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初，我由中共通化地委书记王铮同志介绍去通化市、县人民政府工作。当时，张从周同志在通化任中共通化地委委员、中共通化市、县委委员兼任通化市、县人民政府市、县长。
我拿着王铮同志的介绍信，去张从周同志办公室见他。作为一个新解放区的青年知识分子，初次求见一位市级领导人，心情未免有些紧张。当我进入张从周办公室时，他在看文件，办公室陈设非常简单，只有一张办公桌，几张木椅。办公室又兼卧室，有一张木床。这种层次的领导人，这样简单的陈设，使我有些惊讶。我说明来意后，张从周又看了王铮同志介绍信，非常热情地与我握手，满面笑容地表示欢迎，并简略地了解了我个人与家庭情况，继而问我愿意做什么工作。我只提出愿意在经常接触群众的部门锻炼自己。后来我被分配到市、县政府民政科任科员。那里的工作在当时是很繁忙的。既要支援前线、拥军优属，又要加强政权建设、干部管理、医疗卫生以及荣军与复员军人的接待与安置等。在工作中，虽然累，但大家热情很高。土改时，我们又加了一条任务：农民进城抓地主、恶霸时，民政部门管审批及查封财产等任务。通过以上工作，我得到很大锻炼，
我在张从周同志领导下工作一年半，时间虽短，但感受却很深。
张老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在作风上艰苦朴素，与同志同甘共苦；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对干部信任，大胆使用，任人唯贤，严于律已、宽以待人。特别是在领着我们坚持游击活动时，身先士卒、临危不惧的形象，至今犹存在我的心中。总是觉得从周同志走得太早了。张从周在同志们的心目中，是—位坚强的可以信赖的领导者，是具有长者、学者之风的好领导，而且是我踏上革命征途的第一位良师。我以后的成长，是与他的启蒙教诲分不开的。通化一别，已经43年了，至今回忆当时情景，历历在目，言犹在耳。他的音容笑貌，使我终生难忘。
一、以马列主义武装干部，张从周是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
当时，我这个刚踏入革命大门的新干部，对革命只带着朴素的感情，只知道八路军好，共产党好，至于为什么好？怎么个好法？什么是革命？怎么革命？我参加了革命应该怎么办等一系列的问题，我还说不清楚。参加革命后，生活、工作、学习、人际关系等，都是新鲜事物．当时，市、县政府机关，只有十几名关内来的“老八路”，干部中多为留用人员，显得骨干力量很不足，而且还从市县政府机关中，抽调骨干力量，加强基层。我去民政科不久，民政科长袁承绪被调到通化县六道沟区任区委书记兼区长。继之，由宋纯光（当时名为李纯光）同志担任科长。
在与这些老同志接触过程中，给我们的印象与感受是不同的，使我受益匪浅。但给我印象最好，感受最深的还是张从周同志。从我初次见到张从周同志，给我的印象就是他平易近人、生活艰苦朴素，谈吐亲切感人、刚柔相济，具有长者、学者之风。见面之后，使人油然产生一种尊敬感，亲切感，信赖感。很愿意同他接近。并且愿意同他谈思想、谈工作，使人感到同他谈话，毫无拘束；张从周那时的办公室还兼卧室，又没有固定工作时间。干完工作，余下的时间，除了开会、学习，再就是找同志们谈心。通过谈心，使我受到了终生难忘的教益。也可以说是他使我踏入革命大门后，受到了启蒙教育。现在回忆起来，张从周同志是利用谈心，对我系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启蒙教育。他是从猿人开始，系统地对我进行了社会发展史教育。每次讲都是深入浅出，好似讲故事似的，讲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世界，同时也创造了人类自己。他从阶级的产生，阶级斗争史，这些闻所未闻的知识，极大地引起了我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除了谈心外，他还借书给我看。从读书过程，使我进一步学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及其特点，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并进而了解到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先锋队——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党的使命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什么样人、具备什么条件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等等。