯伏击战。那天拂晓前．我南海分区的两个连及即墨县大队、即公特务队设伏于刘家庄日伪据点以南的吴家屯附近。天亮后，日伪军大队人马出动扫荡，当进入我伏击圈时，肖司令员一声令下，我埋伏部队立即向日伪军展开了猛烈射击。此次战斗打得非常漂亮，击毙和俘虏日伪军多名，我即公特务队的战士活捉了一名日本兵，还缴获了一笼信鸽。战斗结束后，我向老百姓借来一头毛驴驮着日本俘虏兵，当行至移风店村西头时，这家伙突然从驴上滑下来就跑，我押解俘虏的战士随后追击，幸亏在野外刨地瓜的两个老百姓协助才将其捉住。晚上，我们将日本俘虏及信鸽一起递交了南海军分区。
1944年秋束的一天下午，地委书记兼专员刘宿显同志派人把崔景岚县长和我叫到他那里，对我我说，明天晚上许世友司令员要率部去攻打即墨城，你们回去后立即作好准备，战斗胜利后随军进即墨城去办公。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后喜出望外高兴至极。回到机关后，我立即把全局人员召集起来作了战斗动员，强调进城后要绝对遵守纪律、听从指挥，提高警惕严防奸特破坏。第二天下午两点多钟，我们进入马山东坡上的一个小村庄。当晚六点左右战斗打响，九点左右我大军由城西门攻进城内。下半夜，我带领局机关进了城里大街，在街北找房子住下并对全体人员布置了第二天的任务。天亮后即分头开始行动，主要是宣传群众和搜集日伪有关情况。在搜到的敌伪材料中，发现了通缉我和崔县长的通缉令，上写道，捉到匪公安局长程远风者赏伪币二千元；捉到匪县长崔景岚者赏伪币一千元。我同崔县长开玩笑说，别看你个子大，不值钱，别看看个子小，反值你两倍的价钱。在收集的大宗物品当中，有25支步枪、一部分弹药和三辆自行车。下午，日寇即从青岛派飞机前来轰炸，基于当时的形势，我们守城是不可能的。黄昏时分．各机关即撤出了即墨城。我带特务队将七、八支坏了的步枪放在营上村；让保长给藏起来，并开了收条。三个月后我才派人将枪取了回来。此次攻打即墨城，尽管旋即撤出，但对守城日军却是一个沉重打击。
险情迭出 教训深刻
在那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下，在那敌强我弱的抗战年代，我党政军人员特别是公安人员在对敌斗争中，必须掌握一套特殊的话动方式，更需要严格保守秘密，百倍提高警惕，在这方面的斗争实践中，我们是有经验也有教训的。在行动规律上，一般是白天隐蔽夜间行动；在活动方式上，一般是拂晓前插入敌伪人员家中秘密住下，在街门内放有暗哨，并令伪属当家人同我们住在一起，以便教育和作押。在选择伪属人家时，一般不靠近村公所和碾屋，以防人多耳目杂走精风声。凡住到谁家，首先警告他们，如走漏风声或告密，我们决不轻饶！对无明显劣迹的敌伪人员，我们住到天黑就悄悄离去，对那些有民愤的反动人家，我们即在天黑前公开从他家拉走，以暴露他家住过八路的信息，_让他在其上司面前“吃不了兜着走”。这一招还真灵，搞得敌人惶恐不安，对配合我们的公开斗争起了不小作用。由于日伪军不分县界和地区各据点互相联络，不时地频繁出动扫荡，尤其是春冬季节，野外没有青纱帐作掩护，我们的活动就更加艰苦更加困难。在这种恶劣环境中，为了防范敌人的突然袭击，在紧急情况下有个藏身之地，我们曾在多处挖了隐蔽洞。当时名曰“备战洞”。在马军寨程义信家后院挖的一个隐蔽洞，是我和警卫员丁兰玉、押犯班长扬振山突击几夜才挖成的。在平度边缘村于家疃于桂芳家后院挖了一个隐藏手榴弹的地洞；在韩家疃韩新法家锅灶底下也挖了一个隐蔽洞，当时我们就是利用这些方法同敌人周旋。在处理和扣押人犯问题上，我们始终贯彻可抓可不抓尽量不抓的原则，对罪大恶极的罪犯，千方百计逮捕，抓紧时间审讯处理；一对审不清楚的在押犯，准许取保释放，以减少行军累赘。有一次，我们在普东村抓了一个反动伪乡长，还没来得及审讯适逢日伪军扫荡。我便派炊事员范大荣回家在院中粪坑底下挖了一个地洞，将这家伙暂时藏在里边，由范在家专门看守。谁知日伪军连续扫荡几天，这家伙磨断绳子选跑了。范大荣回局后，受到了严厉批评。即是行动这样慎重和严密，也仍然出现过不少险情，甚至是沉痛教训。
