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从周同志一起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不过二、三年的时间（1940年至1942年）。那时，他在山东胶东区北海地委社会部和北海专署公安局工作，我在北海青年抗日救国会和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及地委宣传部工作，他的工作具有较大的机密性，我则完全是公开性群众性的工作，工作中直接打交道的事情极少。所以，我对从周同志了解不多，但也有几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他是一位忠于职守、勤奋工作、言行严谨的公安保卫干部。他既是党委的社会部长，又是政府的公安局长，集社会治安和党内保卫重担于一身。他领导的特务队，其特别任务就是逮捕押解犯人和保卫地委专署机关，在夜间行军过程中，常常看到他腰系手枪，后面跟着一个通讯员，前前后后，招呼指挥，告诉大家一些应注意的事情，给我的印象是很负责任，唯恐出现什么意外事情。
二、他是一个工作繁忙、缺乏必要学习时间，而又善于挤时间坚持学习的领导干部。从1941年开始，为了推动指导地委专署机关的干部学习，决定从地委领导干部自身做起，成立了由地委领导干部组成的中心学习组，一般每星期集中学习一次。他是学习组成员之一。由于工作繁忙，实在不能出席时，他总写个条子说明原因请假，这也反映了他对学习的重视程度，也是一种组织性纪律性的表现。
三、他对组织、对同志勇于负责。抗战时期，原栖霞县妇女抗日救国会会长郑更生同志在肃“托”中误被作为托派分子处决了，烟台解放后，郑的父母日夜思念女儿回家探亲，有的同志安慰老人说：郑到边疆地区工作了，大概路远，交通不便，未能回家。我觉得，我作为原北海区各界抗日救国会副会长，有责任帮助郑更生同志平反，于是请从周同志出面，以其原地委社会部部长的身份，建议山东有关组织为郑平反昭雪，他当即答应照我的请求办，这也表明从周同志对组织对同志负责，光明磊落的态度。
四、他十分关切党内外不正之风的问题。从周同志病重住院的时候，我到医院看望他，除谈病外，我告诉他个别地方少数人非劳动、非法致富及社会上不正之风的情况，他立即表示党应该十分关注这些问题，表现了对维护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坚定性。
总之，张从周同志是我党的好党员好干部，缅怀他最好的办法，就是向他的好品德好作风学习。
（作者是原北京市统计局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