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有为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党派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回忆过去就是我入党后不久，传达六中全会决议时所反复讲的三大法宝。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就是用三大法宝建立起来的。这三大法宝运用得好，根据地就巩固，如果缺了哪一点，根据地就不巩固，甚至建立不起来，这三大法宝不仅适用于抗日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适用。只是统一战线所包括的对象有所不同。
根据革命群众要求和军管小组的指示，根据自己亲身经验，经过整党学习深刻体会到以上这些都是革命的总纲，是时刻也不能忘记的。现在我分阶段的检查如下：
一、回忆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总路线，就是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指出的：“拿我国的情况来说，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那时敌我阵线易分，同时毛主席在具体政策、具体路线方面，又做了许多具体规定，因而执行得比较正确，工作做得比较好，特别是在长清一段。由于过去办的好事，在一定情况下起了作用，捐资兴学，毁家救国，特别在十几年的教育活动中，对抗日教育比较注意，为抗日战争打下了较好的基础，更加情况较熟悉，人事关系较好。加上个人的一些特点，如比较慎重，遇事常考虑是否符合群众的愿望，群众能否接受。最主要的是执行毛主席的政策比较好，在敌人威胁之下离敌人指挥中心山东省会济南最近的长清县始终保持了抗日游击根据地，在地图上保持了一条红线，维持山东到延安的交通，出现了一些平凡的事迹，具体来说，有以下各种具体原因：
1．从客观情况来说，中小地主、富农特别是中农占绝大多数，贫雇农次之，大地主只有两家，而且个别人早已参加了共产党。他们的子弟凡是知识分子的大都参加抗日队伍或革命组织，没有地主武装和我们对立，从抗战一开始进步力量就处于领导地位，并占了绝对优势。
2．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制定的统一战线政策，强调了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眼从抗日。在“三三制”政权方面虽然有共产党清一色现象，但共产党员中又多是中农富农，甚至地主家庭出身，和开明地主、中小资产阶级有着密切的联系。
3．重视了发展抗日武装，从县到区到乡都有抗日武装。对一度发生的“连根拔”、“一扫光”的部队升级政策进行了抵制，执行错误政策者说：“没有牛就没牛毛。”我们说：“没有了牛毛，牛也活不成了。”从全局出发，由长清调走了两个营，很快地就补充起来了，影响不大。
4．执行了毛主席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政策。长清中、小学教育搞得比较好，中小知识分子比较多。在抗日战争中几乎全部卷到抗日组织里来，不仅在本县起了作用，而且为上级输送了武装，输送了大批干部。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外调情况看，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5．比较正确地执行了毛主席指示的锄奸政策。经常有几十个人的短枪队进行公开的和秘密的活动，对顽固的汉奸分子实行镇压，对被迫参加和动摇分子实行宽大政策，起了争取作用。争取他们为我们服务。
6．对敌占区的人民，一是作为自己人对待，体谅他们的处境，照顾并想尽一切办法保护他们的利益，争取他们全心向我，为我们服务，以孤立顽固分子、汉奸分子，并通过他们进行调查研究，决定镇压或争取的对象。没有确实证据，决不轻易杀人。这里有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1939年秋，从天津租界里跑来11岁、12岁、13岁的3个小学生，据他们自己讲，“七•七事变”的一天晚上教师召开秘密会议，纪念“七•七事变”，鼓励他们想法抗日，他们3个听了进去，相约出来抗日。11岁的这个，家里是开绸布店的，他在家偷拿了50元钱，3个人一起往外跑，到哪里去找八路军呢？听说八路军在山里，他们便一起上了火车往南跑。往南走不远就被我们的抗日自卫队查住，送到县政府，他们便说了这一套，自卫队的人坚决不信，认定是敌人训练好的，派来的奸细，要求枪毙或活埋。我看到这3个孩子活泼可爱，想到自己的学生也是受我的鼓励，参加抗日军队，我认为他们说的是可信的，没听自卫队员的意见。自卫队的人有的说我右倾，有的说我仁道主义下不得决心，民主县长不民主，并要求交给他们去处理。在此情况下，我写信把他们三人送到军分区政治部，分区政治部交由宣传队审查教育，以后他们都到主力部队去了，1941年我到鲁南学习时和他们一块行军，见到那个大的，已经当了司号班长，两个小的仍在宣传队。去年五六月间，一个天津来外调的人谈，那个最小的叫安鲁，已回到天津。为查实他们参军的情况派人来找我，我问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据说他看刊长清县政府布告上有我的名字。我一直觉得这三个孩子是个迷，终于解开了，思想上很觉得宽慰。
