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2月4日，从周同我们永别了！他走得太早，又太匆忙。
五年多来，每逢这个日子，我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我真不知道这几年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我常常是月下恍听九泉语，床头禅化两泪流。几十年的往事，历历在目。从周那魁伟健壮的体魄，那双敏锐深邃、炯炯有神而又似乎从不知疲倦的眼睛，他的音容笑貌，时刻都在伴随着我。他对工作一贯勤恳踏实，重视深入调查研究，执着追求，勇于开拓；对学习孜孜不倦，刻苦钻研；他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忠于党的事业，在任何逆境中毫不动摇的高尚品德。这一切的一切，都深深地印刻在我的心头。
张从周同志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县一个贫农家庭。早在学生时期，就积极追求真理，接受共产党的教育和领导。1931年投身革命行列；193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学运工作，从此开始了他光辉的革命生涯。
我和从周是1940年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年代相识又相爱。1942年5月1日结为恩爱夫妻，互敬互爱，相互携扶，心心相印地渡过了四十六个春秋。他所走过的光辉革命历程和他的崇高情操，使我永世难以忘怀。
善断多谋机智勇敢战顽敌
1940年至1942年，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形势十分险恶、艰苦。日、伪、顽相互勾结，对我根据地实行“蚕食”、封锁。那时，我们北海地委机关能通行无阻所在的根据地艾崮山一一锯齿牙山，东西南北直径不过80华里。敌人频繁出动，对我们进行袭击，我党政机关几乎每天晚上都要移防，有时一夜要换几个山头。几百人的队伍拉开行军距离，从头到尾也够长的了，况且还有特殊任务——要押解犯人转移，任务之艰巨是不言而喻的。当时，任北海地委社会部长和专署公安局长的从周同志，每次行军都是从头到尾来回奔跑， 照应整个队伍。
1942年秋，敌人连续对我们进行了几次残酷“扫荡”。有一天拂晓，我们连夜行军住进蓬莱县黑村，并和军区某部取得了联系。可是，派出去的侦察员没有按规定时间回来，估计可能发生了意外。机智善断的从周当机立断地决定：一面再派侦察员出去侦察，一面让机关人员立即紧急集合待命。侦察员刚出村，发现有一股敌人正在包围黑村，一看来不及回村报告，便鸣枪通报。霎时间，枪声炮声响成一片。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从周同志勇敢地带领特务营，和于营长共同指挥部队掩护地委机关和社会部的同志们冲出村子，然后派两个排掩护机关转移。他带领特务营继续抗击敌人，直至上午10点多钟，终于将敌人打退。这一仗，除了两名侦察员光荣牺牲外，机关无一损失，安全转移到新驻地。当时任胶东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同志见到从周时，赞许地说：“张从周，看起来你是个书生，看不出来你还是一个将才。”
这次突围时，我正怀孕4个多月，冲出包围，跑了五六里路，两条腿再也抬不起来，一步也迈不动了。为了不影响机关转移和避免我流产，社会部侦察科长衣吉民派两名战士扶着我，送到老百姓家中掩护起来。当天晚上，老百姓用小毛驴把我送到机关驻地，从周见我那副狼狈样子，深怀歉意地说：“很对不起你。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不能单独照顾你呀！一听了他这句话，我心里顿时热乎乎的，这正说明他对我的关心。在那生死攸关的时刻，他岂能置几百人的安危于不顾而来照顾我一个人呢？我完全理解他。
