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张叔叔突然病逝的消息，是那么令人震动和悲痛。他那慈祥的面容，高大的身影，崇高的品格，至今时时浮现在眼前，令人永远感到温暖，永远无限怀念。
我和张叔叔最初相处，是在“四人帮”横行，张叔叔正身处逆境的时期，作为科学院的一个重要领导干部，那时他正是造反派的迫害对象．张叔叔本人或是朱姨和孩子们，会有怎样的处境和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即使在如此困难的境地，张叔叔时时关心和爱护的仍然都是别人。
那时，我和张叔叔家都住在安定门内同一个院子里，是刚刚搬到一起不久的邻居。当时，我结婚不久，爱人便分配到陕西工作，我一个人带着一个不满一岁的孩子生活。因当时我正在参加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工作非常紧张。对此，尽管我从没主动麻烦张叔叔他们，但张叔叔下班后一看到我又抱孩子又做饭，便时时过来帮我的忙，夜里孩子的哭声，更令张叔叔和宋姨异常心疼。为此张叔叔冒着许多风险和困难，终于帮我将爱人调回了北京，解决了我生活和工作中的最大难题。那时，我只是个普通技术人员，既不是造反派，也不是保守派，经济上又相当困难。张叔叔之所以这样帮助我，完全是出于他对别人的真诚关心和慈爱，是他那世间最难能可贵的一片真情。“四人帮”打倒后，张叔叔重新出任科学院的重要领导，工作非常繁忙，也搬了家，我们和张叔叔平时接触的机会少了，但我们仍能从偶尔的接触中，感受到他那真挚的关心和爱护。80年代初期由于工作上取得一定成绩，我先后去美国和西德访问和工作。张叔叔每次听说后都非常的高兴，并且多方面给予帮助和支持。但即使到这时，他也从不让我们给他任何报答。1983年，我从西德回来时，想从西德给他带点药品回来，他坚决不肯。过春节时，我们去拜年，有时带点水果、点心，他也再三叮嘱，不让我们花钱，而且非留我们在他家吃饭不可。最使我们心痛的是，就在他1988年病倒在北大医院时，他仍然叮嘱我们，去看他时，一定不要再带东西。他那恳切的话语，至今深深印在我们的心中，一想到那竟是我们看到张叔叔的最后一面，心里真是说不出的悲痛。
张叔叔在那艰苦的战争年代，为革命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四人帮”时代又那么忍辱负重。但张叔叔从不居功自傲，也从不怨天尤人．他工作总是那么刻苦忘我，生活中又是那么谦逊朴实。即使自己身处危境，关心和爱护的也全是别人。他那至为崇高的品格，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永远是鞭策我们前进的力量。
最尊敬的张叔叔，我们永远无限的感激和怀念您。
（作者是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