7．当敌人实行“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根据地的局面相当困难的时候，根据毛主席指示，一方面动员群众自力更生、生产自救，保障军需供应，一方面紧紧依靠群众，开展敌伪军工作，小部队活动，把敌占区变成我们的游击区、根据地。就这样粉碎了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在整个形势带动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斗争的胜利。
二、在抗日阶段由于违背了毛主席指示，使革命工作受到严重损失。
1．由于胜利冲昏了头脑，在整个专署地区内发动“红五月”运动。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红五月”运动中的某些错误，就违背了这一教导。在政策方面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在土地政策方面，不是按毛主席指示的实行减租减息，而是提出租地借粮，应该出租什么人的地？借什么人的粮？借多少？租多少？都无明确的原则规定，因而混淆了阵线，破坏了统战政策。同时在锄奸政策方面乱打乱杀的现象严重，违背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对敌人、汉奸、顽固派实行专政的政策，因而被敌利用，闹起了“红枪会”，使对敌斗争、根据地建设遭受严重损失。
2．对形势认识不足，在某些靠近敌人的地方，没有认真执行毛主席指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的指示，过分暴露力量，刺激敌人。
3．对贫雇农民的重视不够，缺乏不断革命的思想，思想上对转向阶级斗争准备不足，工作重点转向城市后曾一度放松了老根据地工作。毛主席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指示：“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政策，二者不可分割，这一点弄不清楚，很多问题是弄不清楚的。”这很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感到自己分工政权工作，实际上是分工统一战线工作，虽然也根据自己的经验做了一些符合毛主席指示的具体事情，从而收到了一些较好的效果，但由于不能从理论上弄清问题，因而在发生错误的时候，不能在集体领导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说明感觉只能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能解决本质问题。因而虽有不同的感觉，但说不出所以然来，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我在“红五月”运动中所采取的态度，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三、日寇投降到爱国自卫战争，认识到这是一个转变关头，虽然由于在毛主席教育下度过了，但没有从理论上解决问题，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1.1944年到平原分局党校整风，主要学习了毛主席的整风报告等文件，感到其他文件都比较好懂点，就是关于学风问题，究竟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懂，再就是学习党的领导方法时在讨论提出：“先进的意见往往是不显著的萌芽的意见，领导者的责任就是善于把先进的萌芽的意见集中起来，变为群众的意见，这是一种领导艺术”。对这一问题思想上弄不通，而且长期弄不通。经过最近的学习，进一步地感觉到所以弄不通，就是因为群众观点问题没解决，没有彻底掌握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是世界观的问题没有解决。1945年8月，学习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方针》为爱国自卫战争打下了思想基础。1946年初，根据政协决议，我被选为解放区出席全国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我感到难以胜任，惶惑不安。蒋介石撕毁了政协决议去不成了，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不料蒋介石又阴谋堵花园口，水淹华北，我党一面对国民党展开政治斗争，一面积极建立黄河水利委员会，抢修黄河大堤，组织决定我去负这一责任。单纯作为水利工作，我是很高兴做的，但作为政治斗争来说，我又胆怯了。我到职以后建立组织机构，但在实践中日益感到在政治斗争方面难以胜任，再三要求去做教育工作，因而调到建国学院。以后听说和国民党订立了黄河两岸不驻兵的协定。领导指出这是卖国协定。自己亦喜、亦惧、亦恨，喜的是幸而离开，惧的是若不离开，我虽然没这样大的胆量犯这样大的错误，还会犯别的错误，恨的是一个共产党员老是怕政治斗争，不是一个够格的党员。
2.1946年下半年，内战打起来了，区党委估计泰西地区是会在敌人据点包围之中的，东临铁路，西临黄河，南边是徐州、济宁，北边是济南的一个牛角形地区，将会有很艰苦的斗争局面。为了坚持这个地区的斗争，决定把坚持抗日时期的领导干部调回来，重新建立领导机构。我和袁振同志、李文甫同志、崔子明同志重回泰西，分任党政军的领导工作。1947年4月，根据可靠情报，国民党整编新五军邱清泉部来占领这个地区，地委召开会议，讨论对付的措施，共同的意见是化整为零，分散坚持，地委委员并具体排定责任区。有的同志提出先下手为强，把地主杀一批，有的同志提出薄薄的杀一层。虽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做出决议，还是向县委书记做了布置，结果是长清县先执行了，杀了三个地主，其中一个是过去被我们称为开明绅士的小地主，结果影响很不好，本来可以争取的人，转向了国民党一边，一时间还乡团甚是嚣张，使群众受到较大的损失。
