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我国面临三年困难时期的顶点,国民经济需要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对我国科学技术工作,中央制定了“十四条”方针政策。对新技术的发展,决定采取紧急措施,组织力量走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发展我国尖端技术的道路。
喷气技术被列为首位。当时在中国科学院有两个科研单位从事这方面的开拓性研究工作:—个是以不久前从美国航空喷气推进中心冲破重重阻碍矢志回国的著名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为首组建的力学研究所;另一个也是几年前回国的著名叶轮机械气体动力学家吴仲华筹建的动力研究室。为了尽快把我国航天航空事业搞上去,中国科学院党组决定,集中动力研究室与力学所一批符合条件从事喷气技术的科研人员,重点承担起有关火箭技术的研究实验,并在新组建的中国科学院技术局的安排下,从人力、物力、财力上组织安排喷气技术课题项目的如期上马。于是,一大批的专家和从中央各部委、省、市和解放军总部选派来的领导干部集中起来了。但是,由谁来担任合并后新的力学研究所党组书记,能够统帅全所近千人的科技队伍,把喷气技术搞上去呢?
中国科学院以张劲夫为首的党组和院务会议深知新的力学研究所肩负的艰巨任务和未来在中关村新建各所及附近高校中的地位与作用。几经考虑终于决定派张从周同志来担任这个领导职务。
张从周同志是从公安部选调来中国科学院工作的。先是在地质研究所任党组书记兼副所长,在1958年向科学进军的大潮中,他在地质所密切联系群众,团结科学家开展地质矿产找矿攻关,作出突出贡献,中国科学院曾在该所举办过成果展览会,给京区各所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当时作为新建力学研究所业务办公室主管计划的一名负责人,对张从周的到来非常高兴,相信他一定能把力学研究所办好,觉得他有较高的思想政策水平和领导能力,是一位比较杰出的科技战线领导干部。
张从周同志在力学研究所工作时间不长,前后约三年,但却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首先他竭尽全力,协助钱学森所长、郭永怀副所长等专家组织协调全所的科研任务,打开科研工作的新局面。张从周同志到任后抓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专门小组对全所从国外回国的高级研究人员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逐个进行认真的调查与分析。与此同时,充分尊重所长钱学森、副所长郭永怀、吴仲华等科学家的意见,制定具体的课题计划。所长钱学森对新改组建立的力学研究所的科研任务早有所考虑。张从周很会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经过反复研究,提出了对全所科研任务的设想与建议。在全所大会上,张从周代表所领导讲述了为什么我国在当时情况下要搞火箭技术的试验研究以及我们迎头赶上西方国家的条件与问题。并发动全所上下讨论科研方向和任务,几乎经过半年的摸索与思考,加上组织整顿,最终把力学所火箭技术的试验研究归结为三大任务及若干个课题来进行:一、火箭头部的烧蚀试验研究与飞行轨道空气动力学计算分析;二、火箭壳体一蜂窝结构的试验研究;三、火箭发动机以液氢液氧为原料的试验研究(这是在当时国际上也刚起步的威力巨大的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围绕火箭发射试验台在怀柔基地的建立,由副研究员林鸿荪牵头,从燃料的攻关、储运到试验设备的设计、加工、调试以及测试技术的解决等等一系列课题,都在张从周同志组织安排下与有关单位专业人员密切配合去实现。另外,由吴仲华主持研究的航空冲压式喷气发动机的试验研究,也安排继续进行。著名理论物理学家郭永怀指导研究的爆炸力学、气动力学也结合有关任务开展应用研究。张从周同志配合所长、专家做了大量的协调组织落实的工作,可以说基本上把全所科研项目和有关专业人员有机地组织起来形成拳头。张从周同志随即提出,由党组成员、原力学研究所党的领导小组组长、副所长杨刚毅同志执笔起草文件报告上级,很快得到院领导和上级部门的审核同意,从此,力学研究所和祖国的国防尖端科技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就是我国火箭发展史的起点。