1943年4月的一天，周子亭队长率特务队一个班到湍湾一带活动。半夜，当返回行至移风店伪据点以北一华里的堤前村时，由于奔波劳顿便宿在该村的一幢碾屋里，并派一同志过河到平度边缘村池家疃局机关驻地向我报告。当时我不放心，就带着警卫员丁兰玉过河前来察看。来到碾屋，见战士们一都已睡熟，连岗哨都没设。我知道他们起早摸黑活动了一天都是疲惫不堪，也没忍心叫醒他们，便同小丁到村外巡逻视察。由于天黑看不清，我就蹲下向外了望，蓦地发现伪军们托着枪悄悄地向该村摸来。见状我立即和小丁跑回碾屋，把战士们拍打醒，迅速从村后的沙埠子进入树林转到大吕戈庄，安全返回局机关驻地。就这件事，我对全体干部战士进行了提高警惕性，加强敌情观念的教育。该事件如稍有麻痹，其后果不堪设想。
1943年3、4月间的一天，局机关转移到南村伪据点附近的李家庄村驻防，刚一进村，各部门就忙着号房于安排办公地点，我便带警卫员小丁到村外观察情况。那天早晨有雾，能见度很差。巡视中，我突然发现大批伪军正端着枪向该村包抄过来，我俩马上跑回村于集合队伍转移。此处属于平原地带，根本没有隐蔽之处，再说敌我相距如此之近，向哪里转移呢？在这紧急时刻，我当即决定趁雾中敌人看不清目标，立刻率队向附近的河堤冲去。我们刚冲上河堤，敌人就向我开枪射击。这时我才发现刚从县大队调来不久的陈指导员不见了，情况紧急，我也顾不了那些，便立即指挥队伍以河堤掩护打排枪还击，边打边撤，向北撤到了平度于家疃村。这时，陈指导员也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了。原来，队伍紧急集合时他正在一家号房子，不知道发生了情况，一个伪军端着枪闯进来时他才知道不好，便朝伪军打了一抢，趁敌人慌乱时才撤出了村子。
1943年秋的一天，我同崔县长去新开辟地区丰享庄开会。当时，县大队的两个连及南海军分区八连共370多人全驻在该村。谁知该驻地被国民党顽固派管明斋部发现，于这天上午率一个团多兵办包围了车享庄。战斗一直打到下午三点左右，我同崔县长及他的警卫员小邢从东北方向突围了出来，过了流浩河，回到了公安局驻地西桥头村。谁知西桥头村这天上午也同样发生了一段险情：这天上午，南村据点的日伪军扫荡来到了西桥头村，领路的伪军是平度崖头村王官学。王进村后发现我公安局驻在该村，便进屋向早日相识的我公安人员程义学要了点吃的后，即带领日伪军到村西头场园上坐下休息，而此时我押犯班就住在场园北侧的一户人家。敌人的机枪、小炮都放在地上，军士们停在那里东张西望迟迟不肯离去。在这一触即发的危急时刻，杨振山同志动员全班人员把手榴弹准备好，枪口对准敌人，一旦敌人进屋搜查，就同他们以死相拼。可是，过了一会儿，王官学向场园北侧瞅了瞅，便带领日伪军撤离了，一场紧张的虚惊总算过去了。为了抑恶扬善，几天后，我派杨显章去大堤村通过关系到南村据点找来了王官学，代表公安局表扬了他，那天的表现具有爱国思想，为我们立了一功，并当面在表格上给他点上了红点记功。
