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月至1947年8月，我在从周同志身边工作，此间，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军队由疯狂进攻解放区，变为全面防御，人民解放军则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通化由于其重要战略位置，成为敌我必争之地。从周同志作为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通化市人民政府的市长，他身上的担子很重，工作也很艰苦。从周同志虽年仅30多岁，可在我眼中，他是一位可敬可爱的长者，是一位很使人佩服的领导。
1946年7月，我由辽宁省通化行政干校调到通化市政府工作。第一次见到从周同志时，他在办公室，穿着八路军的黄上衣，像个大兵。他板着面孔，用纯胶东话问我“到政府工作要比当教员累，可能还要打仗，你能干得了么？”我说“能行”。然后他又说“政府和军队一样，都有纪律，工作只能干好，不能干坏”，“工作问题，你去找冯刚。”（冯当时是政府秘书）。他这严肃而冰冷的谈话，我有点怕，心想“遇到这样的上级可不好侍候啊！”过了—段时间，从周同志又把我叫去，他面带笑容的说：“高非，你当文书股长吧（那时没有科），你在咱们这里算个小‘秀才’么。”他又说“你这个小官可重要啊，政府的大印都交给你管。一我说“怕干不好”，他说“共产党的字典里没有‘难”字，想干好，就没有干不了、干不好的事，大胆干吧。一这次谈话，虽然语气很重，但一直是和颜悦色的，还带有幽默感．我原有的顾虑都打消了，觉得我和市长的距离一下子近了一大截。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距遁化市200多华里的梅河口，9月，在省、地委的领导下，通化市政府积极准备战略撤退。形势逐渐紧张，人心不稳。我记得在—次有市区科室干部参加的会议上，从周同志强调了要人心稳，首先得干部的思想稳，并特别强调抓好生产．搞好市民生活的重要性。经过各级政府的工作，社会秩序逐步稳定下来。
9月，从周同志专门召开了研究撤退的会议。他从容不迫地说“人家要抢坐我这条凳子，我们可以给他，但不能叫他坐稳，大家说怎么才能叫他坐不稳？”大家发言后，从周同志不紧不慢一边指着墙上挂的地图，一边在黑板上划着撤退的几条路线。他说“政府撤退，可我们的思想不能撇，我们还要回来，时间不能长，也就是半年吧。咱给他们留个空城，留个破家。”接着提出毁路、断电、炸桥以及物资转移等项工作，并根据讨论的意见，做了具体分工。他不紧不慢地说：“咱们这样去迎接‘客人’，他们会坐稳么？”大家都笑起来。本来是个重要紧急的会议，却开得轻松而迅速。
1946年10月30日晚，政府机关开始撤出市区打游击。记得，当晚还下着小雨，大部分人都按部署陆续撤走。到晚上10点多了，从周同志还在机关指挥。公安局的同志来劝他先走一步，他说“我要最后一个离开。一n点左右，我们办公室的几个人到市面上贴完“告全市人民书”的布告后，又检查了各部门，看到灯闭门关，确实已撤完，从周同志才说“该我们走了一。当时行军，除给领导备几匹马外都是步行。山路多，从周同志看我们管文墨的几个人除背行李外，还背着纸张文墨之类，就立即给了一匹马，专驮文墨和材料。这样使我们轻松了不步。
在艰苦的游击战中，从周同志从未离开第一线。有时与敌人迂回I有时追随大部队，一夜行走一百二十多里，山高雪深，寒气逼人，中途几次因情况不明而停留，一些人的脚冻得不能走路，从周同志告诉我们一定要把受冻伤的同志照顾好。因为天太冷，有马也不能骑，从周同志就和我们一起大步前进。在他的带动下，谁也不甘落后。那时的农村特别贫困，农民生活很困难。从周同志从不提出额外要求，与同志们同吃同住。有的同志病了，他问寒问暖，把自己的菜拿给别人吃。大家觉得在他身边总是暖融融的。他经常告诉我们，丝毫不能侵犯群众利益。一次，因走得仓促，我们在群众家吃了几天的饭没算帐。从周同志知道了。批评了我们，叫我们马上回去把帐算清。还有一次，我们驻扎在一个小屯子里，想改善一下生活，买了一头小猪。从周同志知道了很不高兴。说：“群众现在养猪很不容易，养大了还能换钱和粮食”，让我们给退回去，后来多给了群众钱和粮食，才算同意了。
