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后，我由苏中解放区调到东北，正值大雪纷飞、东北局被迫撒出沈阳的时候，我被分配到通化市、县任书记。大概是在1946年的2月，张从周同志来通化市任市长兼县长，当时的通化是东北的战略要地，东北民主联军（四野的前身）的总后方及炮校、航校、坦克学校、军工部、兵工厂、总医院都设在通化。通化的政治形势也极为复杂。那里不仅是多民族地区，而且在伪满时期日本人以此为中心建立了长白山区大后方，聚集了大量物资和人员，日本战败后，留下一万多遗民。国民党通化书记长利用这种复杂形势，勾结日本人制造了全国闻名的通化二三暴乱事件。（暴乱是在2月3日发动，故称二三事件）幸得李洪光支队的支援，（朝鲜族部队）才平息了这次暴乱，足见阶级斗争的尖锐。
我和从周同志共事不算长，但他的优秀品德使我感受颇深。诸如：
他孜孜不倦的开展思想工作。通化解放后，群众思想很混乱，有民族情感，但缺乏阶级观念，依靠中央军，诽谤八路军。尤其是上层人物，认为我们是杂牌军，不能信任，也难孚众望，多方挑剔。在召开市人民代表参议大会时，工商界的上层人物和缙绅们对我党我军的方针政策，法令制度提出了尖酸刻薄的指责。双方就减租减息与苏联红军解放东北等问题，展开激烈辩论。从周同志是被攻击对象之一。他始终坚持原则，并赢得了主动。为争取广泛的支持，会后，他又多次与工商界头面人物会面，分别地、反复地做细致的思想说服工作。逐渐改变了他们对我党我军的认识。他不遗余力，加强市政建设，改造干部队伍。当时市府行政人员绝大多数都是留用的，外来干部只是少数骨干。要肩负市政建设与支援前线的双重任务，是有困难的。为做好工作，他以身做则，做到一般事当机立断、雷厉风行，重大问题、带政策性的问题又审慎讨论，调查研究，不苟言行。对问题能分析透，找出缺点，指明方向。处处从教育人手，责罚严明，这对提高行政工作效率和以后的人才倍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他在原则面前毫不含糊。当时正处在全国土地改革的浪潮中，左倾、偏激情绪、打杀风甚嚣尘上。邻县大杀大砍的消息不断传来。通化有的人也跃跃欲试，个别领导也积极支持。在“立场不坚定”、“投靠敌人”的高压下，从周同志始终坚持按中央政策领导土改工作。按实际情况分析问题，有效地抵制了左的做法。如果没有坚定的革命气魄，没有坚定的原则性是做不出的，也不敢做出。在今天看来，这不过是区区小事，孰知那时就个人来说，是以政治生命为抵偿，以性命为抵押的；从整个市、县讲，则关系到成千上万人的性命，和群众的切身利益，尤其是党的威信。
他坚守通化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敌人侵占通化时，我们分两路撤出通化市区到乡村去组织游击战争。我在东边，他在南边江甸子一带，由于通化解放才一年，群众基础薄弱，很多人对国民党怀着幻想。我们的队伍新、经验少、装备差。敌人利用装备之优势和群众幻想，向我展开了疯狂追击，使我们疲于奔命，毫无喘息时间。即使如此，从周同志仍组织了几次小战斗，并动员群众在人力和物资上支援了主力部队。他如果不是勇字当头并有机动灵活的战术，是难于生存，更谈不上克敌制胜了。
从周同志一切从实际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情操，坚持原则、一丝不苟的优良作风，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怀念的。
（作者是原鞍山市委书记兼鞍钢党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