1942年冬，日寇对我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所谓“拉网大扫荡”。敌人的战术十分毒辣狡诈，他们从北海岸到南海岸撒开大网，夜里，点起一堆堆篝火，一眼望去，从南到北好象一条大火龙；白天，由西向东步步进袭，企图一直拉到东海边，把我们一网打尽。如何对付敌人这种狡诈的战术？这不仅需要勇气，而且需要智慧，只有大智大勇才能制敌取胜。从周拟定了逆行破敌的战术，他带领部分干部和特务营两个班以及在押的几个重要犯人，从福山县张格庄向西冲过火网，直插蓬莱县金果山区施家庄村，全体人员安然无恙，取得全胜。到达目的地后，大家都已疲惫不堪，从周自己两脚都磨起了好多紫血泡，而他不顾自己的劳累，亲自找村干部派饭、烧水，让大家吃上一顿热饭，用热水洗脚，好快点恢复疲劳，准备执行新的任务。1946年10月，国民党对我东北根据地进行重点进攻。我们奉命暂时撤出通化市，兵分东西两路，在郊区农村继续坚持斗争。西路由市长张从周和公安局长张矗、市委宣传部长赵超三人组成一个领导集体，带领市委、市政府机关和各区干部及公安干警，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半年中，进行了大大小小的战斗数十次，屡屡告捷。有几次，由于对敌人动向掌握及时、判断正确，每每在敌人袭来之前适时率队转移到安全地区，使敌人扑了空。有一天，从周和部分干部在西江甸子村正在召开会议，突然被敌人包围。他率领战士，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沉着应战，顽强抵抗，战斗十分激烈。正在危急的时刻，我一支主力部队赶来增援，他们旋即转守为攻，配合主力部队内外夹击，全歼了这股敌人，而我无一损失。敌人恼羞成怒，使用卑劣的手段，第二天在伪报纸头版头条位置刊登所谓的“特大新闻”，并发了“号外”，造谣说“通化市长张从周被击毙”，同时还刊登了从周的一张像片，妄图欺骗群众和他们的士兵。
在四保临江战斗中，张从周率领干部和部分部队，一直在敌后开展游击战。除了配合主力部队打击敌人、牵制敌人，他还担负起繁重的战勤工作。当时，敌人和反动地方武装几乎天天向我们进行袭扰，敌占区不断扩大，斗争形势日趋严峻。省委提出的方针是“地不离地、县不离县”，在原辖地区内坚持斗争。尽管当时敌我力量悬殊，部队频繁转移，吃穿都十分困难，但是．从周却硬是知难而进，迎着困难上，带领部分干部和小部队，倾力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组织担架队，运送前方伤病员，运送军粮，押送战俘，出色地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为四保临江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为我国科技进步而鞠躬尽瘁
1958年春，长期从事公安保卫工作的张从周同志，由中央公安部调到中国科学院，担任地质研究所副所长兼党委书记。对他来说，这是进入了一个崭新而又陌生的战场。是甘做门外汉，还是钻进去成为行家里手？从周毫不含糊地选择了后者。
为了尽快掌握情况，熟悉业务，他始终把调查研究作为基本功来抓。他常说：“没有调查研究，心中无数，就没有发言权。下车伊始，空讲原则，言之无物，一点用处也没有。这样的领导方法，只是浮在上面，无法抓住关键，必定要失败的。”因此，一到地质研究所．他就对全所的科研队伍、研究方向、研究室的建设、主要学科分支课题和基本内容、工作进展情况，以及全所各类人员的情况，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作了大量的研究调查工作，进行了系统的了解，做到心中有数，在每个调研会上，他都亲自做详细记录，然后加以分析研究，有的放矢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解决问题。从周刚到地质研究所时，稀有元素这门学科在我国还是个空白，地质所要不要搞？要不要承担这项任务？众议纷纭，意见并不一致。身为副所长和党委书记．应持何种态度？