地委五个人开会，我和另外两同志未能坚持不同意见。我感到没有上级指示，只凭感觉没有理论根据。以后看到1946年7月发的毛主席关于《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中指出：“为了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和人民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在农村中一方面应坚定地解决土改问题。紧紧依靠雇农、贫农，团结中农，另一方面在解决土地问题时，应将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和汉奸豪绅、恶霸分子加以区别……在一切土地问题已经解决的地方，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采取缓和态度，对一切生活困难的给以帮助，对逃亡地主招引其回家来，给以生活出路，借以减少敌对分子，使解放区得到巩固”。对照我们的作法，完全相反，才肯定认识到是错了。感到自己糊涂，缺乏阶级观点。
四、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入社会主义
入党以前没有阶级观点，到入党后经过党的教育有了一点阶级观念，但没有把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树立起来。新民主主义革命将要胜利的时候，没有进一步认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新形势特点，相信了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说法，以致于犯了大错误。
1．当由民族斗争转入爱国自卫战争时，党提出不要光当抗日党员，自己本来就没有这一思想，自认为参加了十余年的革命战争，而且远在抗日战争以前就下决心为人民服务，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艰苦的抗日战争中未曾动摇过。从这些方面说，自认为是没有问题的，但理论不高，掌握不住左右界线，因而必须提高警惕，坚持渡过自卫战争绝不动摇，到自卫战争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感到这一关度过了。在战争中几次被敌人包围，遇到几次危险未曾动摇，牺牲了自己的亲人未有在意，但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仍是一个关头。又自觉地清理了自己的历史，找出自己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阶级观念，一个是群众观念，并立誓为加强阶级观念、群众观念到老到死。对什么是阶级观念、什么是群众观念、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都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做了不少的思考。还记得在日军投降前后，听过某负责同志做过阶级意识形态的报告，感到很好，对什么是阶级、什么阶级有什么意识形态也明白了，但是仍然感到理论水平低，掌握不住左右的界限，看到很多老干部犯错误很纳闷，自己受处分时也想不通，只是感到找不到不左不右的界线。
2．来泰山林场后，对泰山建设进行了分析，认为泰山是风景名山，泰山建设的好坏，在国内、国外都有影响，因而强调了泰山建设是千年大计、万年大计，是共产主义的建设。强调了“解放思想，独立思考，敢想敢说敢干”。反驳了过去所谓“风景山只是为了好看”，认为那样是对人民不利的。因而强调了泰山林场是生产单位，强调自力更生，生产自给，但为了适应风景山的要求强调了美观实用相结合，强调了要有远见，为了适应共产主义建设的要求要有远见。为了适应当前利益的要求，强调从大处、远处着眼，从小处、近处下手。强调了为人民服务和为上级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等等。办劳动大学以后，认为这是一举两得的事，一笔经费两用，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好办法，也是使泰山区经济、文化结合发展的好办法。没想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劳大的学生受资产阶级政客王效禹的欺骗煽动，把进步学生打成保皇派，完全否定了劳动大学。学生为争取国家分配不惜采用种种办法，为每月四十二元五角而奋斗，为争取成为国家职工而奋斗。胡说因为我招他们来为我建设张家花园，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我身上，每天打我3次棍子，先打100天再说，打砸抢极为严重，这样又构成我犯了反动路线的错误。
