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秋．我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地质所水文工程地质研究室工作。那正是火红的、干劲冲天的年代，科技人员几乎日日夜夜工作在实验室里搞技术革新。为了做不同含水量的土的剪切实验，我们需要可调控的恒温调湿柜。可是，那时候连我们的办公室都是暂借在北京沙滩著名的北大红楼地下室里．哪里有条件奢谈那些高级设备？于是大家想了个“土”办法，去买几只酱油厂用的大缸。把土样放在缸里，周围塞上稻草和谷壳，封好盖，插上温度计、湿度计，用冷、热水来调温控湿。一天晚上，我和几位刚从部队转业的小伙子们一起向地下室抬大缸，那口径约l米左右，齐胸高的大缸一个足有百斤重！我正觉得挺不住了，忽听后边一个山东口音的大嗓门：“你这个女孩闪开，我来！一于是一双大手抬起了我肩上的扁担。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张从周同志。那时，他是我们地质所的党委书记兼副所长。两年后，我被调做张从周所长的秘书，一起到了力学所，有机会紧随其后，直接接受他的领导，亲聆他的谆谆教诲，在人生起步的时刻，能够得遇良师，使我受益匪浅。
1960年，苏联撕毁科技合作协议，党中央高瞻远瞩，在国家面临严重经济困难的时刻，以极大的胆略与气魄决策组织自己的卫星、火箭、原子弹科研事业。中国科学院以力学研究所钱学森为首，汇聚着一批刚刚从海外归来的爱国学者，他们带来了国际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加上源源不断补入的一大批50年代末与60年代初期毕业的大学生，要让中国的卫星上天．中国科学院顺理成章地充当了先行。张从周所长第一个被院党组郑重选拔调往力学所，立即集中力量，组织尖端科研攻关。
力学所大楼那时刚建成不久，楼前还残留着凹凸不平的瓦砾堆，暖气不通，北京的11月底，寒风瑟瑟，从不同单位集中起来的人们还尚未就位，人们吃不饱肚子，有些人浮肿着。张从周所长日夜工作在研究所，他抓的第一件事就是以极大的热情与真诚向全所职工传达中央关于科学技术工作管理的“十四条一和“七十二条”。经过“反右”、“反右倾”……等一系列残酷的运动，当广大科技人员听到陈毅和周总理关于“三不”的讲活，即国家尊重、爱护、重视知识分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戴帽子时，都感到是一种精神的莫大解放，似一股暖流吹进了寒冷的力学所大楼，人们欢喜着，希望着，认为一切困难都是能克服的。
张从周和钱学森所长一起召开全所大会，部署了为火箭上天的基本理论和火箭设计技术路线的前期论证工作以及更长远的探索性研究任务。他们把全所的科研力量接任务带学科的原则，安排在5个方向上，如为火箭总体设计而准备的加筋圆柱壳等固体力学强度理论的研究；为火箭发动机系统而进行的液体或固体燃料点火、燃烧与气动力特性研究；为飞行器回地而进行的烧蚀试验研究与气动力学计算；为火箭飞行轨道控制方面的力学计算与试验研究以及核爆炸效应与量测、控制等方面的爆炸力学研究等。还部署了磁流体力学、稀薄气体动力学、激波管、冲压式发动机等带有探索性的工作，也兼顾了部分民用动力方向的课题如叶轮机械、柴油机燃油掺水试验研究等。这些科研方向虽然在后来的岁月中几经周折，但是，从30多年后的今天来看，力学所多年来所取得的重要的科研成果和今日雄厚的科学实力储备，仍然是由当时所规划的方向所奠定的。自1961年至1963年上半年，张从周与钱学森、郭永怀所长一起，为力学所在科研工作上贯彻“三定”、“五定”，即定方向、定任务，定人员、定设备、定制度，费尽了心血。他们对全所每个高级研究人员和青年骨干几乎都一一做了细致的调查，为发挥他们的特长和才能，结合当前和长远的学科发展为每个人作了细致的安排，张从周所长常常是与人谈话直至深夜，忘了吃饭、忘了回家。由于他的努力，力学所在那时争得了几年人心安定，学术气氛最好的宝贵时光。