从周同志走访了所内外的专家，虚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亲自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桌子上放满了有关这方面的书籍，墙上挂满了大地构造图和有关地矿方面的地图，他和科研人员深入许多矿区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然后在地图上用各色铅笔划了许多记号。经过废寝忘食地刻苦学习和钻研，终于取得了发言权。他认为，稀有元素在我国有丰富资源，地质所应该承担开发利用，为人民造福，为国家开源。于是，他态度鲜明地谈了自己的意见，并坚决支持有关专家的意见，在我国开展了稀有元素的研究和开发。集中力量协同作战，为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稀土大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勤奋学习，潜心钻研，执著追求，这是从周同志一贯的工作态度。到中国科学院工作30多年，他调动比较频繁。由于具有这种可贵的精神，因而每到一个单位，他都很快地熟悉了业务，勇于支持正确的意见，敢于拍板决策。不仅在稀有元素的开发研制方面，而且在两弹研制、火箭上天、信息科学的规划、计算机集成电路等高技术的发展，积极承担国防尖端任务、科学技术走向世界等方面，都投入了全部精力，倾注了全部心血。有些科学家说：张从周同志在参加专业学术会议上的发言、讲话，能抓住根本，击中要害，不了解他的人根本不会相信他不是个专门家。
在工作中，从周同志十分强调凡事要有自己的见解，要亲自动手。他写文章，写讲话稿，写工作总结报告，都是自己亲自动手写，从不要别人代笔。他常说：“别人写出来的东西，没有经自己脑子消化和提炼，就好像一个演员没有进入角色，不会有好的效果。”我和从周结婚40多年，从未见他拿着别人写的讲稿在台上念，工作再忙也是自己亲自动笔写，而且都是利用晚上的时间写。有时写到深夜，甚至通宵，两眼熬得布满血丝，第二天照常上班，我见他太累了，劝他白天写，他却说：“时间比什么都宝贵，白天还有别的工作要做。”就这样，几十年来，晚上、节假日都成了他写东西的法定时间。1983年5月和8月，他两次向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国科学院党组提出的关于中国科学院改革问题的意见书一‘两点建议——谈中国科学院的改革问题》、《对中国科学院办院思想和管理工作的看法》等，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写出来的。这些建议，不仅当时得到有关部门的肯定，时隔10年之后，现在看起来仍有它的现实意义。
从周同志的工作精神，是令我非常感动和钦佩的。1961年秋天，这时他调到力学所半年多了，有一次他发高烧几天不退，仍坚持上班。我催他去医院诊治，他总说工作忙，不肯去。一天晚上，他为了赶写全所人员大会的报告稿，一直写到下半夜两点多钟，经我一再催逼，他才休息了一会儿。一大早他就爬起来要上班，我叫他吃点早饭，他说：“有点恶心，不想吃。”话音刚落，扑通一声扑倒在椅子上。看他迷迷糊糊、脸色苍白，我很紧张，便带他到了医院。医生检查确诊他患了急性肝炎，转胺酶高达好几百，医生让他马上住院，他执意不肯，口口声声说所里还有个大会，等着我回去参加。告诉医生所里工作还没有安排，要求让他回去办完了，再来住院。医生不答应，他就再三恳求。医生无可奈何，只好答应了他。回到所里，他带病召开了尖端科研任务上马全所动员大会，又把近期工作安排好，才放下心住了院。
为使科学家们全身心地投入祖国的科研事业，从周同志把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为他们解除后顾之忧，作为对科研事业作奉献的一个重要方面来抓，使科学家们深为感动，更加发奋工作。“文革”期间，化学所一位从美国回来的老科学家，本人被打成“里通外国”、“反动学术权威”，搞高分子化学专业的儿子受株连，被下放到东北农村当小学教员。这位老科学家和夫人都已年迈，身边无子女照应。为解决这一家的困难，从周经过许多周折，终于把这位老科学家的儿子调回北京，并帮助其安排了专业对口的工作。
