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张从周同志是在1946年初，当时他任通化市市长，我任通化市中昌区区委书记兼区长。因同在市内工作，加之思想相通，来往密切。1947年夏，通化市收复后不久他即调离通化。虽然从此我们再也没有在一起工作过，但我对他的优秀品质非常钦佩，因此，40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直到他不幸逝世。
今年2月4日是从周同志逝世两周年，现将我熟悉的几件往事简述于后，以作纪念。
一、参与并组织领导了粉碎敌人发动的“二三”大暴乱，保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1946年2月3日，国民党通化市党部书记长趁我人民政权建立不久，人民群众对我党我军还不了解，对国民党还抱有幻想之机，与日本关东军残部勾结，在2月3日凌晨向我驻通化市的首脑机关（因当时通化市系战略要地，驻有不少首脑机关）及新建立不久的人民政权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暴乱，企图推翻人民政权，建立所谓的“中日联合政府”。这就是当时震惊东北的“二三”事件。张从周同志以其多年积累起来的丰富对敌斗争经验，参与并组织领导了平息这次暴乱的战斗。由于事先掌握了敌人暴乱的部署，并提前逮捕了打入我内部的敌人，因此，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保卫了驻通化市的首脑机关及新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并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
二、发动群众揭露敌人的罪行，组织通化市党政军民有秩序的撤离通化市。
1946年秋，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向我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我军遵照党中央指示，为了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决定暂时撤离通化市。撤离前，在市委、市政府及从周同志的领导下，在群众中彻底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罪行，对撤离前及撤离后的工作也做了很好的安排，从而做到了有步骤有秩序的撤离。
三、勇敢沉着、身先士卒，支援主力部队收复通化。撤离通化后，通化市、区的干部及战士即分散在通化市外围打游击。在此期间，从周同志指挥有方，率领干部及战士勇敢沉着，机智灵活，虽多次遇到危险，但都转危为安，既打击了敌人，又保护了自己，胜利地完成了支援主力部队收复通化市的战斗任务。对“四保临江”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四、既充分发动群众，又牢牢掌握政策，使反奸清算斗争及土地改革运动健康进行。
撤离通化市前，曾在全市发动群众进行反奸清算及减租减息斗争，收复通化后，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无论在反奸清算斗争还是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从周同志都能充分发动群众，掌握政策，对右的及“左”的倾向给予及时纠正，使群众运动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五、平易近人，善于联系群众。
从周对同志对群众从来不摆架子，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始终保持着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保持着战争年代的同志关系。
六、党需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干—行爱一行，干哪行钻哪行，从不计较个人的名誉地位或荣誉得失。
从周同志长期从事公安工作，有着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但在党需要加强科技战线的领导工作，调他到中国科学院工作时，他毫不犹豫地去科学院报到，在科学院工作期间，虽多次变动工作岗位，但他干一行爱一行，干哪行钻哪行，因此，在各个岗位上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论其才能和资历，我们认为他早应处于更高的地位，但却从未听到他在个人名誉地位问题上有任何谈论和计较。
七、谦虚谨慎、艰苦朴素。
从周同志一生谦虚谨慎，从不居功自傲。他是193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但他从不谈及这些，就连与他40多年交往的老同志老朋友，对他参加革命及入党的时间，也还是在他逝世后的生平中才知道的。他一生艰苦朴素，从不计较生活待遇。就拿住房来说，在他逝世前不久，全家仍住在—个小单元里面，连洗个澡都困难，但他对这些从无怨言。
八、衷心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充满了恨、对“四人帮”的必然垮台充满了信心，对粉碎“四人帮”后在各条战线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欢欣鼓舞，但对近些年来不抓思想政治工作，自由化思想泛滥，也忧心忡忡。粉碎“四人帮”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尤其是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他确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他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充满着信心。因此，他虽身患重病，仍兴高采烈地忘我工作，对近些年来有的部门忽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自由化思想泛滥的情况，他感到忧虑．他确实是一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优秀共产党员。
以上，就是我与从周同志接触中的一些感受。我虽然知道，这远不能表达从周同志优秀品质于万一，但从我的记述中，也可反映出从周同志优秀品质的某些侧面。
在党重新号召全党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艰苦奋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学习从周同志的优秀品质，有着深远的和现实的意义。
我为有这样一位老领导、老同志、老朋友感到光荣，我更为失去这样一位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优秀的领导干部，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而感到深深的悲痛!
（作者是原吉林省科委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