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从周同志离开我们已经5年多了。目睹他所倡导的科技改革的可喜成果，缅怀他为我国科技事业的进步鞠躬尽瘁的历程，重温他对科学技术的精辟论述和远见卓识，我们更加敬佩和怀念这位科技工作的优秀干部和科技工作改革开放的先驱。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张从周同志便率先身体力行地将会议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科技工作中去。他潜心钻研科技工作的理论，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成功的范例，结合自己多年从事科技工作的实践，逐步总结和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见解和指导思想。多次向中央领导提出发展科研工作的建议。1983年5月30日，他写的“两点建议——谈中国科学院的改革问题”，是他改革开放思想的集中体现。他在这篇文章中所阐述的一些正确观点和主张，已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也被越来越多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从1979年到1984年，我俩做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党委委员，分工负责科研成果的应用推广工作，因而有较多机会向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专职副主任的张从周同志直接请示和汇报工作。因此，不但能够亲自听到张从周同志的许多正确意见，而且在具体工作上，也得到了他的引导和支持。正是在张从周同志和其他支持改革开放的院领导的推动和鼓励下，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在全院率先走出“院门一和走出“国门”，为科技工作的改革开放问路投石。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现代化的关键的论断，为科学技术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相继提出科学技术要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要把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到技术开发和产品研究上来。作为科技战线第一线的指挥员，张从周同志不失时机地强调“科学研究要与经济、社会协调一致。要切实重视科技成果的应用推广工作”。
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杨刚毅同志，这位被喻为张劲夫同志得力的*四大金刚丹之一的得力干部，审时度势，果断地召开党委会和所务会，讨论和研究贯彻全国科学大会精神和中央领导指示的具体措施，大多数党委成员和所领导都认识到，计算所是以为国防服务带动和发展起来的。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转轨到为国民经济服务这个主战场上来。从哪里开始和抓起呢？杨刚毅同志从他访问日本得到启示，提出成立—个“服务社”，先把计算所锁在保险柜里的几百项科研成果推广出去。
所党委委托我们俩人起草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服务社章程”，拟定了理事会名单，杨刚毅同志担任理事长，并向中国科学院递交一份请求报告。张从周同志非常支持这件事，他是第一位在报告上批示同意的上级领导人．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纪波同志也很快同意了。这样，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服务社于1980年3月正式成立了。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服务社以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科技力量为依托，积极开展科技咨询，成果转让，合作开发，技术培训和产品服务等多项业务。在3年多的时间里，先后推广科研成果130多项，为全国各地培训技术人员5000多名，刨收340多万人民币。为了走出“院门”面向社会，计算技术服务社同全国几十家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大专院校、部队单位建立了横向联系，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主要从事大型电子计算机的研制，数量少，服务面窄。而国民经济各部门最急需的是微型计算机。当时研究所并没有设置这个课题，几乎是空白。研究所曾于1975年选派了一名优秀青年科技人员去英国学习。但是学成回国后，又因缺资金少设备，无法开展研究工作。计算技术服务社通过同广东省科委合作，他们出资3万美元购进一台微机开发系统，由韩承德带领几名研究生和大学生（包括广东的人员），经过两年的努力，利用这台开发系统，研制成功了GF-20系列微型计算机。获得了国家科技成果二等奖，并列入了国家重点发展和生产的微机产品。我们以该系列产品为基础，与广东省科委合作组建了“京粤电脑公司”，很快投入批量生产，成为广东省最大的微机开发和生产基地。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走出“院门”的同时，计算技术服务社也在试探着走出“国门”的路径。我们慕名拜访了荣毅仁先生创办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当荣先生了解到我国的计算机软件有着打入国际市场的巨大潜力后，欣然同意由中信出资在香港合办—个“计算机服务公司”。1980年12月23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同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服务社合办计算机服务公司的协议经张从周同志和纪波同志同意，正式签约生效。计算技术服务社选派了4名软件人员，赴香港工作。用了两年时间，为中国国际旅行社香港分社研制了一套计算机应用软件，这是中国科学院第一个打出去的软件产品。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协助下，计算技术服务社同日本最大的计算机服务公司CSK达成了合作协议。双方合作在中国培养计算机软件人才，承接日本或其他国家的计算机应用软件。为此，CSK无偿赠送一台价值45万美元的中型计算机，做为培训的设备。我方则从高考中招取学员，办起了计算机软件大专班。共办过两届，培养大专毕业生180名．这些学生大都出国深造或在国内单位工作，成为骨干。计算技术服务社两年内还向国外选派出了36名科技人员，去国外公司或工厂研修，费用全部由外方资助，不仅未花国家一分钱，还为研究所赚取了一些外汇。计算技术服务社还为美国的TEKTRONIX，日本的CANON等大公司，建立了3个维修服务中心。不仅方便了国内用户，还学习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创取了外汇收入．这些国际合作项目，是中国科学院最早对外开放的成果。尽管是不成熟、不完美的，但必竟为后来更宽范围、更大规模、更高层次、更全方位的国际合作开了个头，是难能可贵的。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计算技术服务社这棵改革开放的新生幼苗，成长和发展的道路，同样是坎坷不平的，迂回曲折的。在顺利的时候，张从周同志给予鞭策和鼓励，在困难的时候，张从周同志给予安慰和鼓舞。他以自己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言行，给予我们信心和力量。
计算技术服务社从她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既有人支持，也有人怀疑、讥讽或反对．特别是1981年4月全国学部委员大会之后，以“学术为中心”的办院思想又开始占了主导地位。这时有人就以计算技术服务社是“不务正业一，“冲击科研”，“另搞一套”等罪名，不断向院里告状。记得有一次，有人告状说计算技术服务社同日本CSK公司合作培养软件人员，是出卖“廉价劳动力”、“丢了国格”等等。张从周同志听了后，立场非常鲜明，他拍案而起，气愤地说：“刚刚毕业的大专生能做些什么，送到国外去锻炼二三年，学点真本事，回来后就顶用了，这有什么不好！一这件事，这个场面，我们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随着以“学术为中心”“学科建所”气候的增浓、党委书记、所长杨刚毅同志的逝世，研究所领导班子更迭，计算技术服务社终于在1984年5月被解散了．我们俩先后被派往香港和意大利工作．计算技术服务社的一批骨干，则只好投到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早期公司的组建中去。后来的京海公司、科海公司、信通公司、四通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或技术骨干，有些就是从计算技术服务社走出去的。
今天，改革开放的大潮席卷全国，神州大地万象更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可以告慰含笑九泉的张从周同志的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已深入人心。科学技术工作的改革开放势在必行、势不可挡。他的正确主张和预见，正在被实践；他所期盼的科技工作新的转机、新的局面正在到来。
（作者是原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副所长、原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党委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