化学所一位助研的爱人因是“臭老九”被下放某地农村教小学，留下两个孩子，大的四岁，小的刚几个月。两个小孩都由父亲养育，母亲每周只能回来一次，他们的困难可想而知。当时，我们还戴着“走资派”的帽子。从周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想要帮助他们，又担心被“造反派”知道后，问题没得到解决反而连累了他们。但是，从周同志基于关心人才、爱惜人才的崇高责任感，他弄清情况，想办法将他爱人调回了北京，既使两个孩子得到母亲的照料，又使这位助研解除了后顾之忧，全神贯注地投入了工作，并各自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搞特殊化
从周同志一贯平易近人，很能理解人，体谅人，但对自己却要求非常严格。从不以权谋私，决不搞特殊化。由于职位的原因，在晚上和节假日经常有人到家里找他。他不管多累，一律热情接待。他很郑重地对我们说：“我若在家里，不管什么时间，不管我多忙，多累．只要有人来找我或来电话，谁都不能给我挡。咱们要理解人家，没有事情是不会来找我的，要将心比心，应该热情接待人家。”
他严以律己，一身正气。战争年代是这样，和平时期也是这样。1946年冬，我们暂时撤出通化市后，在农村坚持游击战争。当时粮食供应十分紧张，经常吃不饱饭，加上时值寒冬腊月，气温达零下40度，而他和干部、战士们一起忍饥耐寒，决不搞一点特殊。记得1947年阴历大年初一，我们经过日夜行军，到达宿营地后，大家都已疲惫不堪。司务长几次进村派饭都派不出来。从周亲自进村，找村长说明了情况，才派出几麻袋玉米面冻饼子和酸菜。他同干部、战士们一起充了饥，也算是春节会了一顿餐。环境虽恶劣，然而同志们毫无怨言，他们说：市长和我们同甘共苦，同吃同住，有这样的好干部，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他的警卫员于国文同志告诉我，有一次，从周患感冒，发高烧39度多，仍然坚持行军作战。警卫员劝他休息一下。他不肯，警卫员设法给他买了两个烧饼，让他充饥。他非但没吃，还批评警卫员说：“环境这样艰苦，大家都没有吃的，我当市长怎么能搞特殊！”并让警卫员把这两个烧饼送给病号吃了。
1946年，我刚调任通化市政府民政科长不久，有一天，财粮科孙科长送来了几件旗袍、一件西式大衣和几块花布，说：“这是没收敌人的，给小孩改改穿。”我对孙科长说：“孩子有衣服，改了也可惜，这种衣服我们不能穿。”婉言谢绝了。从周回来听说后，高兴地说：“处理得很好！咱们都要严格要求自己，这样做别人的工作就主动了。”
1960年，正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最困难的岁月。当时从周患了肝炎，身体状况很差，体重从70多公斤下降到50多公斤。但他心里时刻想着群众。他听说所里司机王庆华的爱人怀孕，浮肿得厉害，便把国家补助给他和我的那一份不多的营养品，按月都送给了这位孕妇，直到她生了小孩。他自己身患肝炎，多么需要营养啊！而他却不肯留下自己吃。
我看他那黄瘦的身子，真是又急又心疼，总想给他增加一点营养。可是，他一再提醒我“我们是共产党员，千万不能带头买黑市上的东西。”尽管那时有个别人提着篮子偷偷买鸡蛋，可他绝对不允许我去买。有一次，我托人在密云水库买了几条鲫鱼，煮鱼汤给他补补身子。他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了我，并说“下不为例子”。
有一天，我下班回到家，70多岁的婆婆很高兴地告诉我：今天晚上可以吃饱肚子了，原来是司机送来一面袋茄子。我深知从周的脾气，连忙告诉婆婆：这茄子千万别动，等从周回来了再说。果然不出我所料，他听说后，对妈妈说：“这茄子先别吃，等我问清情况再说。”第二天，他问明了这次分的茄子是每人给五斤，科学家和所领导每人给一面袋，他便告诉司机：“给我家留下五斤，其余的送给司机小邹的老母亲。”为这件事，惹得婆婆老大不高兴。他耐心地对妈妈讲：“全机关那么多人每人都是五斤，每人也都在挨饿，我当领导的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应该和群众一样。”从1958年到70年代，从周常常有些家乡的亲戚先后来北京找“当大官一的长辈，要求给他们安排工作、办农转工。从周从不徇私情。他一方面给她们说明农村广阔天地大有用武之地，另一方面又明确地告诉她们：我是共产党员、国家干部，不能带头违反政策。孩子的家长说他当了“大官”就忘了骨肉手足之情，给他施加压力。但他仍是坚持原则，说服孩子们返回了农村。