我读书遇到难于理解的问题，就带着问题去请教张从周同志，他总是不厌其烦的用通俗的语言，具体的事倒讲解，直到我明白为止，使我在思想认识上，初步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使我这个带着朴素感情踏进革命大门的青年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进一步提高了认识，对党的性质、任务，党纲党章，也有所了解。我逐渐萌发了请求加入党组织的要求。这时张从周同志借给我有关党的知识的小册子以及有关党性锻炼方面的书给我看。我终于鼓起勇气，向他与纯光同志提出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请求。经过调查，他与纯光同志做为我的入党介绍人，于1947年1月10日终于实现了我终生的愿望，批准了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不仅奠定了我从事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基础，也培养了我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的习惯。也可以说，从这时起，奠定了我以后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基础。
我终生难忘张从周与纯光同志是我参加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引路人。
二、斗争越是紧张，越是要加强形势教育，坚定胜利信心，稳定干部队伍
张从周对待干部特别是对新干部，总是系统的、耐心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注意从思想上、政治上提高干部革命觉悟，同时也注意形势与政策的教育，因势利导，使干部保持旺盛的斗志，明了当前斗争的重点。毛主席去重庆谈判达成“双十协定”，但墨迹未干，重庆就发生了“较场口事件”，打伤了郭沫若等知名人士。国民党蒋介石破坏“双十协定”，到1946年初，形势就逐渐紧张起来，到6月份，终于爆发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张从周能充分利用会议或与干部谈心时，进行形势教育。及时指出当时形势的特点，对稳定干部情绪、鼓舞斗志是非常重要的。
战争爆发后，他就根据中央的意图，言简意赅地对干部分析形势的特点：“当前战争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们不能同敌人拼消耗，我们要舍弃城市，转入农村，发动群众，给敌人背上包袱，使之分散兵力，我则利用各种规模的运动战、游击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在运动战中扩大自己，消灭敌人，最后夺取城市。”他的这些话，使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深入我们的心目之中。
在思想政治教育，形势教育的基础上，动员市直机关干部坚持游击战争。由市委领导同志分工，组成东路武装工作队和西路武装工作队，于1946年10月30日最后撤离通化市。两支工作队活动于通化市、县以及临县集安、临江一带。
东路武工队以刘克刚（当时通化市、县委书记）、张英（市委委员、市委组织部长）率领的市、县委机关及群团组织及通化县东、北部各区干部，活动于通化县的东部、北部各区及临江县境内。西路武工队以张从周（市委委员、通化市、县长）、张矗（市委委员、市、县公安局长）、赵超（市委委员、市委宣传部长）三人为首，率领市、县政府机关及西部、南部各区干部组成，活动于通化县南部、西部各区及集安县一带。
西路武工队的后方设在朝鲜楚山郡。武工队有时单独行动，打击小股敌人。如1946年在东江甸子与小股敌人突然遭遇，双方经过激战，张从周同志不顾个人安危，身先士卒，率队冲击敌人包围圈，由于他临阵不慌，镇定指挥队伍，无一人伤亡。有时随军行动，宣传群众、发展群众、组织群众，支援战争。在我军组织大的或较大战斗时，就随军行动，执行筹粮筹款，保证部队供给，组织车辆、担架运送物资和伤员，并宣传群众坚定胜利信心，积极参加支援前线等任务。
当时，我与三个同志被分配去后方。身体弱、或带小孩在前方行动不便的女同志以及家属等，则负责保管物资，担负市、县武工队的给养供应。
1947年春节前后，张从周来检查工作，领导我们学习1947年元旦社论《新年献词》，我至今印象还非常深刻，他在分析形势时指出：“形势发展这么快，是出人意料的。在我们撤离通化市前夕，动员干部坚持游击战争时曾说过： ‘环境是很艰苦的，思想上要做长期斗争的准备，至少也要坚持3年’。但新开岭战斗，我军全歼敌人—个整师。这证明，我军力量发展很快。敌强我弱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不久我军将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这极大鼓舞了我们每个同志”。同时他又提出：虽然形势发展很快，为迎接战略的转变，我们要更积极地去努力工作，加速这一转变。他又强调，坚持打游击，还有一段艰苦生活，希望大家同舟共济，应以实际活动，迎接胜利的到来。