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2日，沈阳市解放后，我和张从周同志奉调到该市大东区工作，我任大东区区委书记，张从周同志任公安分局局长。
当时，大东区的社会治安状况很严峻。在这个区的辖区内，有飞机场，飞机制造厂、军械厂、弹药库和造币厂，还有大布行、大菜行、大破烂行等三大行，人员复杂，社会秩序混乱。强盗、偷窃分子横行。散兵游勇，伪官吏不甘心垮台，留用警察思想不稳定，敌机还不时轰炸，市民生命、生活没有安全感。特别是敌特和国民党特务，竟在光天化日之下用无音手枪枪杀我军政干部，为了迅速改变这种严峻的社会治安状况，坚决保卫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张从周同志采取积极有力的措施，快刀斩乱麻，坚决打进攻战，大刀阔斧地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猖狂犯罪活动，积极侦破潜伏敌特和国民党特务案件，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和—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从而使社会秩序迅速好转，市民得以安居乐业。有一次，在侦破王××大盗窃案时，张从周同志巧妙地抓住时机，趁其大办婚筵、洞房花烛之夜，带领公安人员，一举把罪犯一网打尽．为此，荣获沈阳市公安局和辽宁省工业厅的嘉奖。从此，坏分子们再也不敢猖狂了。
沈阳解放初期，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张从周同志一贯保持生活朴素的作风。他平易近人，处处以身作则，和大家共甘苦，同心干。他一面紧张地同敌特进行殊死的斗争，一面带领大家搞大生产，自力更生，自给自足。他常说：“现在艰苦点，好日子在后头。”在他的模范行动带动下，大家都非常努力，各项任务完成得很好。
张从周同志严以律已，宽以待人，心中只有党和群众，关心群众胜过关心自己。因此，大家都十分敬佩他的为人，每个人都愉快地同他一起工作．譬如，有一段时间，他的部下崔云峰的家属，因家境贫困，在老家无法生活，百般无奈之下，来到沈阳找崔云峰。来队后，生活也很困难。张从周同志十分关心此事，他依靠组织，并发动亲友相助，帮助崔云峰的家属摆起一个小摊，卖纸烟，维持了生活。又如，当时，他的爱人宋纯光同志任大东区区委职工部部长兼秘书，工作也十分繁忙，鉴于对妻子的爱护和体谅，他经常自己动手洗衣服等，以减轻妻子的劳累．
1993年4月，阔别43年后，我幸运地见到宋纯光同志，才知张从周同志已与世长辞，我不胜悲痛与怀念，痛悼我党失去了一位优秀党员，我失去了一位品德高尚的亲密战友，从周同志，您安息吧!
（作者是原北京市口腔医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