我们的大女儿大学毕业时正是“文革“时期，分配在山西某部队的连队。二女儿当时在广东当兵，无法照料孩子。好多老战友建议从周设法把两个女儿调回北京，他却说：“她们属于部队，应由部队安排。”后来，两个女儿相继转业，他也不为孩子的工作安排去活动。他对孩子们说：“组织上安排在哪里，就在哪里好好干。”
我们的孩子从小学到中学，都是住校。每到星期六，学校门口接孩子的小车排成队，可是，从周同志从来未用公家汽车接过孩子一次。他也不让孩子乱花钱。他常说：_不能让小孩子养成乱花钱的习惯，要使他们从小就养成俭朴的习惯。一我们的大儿子读中学时，酷爱组装半导体矿石收音机。有-段时间，星期六回家较晚．星期日下午老早就返校。原来是，孩子为了组装收音机，改为步行，把车费省下来买了收音机零件。从周知道后，既高兴又内疚。从此，除了车费，每月再给孩子几元钱，作为业余爱好开支。每个星期天，从周再忙也要检查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和操行评定。如果发现成绩下降，他总是和蔼又严肃地对孩子们进行教育，使孩子们高高兴兴地改正缺点。因此，我们的孩子特别愿意和他们爸爸在一起探讨问题。他在孩子们的心目中，既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又是一位坦诚和蔼的好朋友。
从周同志到科学院后，外事工作任务重，经常接触各国科技界外宾。有人说：“你有那么多国外关系，应该为孩子出国找个门路。一从周很幽默地回答：“关系是公家的，不是我个人的关系。一在外事活动中，凡是外宾送给他个人的礼品，他毫不犹豫地交公，而回赠外宾的礼品，常常用自己的钱去买。有一次，美国某计算机公司董事长问：“你个人对我有何要求？”从周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个人无任何要求，只希望我们双方能真诚合作。”这位董事长很钦佩他的为人。节日时他给从周寄来一张贺卡，上写着：“一片丹心照日月，两袖清风拂山川。”
永远把党的需要放在第一位
从周同志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他从不计较个人职位高低，总是把党的利益和党的需要摆在首位。1945年日本投降后，当时胶东区党委任命他为旅大市长。赴任途中，同国民党军队遭遇，在交战中他负了伤，被送到通化地区治疗。伤口肖未完全愈合，又奉调去参加组织领导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勾结日寇关东军残部万余人在通化地区发动的反革命暴乱，挫败了反动派企图在道化成立“中日联合政府”的阴谋，并留任通化市市长。虽然同是市长，但在干部待遇上，同旅大市长是大不一样的。可是，从周同志考虑的是工作需要，便自觉地愉快地接受了，并在市府工作中做出了明显成绩。
1948年lo月2日，沈阳解放，从周同志随军率辽宁公安处全班人马进驻沈阳。当时，沈阳市公安局让他暂时去大东区公安分局任局长。他二话没说，接受了这种安排，积极投入反特斗争，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了上级机关的通报表扬。当时，有一位领导同志曾向沈阳市委建议对从周同志的工作应做更合适的安排。可是，从周同志从不计较，他说：“到基层直接接触群众，工作起来更方便。这也是工作需要，也可得到更多的锻炼。”
我和从周同志一起生活了40多年，从来听到他对级别待遇有什么意见。有些老战友有时问及此事时，他总是笑呵呵地说：“在哪工作都一样。”
伴侣与良师