张从周回前方不久，由于形势发展较快，前方需要人，调我回前方，这预示着要打仗了，果然我们返回通化六道沟区驻地后不久，就动员武工队要随大部队行动。一天，由六道沟区出发，当日抵热水河子区。当时．收复通化市的战斗正打着，在即将解放通化市时，张从周同志突然召开干部会议，告诉我们现在国民党军来了援兵，暂时放弃收复通化，要围城打援。我们由热水河子区出发，经水洞池（地名）到达光华区（原为荒沟区，因1946年小荒沟战斗中我军四纵队十师师长杜光华牺牲于此，为纪念杜光华同志，遂更名为光华区）。休整几天后，又从光华区夜行军到板杖子（地名），又夜行军去河县甘沟子（地名），在甘沟子住了两天。当时，在甘沟子没有驻军，只有宣传队，文工团以及侦察队等，与我们同驻该地。到第三天太阳落山时，紧急集合，宣布我们要转回板杖子，刚要出发，就见部队朝我们相反方向跑步前进。我们还没走出甘沟子街，就听到了先头部队接敌的枪声，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听到枪声后我们到达板杖子（地名），仅一天时间，国民党军的俘虏就下来了。见到敌人俘虏，我们一夜行军的疲劳全消了，兴奋得欢呼起来。我们得到的消息是：从接仗到全歼敌人前后不足8小时，共歼敌1万2千人，其中俘虏8千，毙敌4千；活捉敌副师长张孝堂。据说这个军是国民党十三军，是石党的部队，非常狂妄，出关以来没打过败仗，但在这一仗全军覆没。这就是驰名中外的“四保临江”战役中的一仗。当时国民党军王牌新六军二十二师，正驰援该敌，该敌被歼的消息传到他们军中，该部在通化县英额布区三棚甸子（地名）一带打了一顿榴弹炮，扭头就跑。我军三、四纵队在战斗结束后，立即追击二十二师，这支全部美械装备，号称蒋军嫡系五大主力之一的王牌部队，被我军追到海龙县山城镇一带歼灭一半，余敌逃散。
这次战斗结束后，武工队又去通化县英额布区三棚甸子一带活动．这次武工队有两个任务，—是支援“四保临江”战役，二是揭穿敌人的谣言。盘据在通化市内的国民党，为制造混乱，大肆宣传“通化市长张从周阵亡”的谣言。张从周同志为此就率武工队活动，揭穿了敌人的谣言，稳定了民心。
武工队转回通化县热水河子区不久，在朝鲜楚山郡后方的同志也奉命返回。这时，开始总结工作，整顿思想，准备收复通化．驻通化市之敌九十五军陈霖达，闻援军被歼，不战而逃。我军于1947年5月22甘收复了通化市。当日中午，我们进入市区，随后开始工作，收拾市、县政府的办公室。本来思想上做了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的准备，想不到从撤退到收复，前后仅七个月又二十二天。张从周对我们讲：“从这个速度看，用不到三年时间，就可以解放全中国了矗。话虽不多，但极大地鼓舞了干部的斗志，增强了必胜的信心。接着安东（丹东）、鞍山、辽阳等辽东地区相继解放。形势发展之快，令人兴奋鼓舞，同志们都在加倍的努力工作，迎接解放全中国的胜利。
三、工作中严肃、认真、细致、落实
张从周在工作中，从来都是严肃、认真、细致、落实。每次布置工作时，都是交待任务的同时还教给完成任务的方法，指出可能发生的问题与注意事项，这样就引导接受任务的干部，开动脑筋，深入细致地考虑与研究完成任务的条件，树立完成任务的信心。同干部接触谈话时，总是满面笑容、和蔼，接近张从周同志的干部都感到亲切、愉快。
张从周同志在工作中，也有发火的时候。他最讨厌的是干部在执行任务时作威作福，刚愎自用，严重脱离群众，违反纪律等现象。他在发怒时，经常说：“这是干什么？怎么搞的？乱弹琴。”从来没见过他讽刺挖苦，恶言恶语伤人的时候。记得1947年4月，在通化县热水河子区长季街，干部进行入城前的查斗志、查思想时，发现市、县政府财粮科工作人员藤某、热水河子区财粮助理王某，在征粮过程中，擅作主张，称王称霸，作风败坏，在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群众纷纷向政府上告。张从周同志立即做出决定撤销二人职务，检查错误，视悔过情况再作处理。1947年5月22日收复通化后，张从周同志的警卫员一时高兴，骑他的马在市区奔驰，不仅碰了人，还摔伤了自己．张从周对这种违纪现象，十分发怒，关了他一个星期的禁闭。张从周对工作人员的功过奖惩是非常分明的，也不因为是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犯了错误，就姑息迁就。
张从周的工作十分认真、细致．有些总结报告。甚至政府的一些重要文件，都由他亲自起草。在我回到前方后，张从周起草的总结报告、文件，多是由我复写与刻钢板、油印的。他对每次复写与油印出来的文件，都要亲自认真核查，标点符号错了，都要认真改正。上述撤销藤、王二人的文件中有“刚愎自用”一词，我写成“刚复自用”，张从周检查出来后指出“刚愎自用”是民语，是指为人固执、任性、独断专行的意思，而“刚复自用”既无此成语，也无法解释。
