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从周同志离开我们已经5年了。当我得知张从周同志逝世的消息，心中非常悲痛！他的逝世使我党失去一位优秀党员，我个人也失去一位良师尊长。全国解放后，由于工作需要，我们分散在江南海北，音信杳无。“文革”后我得知张从周同志在北京工作，虽然通了几次信，但总想去北京看望老部长，当面谈。谁料意愿尚未实现，他便瞌然长逝，给我留下终生遗憾。
1940年初，张从周同志由胶东区党委调任北海地委社会部部长。当时我任文书、录士（审讯案件做记录）。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张部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1945年张从周同志在胶东公安局工作，我在胶东军区司令部任参谋，每次区党委召开党员干部大会或听报告，我总要找到张部长聊几句。未了，他总忘不了加上几句：“要好好学习，要执行党的政策，要很好的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一这些话，几十年来，我始终作为恪守的信条。
张从周同志在社会部，我们都把他视为长辈。他也的确称得上是我们的长辈。当时，在社会部工作的同志，除张从周同志外，年龄最大的也只20岁出头， 我才16岁。我们一直认为张从周同志忠厚老诚、风度文雅、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在处理案件时，总是做出全面的、细致的分析，并循循善诱，帮助我们提高工作能力。他虚心好学，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比较精通，在对敌斗争中发挥巨大的威力。他坚决地执行党的政策，特别是在对反革命分子处理上，将“从严”与“宽大”的政策运用得令人心服口服。同志们犯了错误，他既严肃的批评，又耐心疏导教育，情理感人。抗日战争初期，敌人的力量是强大的，日、伪、顽互相勾结，残酷的镇压屠杀共产党人。除军事上进攻外，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总体进攻也全面展开。政治上除在敌占区直接建立反动的政权外，还在抗日根据地收买一些立场不坚定的干部，在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础上，建立反动政权。表面为抗日服务，实际上在进行破坏抗日的活动。
1939年，蓬莱县有一个区发生了一系列的怪事。八路军抗日游击部队住到这个区内征不到粮食——区政府不批粮；县委和地委干部到该区后不断失踪，抗日家属时常遭杀害。张从周同志到任后不久派侦察科长石宏同志，带着几名政治侦察员去该区。石宏同志以地委巡视员的身份与区委有关人员接触，政治侦察员以小商贩等身份为掩护，负责保护石宏同志。3天内未发现任何蛛丝马迹。第4天夜间，敌人认为石宏同志一定会麻痹，就派“杀手”暗杀。由于早有戒备，两名杀手被政治侦察员捕获，带到临近地区审讯。石宏同志天明后照常到区委工作，稳住敌人。敌人也觉得奇怪，一是石宏同志若无其事，神态自若；二是杀手没有汇报。敌人分析：可能是“杀手”因故没去，认为不出一周暗杀石宏同志的计划一定会得逞。
敌人暗杀石宏同志一案，张从周同志亲自审讯，一昼夜连续提审十几次。张从周同志用近百年来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民族危亡只在旦夕等事实，展开政治攻心教育，使雇工出身的两名杀手痛哭流涕！诉说了其中原委。原来，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参加了区中队。区干部把地、县派到该区的干部说成“日、伪特务“。利用他们的民族仇恨，实施其阴谋。在张从周同志教育开导下，这两个杀手带领社会部政治保卫队于第6日深夜将以区委书记徐××为首的30多名反革命分子全部逮捕，并搜查出各种罪证。