我和从周同志是1940年在革命队伍中相识的，他那高大魁伟的身材，炯炯有神的一双眼睛，雷厉风行的军人风度，使我倾慕不已。由于战争环境，我们不常见面。每次异地相逢，都格外喜悦。分别时，他总是谆谆叮嘱我：“敌人频频扫荡，斗争环境残酷，在敌占区工作，一定要谨慎行事，丝毫不得疏忽。一结婚后，我们这对革命伴侣，几十年如一日，互敬互爱。他不仅在生活上关心我，而且在政治、工作、学习等方面，更是我的良师，对我教育匪浅，使我有了智慧和勇气。1960年，我调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办公室主任，后又任政治部主任。所党委分工由我分管高分子科学这门学科的四个研究室的政治和科研组织管理工作，并分管全所统战工作。到科研单位工作，这是一条新的战线，是一项新的使命。从周同志经常提醒我：对知识分子，特别是老科学家，一定要一视同仁，胸怀坦荡，以诚相待，遇事多和他们商量，多看他们的长处，交知心朋友，甘当小学生。切不可以领导者、改造者自居，摆臭架子。否则，工作一定要失败。对此，我牢记在心-对科学家们在政治上充分信任；在科研方面尊重他们的意见，给予必要的支持，在学术上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发扬学术民主，开展学术交流；在青老关系上．提倡荨师爱徒，教学相长；在生活上，主动关心他们．尽力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和困难。尽管当时处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但大家都心情舒畅，情绪很饱满，工作认真负责，有些高级研究员还主动加班加点工作。大家不管在业务上、工作上、生活上有了困难和问题，都愿意找我商量，共同解决。这些成功的经验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并曾刊登在《化学通讯》上。如果说这是我在工作上做出了一点成绩，那么这和从周同志对我的帮助和影响是分不开的。我和从周同志风雨同舟、患难与共46个春秋，每到关键时刻，都是他给了我生活的勇气和前进的力量。1958年，全国掀起大跃进、大炼钢铁的热潮。当时，我所在的土壤所等单位也在搞大炼钢铁，但那种条件和设备-根本炼不出钢铁来。我向院里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如实反映了情况，表示我们放不了“卫星”。在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没有想到我的这些意见被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言论，是反对大跃进，并对我进行批判。我当时怎么也想不通，精神非常痛苦。从周同志非常理解我的处境，不知多少次和我灯下夜谈。若不是他耐心地开导我、安慰我，我真不知如何能度过那些日子。
”文革”初期，我被打成“走资派”、“三反分子”，被批判。“造反派”拉我游行，开除我党籍。在逆境中的我，该怎么办呢？从周冷静地对我说：“不必担心。要相信党，相信自己。我们这些人经得起审查，自己对自己的历史最清楚，要经得起考验。全国这么多干部被打倒，说明都打不倒；这么多党员被开除，等于都没有开除。”虽然他和我一样身处逆境，但他充满自信，并以富有哲理的话一再开导我。
1968年4月18日，我和从周同一天被关进“牛棚”，每天忍受着没完没了的批判和折磨，历时一年多不能与亲人见面，也不知孩子们的去向和安全。特别是，我不知从周被关在哪里？处境和身体如何？这一切都使我心如刀绞。在这度日如年的时刻，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起被关进“牛棚”前从周对我的叮嘱：“纯光，你千万记住，这场运动对每个人都是严峻的考验。你要挺得住，真金不怕火炼，要顶住逆流，问题总会弄清楚的。恶有恶报，物极必反，兔子尾巴长不了！”这番语重情深的贴心话，使我增加了生活的信心和斗争的勇气。
直到1969年下半年，我才知道从周被关在什么地方。从那以后，我那非常机灵的11岁的女儿，每次总是先去探视他爸爸，然后再来探视我，同时把他爸爸写给我的小纸条，揉成豆粒大的小纸团，趁看守人不防时递给我。纸条上每次写一二个字，我把它拼起来是：“乌云将散，日出天晴，有了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要坚强活下去，全家都在等待你。”这些肺腑之言，使我信心倍增。当时，从周的处境比我还苦，他为我牵肠挂肚，关心备至，给了我度过难关、战胜恶势力的决心和勇气。从周啊从周，你对我的关怀和疼爱，使我永世难以忘怀。