随张从周工作，我受益匪浅。他不但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领导人，又是一位良师，在他身边工作时间虽短，但他那循循善诱的工作方法、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使我永生难忘。回忆往事，犹如昨日，萦绕心际，难以忘怀。当我接到张从周过世的惊耗时，一时竟果住，不知所措。发唁电时，泪流不止，费了许多张电报纸，也写不出能够表达出我当时心情的词句来。邮电局负责报务的见我如此难过，便宽慰我：“别着急，我等你，这时的心情也是难以控制的。”这个同志一直等到我强忍悲痛，写成我自己满意的电文。电报发出后，他才下班。他这样同情我，使我很受感动。
四、生活作风艰苦朴素，对同志关怀备至
张从周同志的生活作风也很艰苦朴素，克己为人。我初见他时，办公室的陈设非常简单，一张办公桌，一张木板床，几张木凳，供开会用。旧军装冬夏如此，生活与同志们一样，从不特殊。
他对同志们关怀备至。我参加革命前，就已订婚，我的对象也同时参加了革命，在通化广播电台工作。我们参加革命后，家庭就一再催促我们完婚，但当时革命队伍有规定，我们也应严格遵守。当时规定是“二十七、八、团”（即男同志要二十七岁，八年党龄，团级干部），经过批准才可以结婚，我们一再动员父母，我们的婚期应该推迟。1946年”七—“前夕，市政府曾招待军、工、烈属，宴请时，我母亲同从周同志与孙振方同志（当时为财政科长）同桌。闲谈时，我母亲就把我俩的事向张从周同志与振方同志透露了。张从周同志不但积极支持，而且动员我们完婚。因为当时关于干部婚姻的规定，还有当地干部在参加革命前订婚的，不在上述规定限制之内。结果于1946年7月14日，家庭搞了一次较大型的宴请，招待当地的亲朋好友与我的同学。从周、纯光，振方等市政府领导同志，也参加了我的婚礼，并赠送了贺词。结婚时，为我做了—套新军装。经张从周同志批准，宴请的费用也由和平医院报销了。撤离通化时，张从周又批准将我爱人由通化人民广播电台，调来通化市政府。
在1946年lo月末，通化市政府撤离时，曾搞过一次优属活动。为关心军、工、烈属的生活，对其生活进行力所能及的安排，对我的家庭一次就拨给5千元安家费。
张从周对同志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在“四保临江”战役随军行动时，从通化县热水河子区经水洞沟去板杖子途中，过河时，河上的“滑流水”（即冬季冰冻面厚，春季冰未全化，冰上一层流水）水深及膝．棉裤被浸湿，凉得刺骨，我有些着凉。到板杖子吃饭后又要夜行军，去杨河县甘沟子途中，腹部剧烈疼痛起来，因为已接近战场，不能把一个人留在那里，平井医生为我用药后，也难以跟上行军。张从周同志就把他的马，非让给我骑不可。因为张从周身体也不好，他患有慢性痢疾，还时常发作，我不肯骑，他就硬让警卫员把我扶上马去．一路上我迷迷糊糊了一夜，到甘沟子时，病情就缓解了．至今回忆起来，使人心里仍然暖融融的，令人肃然起敬。他严肃、认真、亲切、祥和的长者、学者之风貌，至今使人难以忘怀。
五、善于团结、改造、教育知识分子
张从周同志衣着朴素、语言通俗易懂，一接触就给人一种学者之风的感觉。知识分子也愿意接近他。如通化市的两名医生芮辅民、郭仲元，他都很熟，经常接近。当时私人开业医生芮辅民，由我推荐，经过了解，张从周同志批准聘请他为通化市和平医院副院长（张从周同志兼任院长）。郭仲元做了通化市私人开业医院同济医院的医生。张从周同志贯彻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在同他们的交往中，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使他们从不懂共产党、八路军到有了认识转变。通化市市政府撤离时，芮辅民虽因家庭关系，不能随政府撤离，但张从周同志向他布置了许多工作，他都完成得很好。
当时，我们很缺少医护人员，经张从周同志批准，和平医院就请了土田、平井、藤田三位日本医生与几名年轻的女护士．1946年7月份，我去天津港遣返日本俘虏及其家属时，这些医生与护士经过动员，都愿意留下来，为我们工作，对这些人的团结、改造、教育工作也做得很细致，他们都积极认真地努力工作，在政府撤离通化市坚持游击战争时，也都表现得很好。在建国后，批准他们回国的请求时，同志们都依依惜别，合影留念。
我同张从周从初次见面，到他调离通化，仅一年半的时间。时间虽短，但使我由一名对革命带有朴素感情的知识分子，锻炼成一名共产党员，而且成为能独立执行任务的市、县政府的中层干部，是与张从周同志的辛勤教诲与培养分不开的，使我铭刻终生。也为我后来更坚实地成长，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但遗憾的是，我同张从周同志的交往，只是一个一般干部与首长之间的请示、汇报以及业余时间谈心等。对他的高层的活动，如地委、市、县以及他与军队交往等活动，与上级党、政领导的活动与联系了解甚少。又如决策、策略以及全面指挥才能等方面，我是无法涉及的，因此很难反映他政治、思想、工作、作风、政策水平等的全部风貌。我仅能从我与之接触的这段时间，从一个侧面，以片断的感受来纪念他。谨以此表达对张从周同志的深切怀念之情。
（作者是原辽宁省委党校教育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