1943年冬，特务队有一个化整为零的五人小组，为躲情况向黄戈庄村村长借了几张铁锨，又到周围村庄抬了些土圩子门板，在黄戈庄村北两华里的地里挖了一个隐蔽洞。一天，刘家庄据点的日寇同移风店据点伪军出动扫荡来到了黄戈庄，该村长便将隐蔽洞的秘密报告了敌人。敌人立即派了几个伪军前去挖掘，并发现我们五位同志正好隐藏在洞中，在这危急关头，三名老战士临危不惧，手握手榴弹奋力突围冲了出去。可是两名刚入伍的新战士却因缺乏经验被敌人抓住，带到刘家庄据点杀害了。经事后查证，我们将黄戈庄村长逮捕，在公审大会上枪决。同时，我们也反复教育干部战士，牢牢记住这一血的沉痛教训。
虎穴捐驱深入断案
战争年代的公安工作，由于职责特殊，行动机密，人员也需要相对精干，无怪乎当时人们对公安人员的印象多带有一种神秘感。然而，也正因为他们的职责特殊，行动机密，致使一些同志因工作需要打入敌内虎穴捐躯，而封神榜上却消声觅迹，当了千秋无名英雄。甚至世代含冤九泉。这里记述的便是个如此事例。1943年四五月间，我碰到县大队在家养病的前古城村李中夏同志，他对我谈起了沟西村张典珍从国民党投降派那里当兵跑回来的情况，我听后，便让他带张到我这里来一趟。李将张带来后，我详细询问了一些敌人的番号，人数，武器装备，活动规律等情况，并向他讲述了一些抗日救国的道理。启发他来家后好好做人安心生产。之后，我即产生了将李张派出打入敌内为我提供情报的想法。考虑成熟后，我于7月间将张典珍特地安排来公安局当了两个多月兵。一天，我将李、张找来，详细谈了我的想法：由张、李在公安局携枪逃跑去投敌人，然后取得敌人信任从中见机行事获取敌情报。李、张听后欣然同意，我们三人便商量了具体的行动方案，着他俩立即回家作好准备。第二天天黑后，我发了一支“十三连”手枪给张典珍，发了几枚手榴弹给李中夏，叮咛了几句后便让他俩秘密地上了路。此事因关系重大保密性极强，当时只有我一人知道。他俩走后的第二天，我们便在机关驻地大造舆论，说张典珍、李中夏拐枪逃跑了，并将张典珍的父亲抓来县局关押，着他找人赔枪。后经村里干部出保，才释放了他。张典珍、李中夏“逃跑”后，打入了伪七区特务队中，张还当上了特务队长李敬德的勤务兵。 11月的一天，该特务队30余人到抬头村抓人抢粮，被我县大队痛打一顿，并得特务队长李敬德击成重伤，由张典珍搀扶逃跑后，笫二天便一命呜呼了。李敬德死后换上个贾立夏，仍是由张典珍当勤务兵。有一天，贾立夏带着张典珍出差，谁知张“立功”心切，竟趁夜晚贾上厕所解手之机，携带他的三八匣子枪跑了回来。张典珍来局交枪时，我问他：夺枪跑回的做法是否事先告诉过李中夏，他想怎么行动？张回答说这只是他自己临时曲决定，李中夏根本不知道。当时我就说，当时你和李中夏同谋投敌，现在你又夺枪逃跑，敌人肯定怀疑李中夏和你同谋而为，李中夏同志现在正处于危险之中。不出我之所料，我正在考虑如何营救时，即传来了李中夏同志被敌人杀害的不幸消息。后来，李中夏同志的妻子多次到公安局找我，要求将李的尸体迁回，鉴于当时的形势，我无法满足她的要求，只想等形势平稳了再作查尸搬运安排。1945年我调离了即墨，至今已四十余年，李中夏之妻多次给我写信要求落实李的政治问题。我也曾多次向有关部门出具证明材料，但始终得不到解决。据李妻讲，有关部门强调必须找到张典珍本人才能落实。可是张至今下落不明，而我作为当时的县委委员、公安局长，是唯一的派遣当事人，对李中夏同志的追烈问题我负有主要的证明责任和义务，然而证明无效，实在令人费解。
抗战时期的公安机关，在一些刑事案件的审理上，可以说集侦破、审讯、判决职能于一体。由于社情、敌情、案情交织在一起，审理起来是相当复杂的，稍有疏忽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冤假错案。当年对一起嫁祸于我民兵一队长的诬陷案的审理，至今仍历历在目。