张从周同志亲自发展我入党。我在干校受过革命教育，我觉得中国青年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有出路。但对共产党的组织，还有一种神秘感。因为那时党不公开，活动都是秘密的。党员又全是抗战的老干部。在行军作战中，每到一地休整时，他们都—个个的走了，去干什么别人不知道。有一次，我问—位和我要好的同志千什么去啦？他不告诉我。后来这个人告诉我是开党小组会，是共产党才能参加，过组织生活．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问这些事了。1946年11月，队伍在集安县（原叫辑安县）老岭北高力牟子屯暂时休息。一天晚上，从周同志把我叫去，他坐在群众的土炕上，点的是一盏小油灯。他问我“行军打仗受得了么？”我说“受得了。”他说“以后还有更艰苦的环境，能坚持下去么？”我说“能坚持下去。”接着，他给我讲了许多革命道理，认为当前虽处于困难时期，但天很快就会亮的，真理和正义在我们一边。我们的基础是人民等等。然后又给我讲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任务。问我“你有没有入党的要求？”我说：“有，怕不够条件。”然后他又很严肃的向我说“我代表党组织要吸收你参加中国共产党，你填份入党申请书吧。”当时我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我接过一个64开的油印小本，拿回去还是偷着填写的。12月1日，支部找我谈话，宣布我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候补党员，介绍人就是张从周同志，还有一位是李肇祥。翌年转为正式党员。从周同志不仅是在工作上、生活上关心同志，而且还在组织上关心人。我的成长是和他的关心和帮助分不开的。
11月底前后，我们进驻到集安县老岭后北沟屯，发动群众，参军参战，筹集粮草。—天从周同志带领一部分人，到附近村屯去开展工作。行至中途，被国民党地方武装包围，从对面的山林中射来密集的子弹。我们处于—个小开阔地上，地形很不利。市长从周下令，立即后撇到小山岗的有利地形与之斗争。从周同志临危不惧，叫别的同志先走．他在后边掩护，大家：怕市长有危险，坚持一起撤，他下令说“马上撒！”这样，一部分人先撤，从周同志和几个人在最后，边打边撤。他累倒了，别人去扶他，他不让，叫“快走。要保存力量，有我一个人顶着就行啦”。可谁能把首长撂下呢？还是硬架着撤到安全地带。事后从周同志说“我今天都不打算回来啦。一他这种只有别人，没有自’ 己的胸怀，深深的教育着我们。
1947年5月22日，通化市解放，正好是半年多一点时间。回城后的当务之急是：清理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生产．在进行反动党团登记时，通化高中有一个叫王灏年的教师，参加了国民党的三青团，并是骨干分子，是清理对象。可是他却是我的教师。公安局向他要三青团证，他一口咬定是烧掉了。后来我去请示从周同志：“像把证件烧掉的人，是否可以登记，宽大处理？”从周同志问我，他烧证，有人证明吗？我说只有他家人知道。从周同志很严肃的告诉我“似这样没有我们认为可靠的人证实，本人又拿不出证件的人，是不能放过的。敌人贼心不死，公开的人马跑了，暗地里的人马还是有啊，这正是我们要打击的。”并说在是非面前，是不能动个人感情的。他的这些话，使我一下好像明白了不少事，向我敲了警钟。
在清理国民党残余势力时，市内有一家叫东泰恒的商业买卖，张市长下令查封，商店财产被没收。当时市面比较紧张，好多工商业者对我们的政策产生怀疑。我们把这个情况反映给市长后，从周同志说：“这是个政策性很强的大事。”马上决定，立即召开全市工商业者大会。从周同志在会上指出了“东泰恒不是民族工商业者，他是以工商业者的身份从事资敌活动的据点，他的财产是敌人资助的。”他举了事实后强调“是民族工商业者坚决保护，是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必须坚决打击，绝不手软。”工商业者的心稳定下来了。我们的各项工作也迅速地开展了起来。
（作者是原辽宁省通化市委副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