张从周同志在力学所工作的一段时间,不但自己亲自抓科研工作的开展,还对政治思想工作抓得很紧.他常常提醒各级党政干部和党员同志要把政治思想工作渗透到业务中去.他与—些高级研究人员关系密切,找他们个别谈心,了解他们工作中的问题与困难.以至家庭生活上需要帮助解决的事等等。当时力学所制订了一个由研究室主任,课题负责人每周—次轮流向所长汇报的制度,钱学森和张从周等所领导都要亲自参加,当场解决科研工作中的思想方法与技术路线问题,设备设计,加工与测试技术遇到的各种难题,重要的开题报告和阶段成果还要组织所或室一级的学术报告会,张从周同志也总是抽时间去听讲。因此,那时全所学术活动空气很浓,工作进展也很快。虽然当时国家经济困难,生活条件很差,但科技人员奋发努力的劲头仍然高涨,日以继夜地干.力学所大楼夜间灯火辉煌,每晚到11点钟,非要督促检查才能使大家回宿舍休息。那时中关村开了一个“星际航行概论”讲课,就是由钱学森出面主讲,张从周协助搞起来的。每次教室里都挤满了听课的人,无论年轻科技工作者,还是年老的科学家、老教授都用心作笔记.可以看出,那时力学所在中关村各所和附近高校中的地位与带头作用,这不能不说与张从周同志领导有方有关。
此后,随着国防高技术研究单位的相继建立,中国科学院的地位由主攻转而重点承担应用基础和基础理论研究。国家为了把力学研究所开拓的火箭技术试验研究每一阶段取得的成果,有目的地在导弹技术上应用,国防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加强了力学所与几年前新建的国防第五研究院(即后来的第七机械工业部)的联系,除了已由钱学森兼任五院院长外,还聘请了力学所有关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副研究员来兼任五院相关研究分院的研究员、副研究员,并协议每季度联合举行一次学术报告会,由两方面的科研人员参加,互相交流。主要由力学所研究人员报告他们的工作进展情况与结果,提供五院相关研究项目参考。记得当时力学所11室在室主任、研究员林同骥、副研究员卞荫贵的模拟试验与计算分析下,得出飞行器进入大气层的飞行轨道及其边界层加热计算结果,然后经由副研究员吴承康主持在等离子体电弧加热器上作玻璃钢的烧蚀试验取得突破性进展,五院有关研究分院在得到报告资料后,回去立即建造大型电弧加热器,作更大规模的试验研究,这就是后来我国卫星回地和导弹入轨击中目标试验的最初原型。张从周同志自始至终非常关心这项科研工作在我国两弹一星中的应用,教育从事这方面试验研究的人员与计划管理人员要为国家作贡献,不要计较个人名利得失,大家都是心悦诚服,怀着为国争光的无比自豪感,甘愿为别人做嫁衣裳。
1962年,国家的核弹研究工作全面展开,力学所郭永怀副所长得知某些单位对冲击波测量这一重要课题搞了三年尚无结果后,当即向国防科委提出,通过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下达力学所承担,限期三个月内完成。张从周同志和郭永怀副所长商量决定,由我负
责组织实施,他全力支持,全所人、财、物一盘棋,开绿灯。当即指定副研究员郑哲敏等研究人员担当起这项任务,计划处腾出大房间改为实验室,器材加工何时要何时到。排除一切困难日夜工作,终于在上下左右积极配合下,按期完成任务交给国防科委应用了。后来当我们得知我国第—颗原子弹试验成功时,心情无比高兴!虽然,那时我已调离中国科学院到外事口工作,没法再与张从周同志联系上以互致贺意。嗣后不久,在“文革”的动乱中,又从报上闻悉郭永怀副所长在完成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返回北京时在西郊机场遇难牺牲了,我的心情又陷入悲痛与怀念之中。张从周同志曾在力学所表扬过郭永怀同志为优秀党员。说他学识高深,品德高尚,受人尊敬。事实确实如此。张从周同志执行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是身体力行的。他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为重。他教育党员同志和党的负责干部要做党外知识分子的贴心人,和科学家交朋友,拜他们为师,要帮助承担繁重科研任务的研究人员解决思想上、生活上和工作上存在的问题与困难。按当时国家规定,给予高级知识分子以特殊补助,发给就餐优待券和平价鱼、油等物品,张从周同志总是要求有关人员一定要把东西送到受优待的专家家中。而他自己身患肝炎,医生多次通知他立即住院治疗休息,但他却仍然坚持上班,马不停歇地赶到“四不要”礼堂开会作报告,事后实在顶不住了,才勉强把他邀到医院治疗。他患的肝炎很重,可他仅仅住院一个多月,还未完全恢复,却又出来忙于工作。后来,科学院党组为了照顾他虚弱的身体,才不得不将他调离力学所,提升他为中国科学院党委副书记,新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他在力学所以自己的品德言行团结着全所人员,渡过了三年困难时期,组织了关于喷气技术的攻关,打下了力学所为国防科技不断做出贡献的长远基础.他表现出的坚强意志和无私奉献精神,迄今仍然使力学所当时与他接触较多的人员沉浸在无比怀念之中。当时力学所正气上升,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人们今天回忆所及,都十分称赞。
(作者是原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