1945年1月的一天，县委书记崔涛与县长李成玉到徐家沟村了解情况，曾干过伪保长的徐振恂口诉状告该村党员、民兵队长王士勇将其妻杀死。崔书记和李县长听后，即派他俩的警卫员和几个骨干民具将王士勇捆绑起来，并写了一封简短的介绍王杀人的信连同王士勇押送公安局。见信后，我吩咐将王带上手铐关押起来，第二天进行了审讯。据王讲：徐振恂之妻被害那天晚上，他在民兵队部同几个民兵闲聊了一阵后便各自回家睡觉了，再什么地方也没去。第二天起床后，在街上听说徐妻被人拉在他家场园上打死了，我就和一些人一起来到了现场，见徐妻死在场园的一堆土旁，一面脸被打肿，身上有血，一根木棒扔在离死者十余来远处。讲完后他矢口否认杀过人。为了查明案情真相，第三天上午我带于仁、孙衍庆、杨显章同志及警卫员来到徐家沟，首先看了杀人现场，然后去死者家中听取徐振恂的陈述；出事那天晚上，徐因事去了外村，半夜归来见其妻不在家，便问两个女儿（一个15岁，一个12岁），女儿说王士勇从其厢屋北侧夹道爬墙进来，在窗外将她妈叫出了屋外后拉走了。徐听后立即到左邻右舍寻找，后来在自家的场园上发现了其妻的尸体。听完徐的口述后，我们又对其家里里外外察看了一遍，见其夹道墙很高，并堵塞着一捆荆棘条子，没有被践路过的痕迹。再说他家中还养着一条很厉害的狗看门护院。回到局机关后，我们将王士勇的供词、徐振恂的陈述及现场的勘察情况，群众的反映情况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案情复杂人命关天，要搞清这个案件，还需要继续深入调查。
我再次来到徐家沟，走访了死者邻居和有关知情人，并随即派人将原告徐振恂票传来局，安排在老百姓家的闲屋内住着听传。同时，又秘密派人去徐家沟将徐的两女儿接来公安局，我认为，这两个小女孩作为重要的知情人，对查清此案起着关键作用。于是，我便对她俩进行了详细询问。其大女儿说：“那天晚上，王士勇爬墙来到俺家，把俺娘从炕上叫下来拉走了，只听俺娘大声哀求王士勇说： “好兄弟，好兄弟，快放了我吧”！说到这里，我插话问道：“既然你娘被王士勇拉着往外走，那你俩为什么不上前拉住你娘呢”？小女儿回答：“当时我睡觉了。”大女儿接着说“我也睡了”。我又问：“你们都睡了，怎么能知道是王士勇将你娘拉出去抒死的呢”？二人张口结舌不能回答。在我再三追问下，两个小女孩终于道出了实情：将其母安葬后回到家里，徐振恂对两个女儿说，打死你娘的肯定是王士勇，你们长大后一定要报仇。如果街上有人问起你娘是怎么死的，你们就说是——教她俩编造了以上那段假话。听了两个小女孩的陈述，我们再次到到徐家看了现场，初步断定这是一起嫁祸于人的诬陷案。
为了审清事实真相，我们研究了审讯方式并设置了“公堂”，司法科长于治家同志也参加了审讯，气氛搞得很严肃。徐振恂到庭后，我将其两个女儿传来，着她俩如实述说了编造谎言的过程。听着女儿的供词，徐振恂全身颤抖，慌恐万状。不等女儿讲完，便供认了酒后杀妻嫁祸于人的罪行，并坦白说：“我编造谎言的目的，既能逃避我酒后杀妻的罪责，又能冶一下民兵队长，免得他整天限制我的行动自由。”至此，一起杀人案件真相大白了，民兵队长王士勇被当场释放。后经南海专署批准，在徐家沟召开了公审大会，李成玉县长讲了话，会后将徐振恂执行枪决。司法科长于治家同志到死者娘家安置了两个小女孩的抚养问题，此案彻底了结。
抗战中的即墨县公安局，在血与火的战斗中成长壮大，抗战中的即墨县公安局，是插向日寇及其走狗心脏的一把尖刀，是保卫新生民主政权、保卫根据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忠诚卫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