凝注着泪与爱的皮背心
允许家属探视被关在“牛棚”里的从周和我后，孩子告诉我：“爸爸穿的棉衣破得不成样子。家里有丝绵衣，但造反派不让穿，说那是他做官当老爷时穿的。”我听后心如刀割似的，便叫孩子把抄家剩下的几块破皮子拿给我，利用休息时间，拼拼凑凑，想给他做件皮背心御寒。不知用了多少个日日夜夜，也不知为此挨了多少打，流了多少泪，总算把一件皮背心拼补成了，叫孩子送给了他。后来他告诉我：当他接到这件皮背心，手都颤抖了，当时说不清是激动、是感激、还是痛心。思绪万千，热泪横流。当我从牛棚放出来时，从周叫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凝结着我们两人的泪与爱和对恶势力无限恨的皮背心，好好地保存起来。他说：“它是我们忠贞相爱的见证，永恒的结晶。一如今，这件皮背心，我仍精心地保存着。可是，穿皮背心的亲人却离它而去了。每当看到它，从周当时情：深意切的嘱托，就总在我的耳边回荡。我克制不住内心的哀思。
最后的日子里
从周同志长期辛勤工作，积劳成疾。多年来，过敏性哮喘和心脏病折磨着他。
1987年春之后，他的嗓子多次发哑，当医生告诉我从周是患晚期肺癌时，就如晴天一声霹雳，震得我当场昏厥了。医护人员把我抢救过来后，我踉踉跄跄地回到候诊室，但我没有勇气对他说明病情，只好故作镇定，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话语搪塞过去。在医生催促下，他于10月4日住进了医院。
癌魔无情地折磨着他。骨转移后，巨痛使他日夜不得安眠。尽管死神逼近了他，但他对生活和党的事业仍然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因此，他宁肯多忍受一些痛苦，也不肯多服止痛药。有一天，他痛得厉害，医生不声不响地给他注射了一针杜冷丁。他发觉后，对我大发脾气-质问我说：“你不知道这药会成瘾吗？我好了还要工作呢。”护士给他打点滴，他坚决不肯打在右手上，并叫我给他把住关。他说：“右手要保护好，出院后，我要写回忆录．特别是地下党早期工作那一段。我还要绘画、写字，还要回故乡做调研，为胶东的乡亲们做几件实事。”
1988年1月中旬，他的病痛更加恶化，几天水、饭不进。我心疼地对他说：“你实在难受就哼哼几声，发泄发泄可能会好受些。”他苦笑着说：。那样会使大家都不安宁。我若是又喊又叫，你不是更吃不消了吗？自己忍忍也就过去了。”
看他被病魔折磨得痛苦不堪，我痛心，我担心，我害怕，整天如交织在一起的万缕蚕丝，牵动着我每一根神经。从周看出了我的心事，劝我说：。纯光，你真傻．你不能不吃饭。我的身体垮了，你不能垮，咱们家还需要你来支撑！”
是啊，从周，咱们家不能没有我，也更不能没有你呀!
1988年2月4日凌晨，从周长眠在病床上，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当时我的泪脸紧紧贴在他那仍旧温暖的脸上，千呼万唤，也听不到他一点回声，我悲痛欲绝，心肝欲裂。
追悼会上，亲人们个个哭成了泪人。我强忍悲痛，最后端详他的面容。看到他那高大魁伟的身躯安祥地躺在翠柏鲜花丛中．身上覆盖着神圣的党旗，党旗鲜红鲜红，象是燃起冲天大火，他在烈火中永生，他苍白的面孔．俨然凝结着岁月霜雪，好象巍巍青松上刻下的道道年轮，记载着他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征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患的一生！此时此刻，我的两眼叉被泪水模糊了。我恨不得撕碎生死簿，拉我的亲人回来！
如今，从周离开我们已经五年了，我的心始终未能得到平静。多少个不眠的思念之夜，热泪湿枕，几多往事，一幕幕在我脑海中萦绕，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从周啊从周，今天，我洒下几多悲痛的热泪，写下这篇纪实文学，寄往九泉，算是我最最虔诚的祭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