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9年调到中国科学院院部工作的，由于工作上的关系，经常听到领导和很多科学技术人员对张从周同志的好评。人们把他当作科学院党组（后为党委）领导广大科学技术人员和职工群众共同努力向科学进军的闯将和颇有作为的指挥员。科学院有几位被群众赞誉为“精刚”的领导干部，院领导经常向他们提出问题，请他们出主意，因为他们处于科研第一线，生活在科学家和广大科技工作者之中，了解科学研究中的动向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因为他们勤于研究面对的问题，善于提出建议，某些硬任务也常压在他们的肩上；还因为他们善于团结科学家和广大知识分子，发挥他们的智慧才能，支持他们完成国家任务。从周同志就是群众和领导人心目中的“精刚”之一。
中国科学院接到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的第一批火箭导弹研究试制课题之后，当时的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同志召集有关研究所的领导人到院部开会，讨论落实这批国防军工科研任务。我作为院党组新技术办公室的具体工作人员，分工归口火箭导弹研制任务的计划管理工作，向会议简要汇报了有关问题，特别说明了经费未落实，我院仪器设备状况很不适应。
这批任务涉及我院30多个研究所（后来扩大到40多个所，厂，并与院外许多科研单位和工厂联合起来共同完成任务）。张从周同志发言说：”这是一批国防尖端任务，非常重要，难度也非常大}科研装备条件方面的困难也非常多，但是，我们科学院没有任何理由不承担这些任务。“他说：”我们必须毫不迟疑地把任务接下来，积极创造条件，逐项落实，他强调指出，只有这样，国防军工之急才不致被拖延，我院也会得到支持和发展。“我是做具体工作的一般干部，没有在那种会议上发表个人意见的资格，但我觉得从周同志的发言完完全全地包括了我的想法。根据这次会议的决定，上百项国防尖端科研课题迅速下达到本院各有关研究所。就连曾被人说成无法受国防军工任务带动的数学和天文学，也承担了洲际弹道轨迹的计算和天文导航等任务，得到了相应的支持。同从周等同志谈起国防军工任务问题时，他总是说，承担军工任务和从事基础研究并不矛盾，我们科学院有多学科的优势，接此任务的好处很大，弊端极小。几年之后，也就是1963年，张劲夫同志总结了诸如从周同志等许多领导同志和许多科学家的意见，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把五院（现航天部）、二机部（现核工业部）和中国科学院拧成一股绳，完成弹两弹一任务的建议，并建议由五院、二机部、科学院的主要领导人组成一个小组，负责“两弹”的组织协调工作。罗瑞卿总参谋长和张爱萍副总参谋长积极支持这一建议，并报请聂荣臻元帅批准了这一建议。这个建议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文件下达实行后，对我国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科学研究所的党委如何领导科学研究技术工作？从周同志的认识和做法是，做科学家的贴心朋友，虚心向他们请教，诚心实意地尊重他们，支持他们。他的这种思想和实践当时是行之有效的．时至今日，仍有现实意义。他在力学研究所工作期间，雷厉风行地领导该所在怀柔建立液体火箭发动机研究试验基地的建设工程和研究实验工作。他以急迫感一步一步地落实国防军工任务，又力促基础研究得到支持和发展。他在地质所工作期间，又力促基础研究得到支持和发展。在地质所，他以做小学生的精神和科学家们一起，来往于实验室和科学考察实验现场，集中科学家和研究技术人员的智慧和意见，逐个地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当发现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错误指导方法严重阻碍科研的时候，他勇于实事求是地及时纠正错误。他身处地质科学工作者之中，使他认识到发展壮大地球化学学科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全力支持加强地球化学学科的工作，为地球化学研究所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凶风恶浪冲击着中国科学院。北京应用地球物理所的个别人趁机造反，篡夺了研究所领导权，拘禁本所保卫干部，冲击院保卫部，该所承担的探空火箭研制试验等项重要科研任务被迫停止。我作为张劲夫同志的秘书，耳闻目睹了陈伯达当着好几位高级领导人和几位秘书的面，给张劲夫同志下命令：“马上把权夺回来，不然就送你坐班房！一但是事过几天，陈伯达窜到应用地球物理所赖账，反问“什么叫夺权”！派谁去收拾应地所这一局面？从周同志完全知道干这件事多么困难和多么危险，但为了恢复科学院的安宁，维护正常的科研秩序，他又象对待火箭导弹研制任务一样，接受了这个差事。他为此在十年动乱中遭受了许多折磨。但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却用轻轻松松的口气说：“那时派谁去都一样，我就是不去，也会被打倒的。一我知道，他为党的事业，为了科学院的存在和发展，早把一些人横加给他的批斗，抄家之类的侮辱伤害放在脑后了。是的，从周同志和许多从“牛棚一里出来的老干部、老科学家们一样，立刻把百分之百的精力投到新的工作任务上去了。
“向何处去”？这是1976年之后饱受十年浩劫之苦的中国科学院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以“办院方针”为题目的大讨论持续了好几年。从周同志一向主张科学研究必须把为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置于重要地位，只有那种为数不多的纯理论课题才是例外的，也是允许的。他经过对古今中外科学和生产力发展历史和现代的调查研究，以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多次提出充分发展技术科学，用大力气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意见。尤为可贵的是，当人们对于改革和对外开放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没完全弄明白的时候，从周同志就在纪波副秘书长的领导和支持下，坚持科学院的科研不仅必须大胆地走出院门，与国民经济建设融为一体；而且必须大胆地走出国门，与世界科学技术界建立多种多样的广泛的联系。他和纪波副秘书长做为我院技术科学部的领导人，他们最早提议并力主我院组织力量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早在1981年，在许多领导同志对技术引进和同国外合资做生意持怀疑态度的时候，从周同志和纪波同志就耐心地一个一个地说服各方面的领导同志和有关局、处的有关同志，终于安排落实了一项向国外投资的科研和技术发展项目．后来，我们先后离开了各自的原工作岗位。我按从周同志关于一定要把工作做细的要求，口头向院领导，书面向有关同志移交了这个项目的管理工作。事过6年之后，一些同志曾指责负责捕这个项目的人“一下子丢了那么多的钱！”最后，当大家看清情况并—致认为不仅决策正确，而且效益也根可观的时候，我首先想到，从周同志如果仍和我们在一起的话，他会多么高兴啊！我们在学习邓小平同志的南巡重要讲话时，倍加感到从周同志当时学习领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特别是理解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深度大大强于我，强于许多人，因而使我们更加敬佩他。
从周同志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使我们每当想起他的时候就很难过。他把自己的后半生完完全全地贡献给了科学事业．他从进入科学院的大门那天起，就把自己的命运与科学院的存在与发展紧紧地拴在一起了。他为我国科学事业忘我操劳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激励着我们象他那样思考问题，象他那样对待科学。
（作者是原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