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从周同志于1954年在东北行政区撤销后，调任中央公安部六局副局长。我当时在局办公室任干事，做机要工作，并因此经常接触他。当时张局长给我的印象是干起工作认真负责，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白天千不完的工作，晚上就加班到深夜。他对同志平易近人，遇事常和同志们商量，因而使我们下级敢于放开胆子干，也都愿意接近他。记得当时局办公室有一位从华东公安局调来的科长，他在华东时曾给领导当过秘书，接触过的人和事比较多，工作上有一定的经验，但因此目空一切，对下级压制，对办公室领导又采取“顶”、“抗”，弄得上下级关系十分紧张。从周同志知道后找他谈话，这位科长首先说了很多话恭维张局长，随即又针对部分同志说了不少坏话，从周同志对他这种错误做法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但该同志当时不仅拒不认错，反而指责从周同志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致使谈话不了了之。为了帮助这位同志改正错误，从周同志以后在党的民主生活会上，当着大家的面，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一一指出这个同志存在的问题，说得这位同志心服口服，并进行了检讨。
在那“左”比右好的年代里，使我最难忘的是，从周同志不随波逐流，能坚持原则，他在随时都有可能被扣上“右倾”帽子的情况下，正确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以下几件事使我记忆犹新。
1958年夏，也就是反右派斗争刚结束不久，我给当时已调任中科院地质研究所党委书记的从周同志打电话，说明我的侄子高中毕业，成绩甚佳，但因其父在日伪时当过徐州市卫生科长而没考上大学，他很苦恼j听说中科院各所正在招收一批科研辅助人员，如果不太为难的话，最好帮我安排他一下。从周同志当即表示：我了解你那侄子，他是跟你长大的，没跟其父—起生活，你不要背包袱，叫他到地质所来工作。侄子很受感动，以后在地质所三室工作，表现不错。在当时的情况下能正确执行“有成份而不唯成份论”是要担风险的，但从周同志却毫无顾虑。
1959年春，我在中央公安学院毕业后要求到地质所保卫处工作。有两件事是从周同志亲自布置我去作的，一件是地质所有位副研究员，在北京建国门附近有栋私房，并且出租了其中一间。1960年夏，这位副研究员想开辟一间书房，需要收回出租的那间屋子，但房客不仅不退房还要房主人再给他让另一间，当时街道上也支持房客，弄得这位副研究员终日愁眉不展，很是恼火。从周同志了解这—情况后，派我去进一步了解，并说如情况属实尽可能让有关部门帮助解决。我通过当地派出所和街道干部了解到情况属实后，根据从周的意见向他们说明这位知识分子是以出租房屋为生活来源，而且在其出国深造期间，家中确实空出一间才租给他人。这和—般城市以收租为主的房主不同，又说明他回国后担负着国家重要课题的研究工作，因此需要一间书房，而不是故意难为房客。请他们帮助做做房客的工作。我又到房客单位联系，让他们尽早安排房客的住房问题。这事由于组织出面，很快得到解决。这位副研究员对党关心知识分子的具体困难很是感激。只可惜他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另—件是地质所有—位从美国回来的爱国科学家，其夫人因不习惯国内的生活方式去了香港。这位科学家带着一个读中学的儿子住在中关村，每天跑到北郊上班，很为难。父子俩均希望在港的亲人早点回来，而在港的亲人又时时督促父子俩尽快去港，这样拖了几年。孩子高中毕业了，很想选个理想的大学。但当时直系亲属在港者是不易被大学录取的。更不要想是名牌大学了。从周同志为此很是担忧。便派我到有关部门联系，争取作为特殊情况给予特殊解决，否则这位科学家就留不住了。我按照他的意图到教育部有关司处，介绍这位科学家的儿子在中学如何的品学兼优，又介绍科学家本人热爱新中国的种种具体表现，担任的科研项目又是如何重要等等。这些单位的同志听后深表同情，只是因为政策规定爱莫能助。但仍介绍我到北京地质学院去联系，北地很愿意接受。我满以为此项任务算是完成了。可是当这个孩子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因为不是他理想的学校而去了香港，科学家本人也去港探亲不返。从周同志一直为此而遗憾，我负责进行联系的任务实际上并没有完成。
这几件事情在当时“左”比右更革命的年代里，从周同志都以超乎寻常的胆识，正确理解并执行了真正的毛主席路线。这虽然只是他工作中几件最平常最普通的点滴小事，但给我的印象却至今难忘。尤其是后两件，说明他时刻关心知识分子的疾苦，为了更好地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为他们排忧解难，以他的实际行动体现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作者曾任四川省公安厅老干部处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