张从周所长十分尊重钱学森、郭永怀和吴仲华这些著名的学者和专家，他总是说：“卫星上天要靠科学家，我做为党委书记，—是要正确贯彻党的政策；二是要为他们做好后勤，要让科学家无后顾之忧地为国家做贡献。”每个星期六是他与钱学森所长商议工作交谈情况的时间，他总是认真地听着钱所长的每项意见和要求，并要我在旁仔细记录，整理成条款交给他，由他亲自落实，之后，他又常常督促我定期向下边询问执行情况向他汇报。无论工作多么忙，会议多么频繁，每周他都坚持用二到三天的时间与几位所长一起亲自组织各研究室的学术讨论会，会上由室主任或课题组长汇报工作，共同探讨问题，自由交谈学术思想，并当场落实拍板所需的各种人财物条件。老一些的科研人员至今还怀念着当时那种严肃而又民主，学习气氛浓厚而叉干脆利落的会战年代。
张从周所长能和知识分子打成一片，首先是因为他尊重知识，热爱科学，并努力学习。他告诉我，他只有初中程度，战争不允许他继续念书。他说：“现在我的任务是组织科学工作，不懂科学怎么能做好？”在地质所，他抽出一切时间学习《普通地质学》、《岩石学》等课程，请构造专家张文佑给他讲大地构造。到了力学所，他首先要我去为他找一本钱学森写的《星际航行概论讲义》（那时，正式的书还未出版）。在百忙中，他还抽空去听大课，亲自到怀柔火箭试车台基地为钱学森所长主持固体火箭的讲课，他一边听一边记，就象学生一样认真。他曾开过一个长长的单子给我，上列着“烧蚀”、“湍流“、“疲劳”“蠕变”、“转捩”、“蜂窝结构”……等等许多专业名词，要我一有空就给他讲一条，他说：“不学习，就无法与科技人员有共同语言。”这一来，也逼得我每晚开夜车念书、查资料。
张所长十分注重调查研究，情况不弄清他绝不下结论；一旦清楚了，他是十分果断的。多年“左”的路线的影响，过份贬低了某些专家的作用。有位课题负责人，一直受到非议，有人说他不称职。张所长把所办公室的秘书们组织起来，深入到研究室和工厂，多方了解这个专家的过去、现在，特长、性格，他亲自阅读他的论文报告和资料，当确认他除了脾气孤僻不能适应“大跃进”时期的某些浮夸做法外，确有真才实学之后，他力排众议，任命这位专家为怀柔基地火箭总体设计组负责人之一。这位专家带领着一批年青人，在板壳的力学研究工作中做出了很好的成绩。“知人善任一是力学所许多老科学家对张从周所长的评价。张从周所长爱护青年，爱才如命。无论是在地质所、地球化学所，还是在力学所，今天还在岗位上挑大梁的许多骨干力量都是当年由他点名提拔，委以重任而成长起来的。1962年初，由于工作的疲劳和低劣的生活条件，他得了急性肝炎，又转为慢性，但一直坚持工作不肯住院，当时处级以上的干部可以被照顾多分一些黄豆和小球藻之类的食品，当他听说有一位青年课题组长患营养不良而浮肿时，硬逼着我把黄豆送到这位青年家中。
张从周所长对我的帮助是难忘的。常常是，当我向他交上起草好的文件或报告时，他就一字一句的为我修改，有时改得满篇红，使我非常难堪。他耐心地给我讲：“老子说‘一字值千金’。我们的报告是上对领导，下对群众，字字要负责。多一个字不行，少—个字也不行，要真实、准确，言之有物，你抱着这样的态度去写，什么都能写好。”从此，我确实有了长进。我跟随张从周所长只有两年多的时间，虽然短暂，却使我终生难忘。我从他的身上，学习着如何做人，如何做事，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干部的光辉形象。
（作者是中国力学学会副秘书长， 《力学学报》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