1940年初还有件案子。地委组织部接到蓬莱县委的报告“有一位才华出众的知识青年王××被任命为县教育科副科长”，地委组织部拟调王某到地委青年部工作，并因此对其进行考查。组织部长丛烈光同志与张从周同志根据考查的情况，提出了许多疑点：他11岁离开家乡，在大连做学徒，5年时间怎么会成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知识青年？有爱国意识完全可以相信，但他怎么会学到军事知识，对张古峰、诺门坎军事事件的战场情景说得有声有色？他头头是道地提出进行全民国防教育和军事训练，这又是从哪里学来的？两位部长决定由社会部组织审查。张从周同志将这些疑点摆出后，王某非常惊恐，一会儿说是听来的，一会儿说是从报纸上看到的。从周同志据此决定将他软禁起来，并进行审讯。他更紧张了，看守员吓唬了他一下，“给他坐坐老虎凳！”王某便哆嗦起来，口吃了，竟喊出日语“饶命”，露出真相，原来他是一名日本籍华人。张从周同志多次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之事实，对其进行教育，唤起他的良知，又讲了甲午战争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汉奸带领日本海军攻占威海刘公岛，要请赏。结果被日军装进麻袋里丢到大海去“发财”了。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教育，他彻底交代了其历史和潜入的使命，并写出近百余页（32开纸张）的特务训练的材料。原来他12岁那年因不愿干农活，挨了父亲的打，一气之下独自跑去大连，为一家日本人看小孩做杂活，后被收为“义子”。13岁随“义父”到日本，加入日本国籍，受到中等教育和军事、特务训练，当过炮兵，参与了张古峰、诺门坎战斗。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被调遣到烟台日本特务机关，派到蓬莱县任日伪组织新民会分会长。主要任务是借助家乡人际关系，单线潜入我艾（山）崮（山）山区根据地领导机关，窃取情报，配合日寇大扫荡。妄图以此彻底摧毁艾、崮山区根据地和地委、军分区领导机关。指挥联络方法是：日寇扫荡时，在山间道路和叉口左边摆木棒和石头，标明我领导和部队转移的去向，在村头树上拴上白布，指示飞机轰炸目标。大扫荡结束后即返回。
根据他的交代，1942年“六•一”大扫荡，将其联络信号为我所用，即按我部队转移的不同方向设置标记，使敌人连连扑空。日寇小林联队（相当一个团）由蚕山返回栖霞县城，途经“雷山”遭我胶东主力部队十五团和社会部政治保卫等部队三面伏击，日寇伤亡七、八十人。大扫荡结束后，证明王某交代的问题和提供的情况完全可靠，为了体现党的政策，对他解除软禁。他感谢共产党的教育和挽救，要求真正参加革命队伍。随后，改名为“王复明”（意思恢复光明），送抗日军政大学胶东三校学习，1941年他留校任炮兵教育干事，成为一名革命干部。
1940年秋后，由于东栖县公安局长段某，不能很好的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打击面过宽，冤枉了好人，脱离了人民群众，制造了恐怖气氛。地委决定将其调回交由社会部处理。段某被禁闭后认为错误严重甚至犯罪，要杀头了。把毛呢大褂撕了，吵闹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张从周同志作为上级领导者，对其进行严肃的批评，耐心地疏导。指出：“一个老党员，对共产主义忠心耿耿，对阶级敌人仇恨是可以理解的。但要根据革命需要，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策略。要争取大多数人参加革命、同情革命。以完成革命任务，决不能孤立自己，树敌过多。因此对敌人要分化瓦解；对中间分子要团结，基本群众在敌人逼迫下干了一点坏事，不能严责，只能教育。这样，才能争取我民族抗战，并取得抗战胜利”。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教育和多次谈心，段某痛哭流涕，进行了深刻检查，决心改正错误，坚决执行党的政策，为党为人民好好工作。
在抗战初期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敌我斗争极为残酷。有入主张对反革命应多杀一些，以壮革命之威，灭敌之气焰。张从周同志认为：“多杀人，不仅杀不绝，反会使敌人顽抗到底，使协从者不敢投降。从而产生反作用。特别是中国劳苦大众，长期受压迫，缺少文化，觉悟低，大多数被反动阶级欺骗。因此，必须以教育为本。我们革命队伍的发展壮大，要靠路线政策的正确，靠宣传教育发动群众”。据此，他坚决主张在对敌斗争中，除军事斗争要坚决消灭敌人外（当然还要优待俘虏），在政治斗争中还要靠政策之威力，迫使敌人屈服，争取大多数受蒙蔽的群众。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孤立顽固不化之敌，并最后消灭之。
两年来．对七、八个案件的审讯处理，充分说明张从周同志正确执行了党的政策和策略，也使我们受益非浅。
张从周同志永垂不朽!
（作者是原江苏省邮电管理局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