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绥根据地地处山区，土地瘠薄，十年九旱，再加上阎锡山长期统治，对人民实行残酷的压榨，生产凋敝，人民生活十分困苦。一二〇师回到晋西北不久，敌人便跟踪而来。一九四○年夏季，两万多日伪军，分进合击，对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妄图趁一二○师在晋绥立足未稳，一举消灭我军主力，摧毁根据地。一二○师在贺龙与关向应的领导下，坚决展开反“扫荡”，参加了“百团大战”，沉重打击敌人。同时，也遭到敌人的疯狂反扑，根据地遭受严重困难。关向应根据实际情况，号召根据地军民开展生产自救，解决穿衣吃饭，加强经济建设。关向应还重视文化建设，关心文艺工作者。他为建设晋绥根据地呕心沥血，在晋西北大地洒下了艰辛的汗水。
以游击战为主反“扫荡”
一二○师主力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以分散的游击战为主，展开反“扫荡”斗争。从六月起，经过一个多月的浴血奋战，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初步稳定了根据地的局势。十一月，成立晋西北军区(一九四二年九月，改为晋绥军区)，贺龙担任司令员，关向应担任政委，统一领导根据地的军事斗争。
反“扫荡”战斗刚刚结束，一二〇师又参加了华北八路军发起的“百团大战”。为了挽救时局，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活动，粉碎敌人对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一九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参谋长左权，签发并上报中央军委，同时下达一二〇师、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的《战役预备条令》。从八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五日，八路军以一百零五个团，约四十万人的兵力，对华北敌人进行大规模的进攻和反“扫荡”作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百团大战”。在大破袭战的第一阶段，一二○师担任破击大同到阳泉同蒲路一线以及汾离公路全线，阻击敌人向正太路增援。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同时，敌人对华北实行“更大规模的报复作战”，对根据地进行更加残酷的“扫荡”。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日寇对晋绥根据地“扫荡”三十余次，历时四百余天。
由于敌人的掠夺和破坏，使得本就穷苦的晋西北更加穷困。人民缺衣少食，部队也时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根据地的经济几乎濒临绝境。在这种极端严重的局面下，关向应坚持正确的政治领导，协同贺龙、林枫同志，团结全体指战员，开展生产自救运动。一九四○年上半年，他协助林枫，在全根据地进行大动员，解决迫切需要解决的粮食、财政、人力、军鞋四大问题。当时，由于一些干部缺乏经验，在工作中表现了急躁情绪，出现了强迫命令和违反政策的现象。关向应发现后，立即加以纠正。他要求各级党政机关把加强对敌斗争，实行减租减息，有计划地进行财经建设，改善人民生活作为主要任务。这时，关向应已发现自己患了肺病，经常发低烧，时常感到疲倦。但是，在战争频繁、生活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根本谈不上治疗和休养。他不顾自己身体有病和生活艰苦，仍然把全部心血花在部队和根据地的建设上。
重视文化建设
关向应还十分关心晋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和文艺工作，深受根据地文艺工作者的尊敬和爱戴。
一九四○年五月四日，兴县召开晋西北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关向应向全体到会人员作了《敌后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问题》的长篇报告，精辟地阐述了在抗日敌后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问题，对于开展这个地区的文化工作，给予非常重要的启示。
为了发展根据地的戏剧运动，关向应指示战斗剧社和七月剧社联合召开一次戏剧座谈会。不久，座谈会在临县庙坪召开，部队和地方上的许多文艺工作者参加了这次会议。大家就如何开展根据地的戏剧运动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发生了关于新旧形式问题的争论。双方的意见都有不够全面的地方，各自坚持自己的意见。关向应亲自参加会议，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他在会上发言，坦率地讲了自己的看法，从理论上和具体工作上解决了大家争论的问题。
关向应也很关心根据地的宣传教育工作。一九四○年九月，在关向应的关怀下，晋西北办起了印刷厂，创办了晋绥根据地第一份铅印报纸《抗战日报》。关向应为该报创刊题词：团结人民，巩固统一战线。
解决穿衣吃饭
一九四〇年十月，晋西北召开第二届行政会议。会议闭幕那天，关向应到会讲话，勉励到会同志，回到各自的地区后，在经济上首先要解决群众的吃饭和穿衣问题，在政治上要执行好统一战线政策。他教导大家，回去以后，一定要深入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工作要讲求实际，要特别注意做好统计工作。
关向应十分关心晋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一九四一年三月，晋西北行署召开财政经济会议。关向应在开幕时到会讲话，他总结了晋西北一年来的财政工作，对今后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他提出，要想搞好经济建设，必须大胆地吸收各类技术人才，尽量发挥知识分子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他还要求各级从事财经工作的人员，要努力巩固本地区的金融。最后，他强调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下层，要研究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来。
关心战斗剧社的成长
关向应对一二〇师政治部的战斗剧社也非常关心。战斗剧社是红二方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组织起来的一支文艺宣传队伍，曾经跟随红军转战大江南北，经过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又随一二○师转战晋西北敌后，一九四○年归晋绥军区领导。这期间，关向应经常到剧社来，询问创作的同志在写什么?怎样写?指示剧社的同志，在创作上要坚持创作与现实斗争相结合的原则。这时，剧社的同志以水灾和对敌斗争为题材，写出了《水灾》和《丰收》两个剧本，送关向应审阅。他热情地肯定剧本创作的成功，并恳切地指出《文艺必须反映现实，必须以群众为主人翁。每当一个新剧演出，他都亲自到后台，同演员们研究问题，甚至对某人的一句台词，一个动作，他都提出意见，细心地说明自己的见解，意见中肯，使文艺工作者乐意接受。一九四二年，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后，关向应和贺龙决定调战斗剧社到延安集中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党的文艺政策。
“丢包袱”把那些“学生仔”的旧习气彻底清除掉
关向应还十分关怀文艺工作者，亲自过问他们的工作到生活。一些在鲁迅艺术学院工作与学习的文艺工作者，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来到晋西北抗日前线，以后又随一二〇师主力挺进冀中。关向应对这些同志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他时常鼓励他们，要深入前线，欢迎他们长期留在部队工作。常对他们说：“战争，你们是应该去看看啊!战争是什么?战争是明明知道那里是死，然而却要向那里冲去。”这批文艺工作者在前方工作一段时间后，有一部分同志提出回延安的要求，理由是，写作品要经过时间的沉淀，不能在前方写。有人对这些同志提出批评，说回延安就等于怕艰苦。双方发生了争论。关向应正确地解决了这场争论。他表示：“愿意留在前方的同志，欢迎!实在不愿意留下的，就回延安。”他是在等待抱有错误认识的同志，经过事实的教育，由他们自己来认识错误，而不是强制他们一律留下来。
一九四一年九月，中国共产党晋西北高级干部会议召开。会议代表根据全体人民的愿望，发出对贺龙、续范亭、关向应及全体将士的慰问信，信中高度赞扬他们为建设根据地立下的不朽功绩。信中说：“你们对于晋西北的功绩永不磨灭!你们过着异常艰苦的生活，但是你们并没有因为生活困难而松懈了对敌人的斗争和自身的训练，而且你们更以同样英勇的姿态投身于根据地的生产建设。晋西北洒下了你们的血汗，晋西北将在你们的血汗培养下而日益壮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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