3．在动员退休的气氛影响下，开始我不同意退休，以后感到自己退休有利于培养接班人，因而于1964年、1965年两次申请退休。但又想到为了保持晚节，还要争取做些可能的工作，做什么工作呢？按内心的想法留下劳动大学，高、中专班并联合一些退休人员，通过办劳动大学为把泰山山区建成五园结合的泰山山区而奋斗。怎样建设法，经费问题如何解决？也曾有个设想，1964年去南京参加林业部在南京召开的半工半读教育会议和到江西参观前，在中国科学院任副秘书长的、曾在一起工作过的一位同志邀我到云南西双版纳参观植物园，因到南京开会未去了。在南京开会后，先后参观了南京的动物园和植物园，杭州的动物园和植物园，庐山的动物园和植物园，并到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参观。参观植物园时从交谈中知道他们都是用钱比较多，都是消耗性的。杭州植物园每年经费40多万元，庐山植物园每年经费26万元。我曾设想成立生产性的劳动大学分校，依靠学生可以完成五园结合的建设泰山山区的任务。北京地处近寒带，而杭州、南京、庐山等处都在近热带，而泰山正是温带，很需要个植物园，从动物来说，在山东泰山北比南方产量多，毛皮好。从经费来说，劳动大学100人每人每年500元就够了。感到到中国科学院挂挂钩十分必要，便到北京植物园进行访问。修路的经验主要是围山转圈，毛主席在登庐山的诗句有五百旋之称，实际是四百多旋。坡度只要不超8%就看不出上坡来。据说庐山公路共48华里，共用480万元，每里10万元。回来经过调查研究并和同志们商议，可以买一部空气压缩机，俗称开山机，找上10来人常年作业。泰山可以通汽车的路共200多里，因陋就简平均每里1万元就够了。同时国务院发布命令，宣布泰山开放并成立了旅游局，增加外汇收入，我又在这方面作文章。我在牙葫芦洞住着，天天做美梦。认为这就是符合毛主席指示精神和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当地委批准我退休，并决定给我修房子的时候，由顾专员和人事局长亲自动员下山修房子，我感到在生活上确实无微不至的照顾，但不适合我的要求，表示宁愿不修房子也要修路，终于迁就了我。当省委决定修退休房时，决定把我的房子放在省委计划里一起修，我还是不同意。就在这个时候我抄录了南京军区政治部召开的团以上干部关于如何过好后半生的座谈会纪要，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同时开始选读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指示，专门买了塑料皮的记事本，于1966年元旦开始。首先选了关于农村工作十条中最惊人的那一段。学是学了，但没有象以后的说法那样，印在脑子里，渗透在血液里，更没落实在行动上。
以上这些就是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夕的思想基础。
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后究竟犯了什么错误？过去为什么不认识？现在怎样认识的？ 1．首先，革命群众揭发我曾说：“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群众揭发以后，我振振有词地说：“我是根据毛主席指示的，解放思想，独立思考，敢想敢说敢做，打破一切旧框框而说的。”是为达到实现教育方针、办校方针、办场方针的前提下说的。是在制订重点实验的重点计划时说的。而且有写的文件证明。对群众的批评接受不了。现在认识到离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离开了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抓阶级斗争，不搞无产阶级专政，实行了经济挂帅，生产第一，实际上成了“不管黑猫、花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了，还有什么说的呢？”
2．揭发我搞三自一包。是我曾提出上山安家，设点实行三包一奖四固定。便于实现以林为主，多种经营，综合利用，农林牧三结合，认为是符合毛主席的“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的指示，同时认为这样可以挖掘生产潜力，增加国家财富，达到自力更生、生产自给。因而有群众指出这是刘少奇的三自一包，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林场是全民所有制，三包四固定是为了贯彻大庆经验，实行岗位责任制，一奖是因为劳动情况复杂，一时不好实行固定工资，采用奖励的办法，达到按劳取酬的要求。又认为过去的财务制度不适合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的要求，需要通过实验，总结出一套适合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的财务制度、财务管理办法。现在认识到，这样更需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狠抓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这些不但达不到目的，不用说这么分散的一些小山沟，整个林场究竟属谁所有不就很明白了吗？
3．揭发我关于超产奖励、经济挂帅、物质刺激问题。回忆我在三年自然灾害以前，在我的思想上就把超产奖励和按劳取酬的制度混同起来了。那时也曾考虑，为什么实行按劳取酬、不吃大锅饭呢？因为生产条件、生产能力、生产积极性等等都有所不同，如果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会影响生产积极性，降低生产力，所以在社会主义阶段实行按劳分配，但固定工资无论如何也不会评的那么合适，所以来个超产奖励，以切合按劳取酬的原则，但又感到私欲是没有满足的，你越强调合理，在私字支配下越感到不合理，仍会影响生产积极性，因而又提出按劳取酬加共产主义，意思是不要那么平均，应强调互让互助，公私兼顾，因而又想周总理说的八句话：“先集体后个体；先国家后个人；先求人后找人；先责己后责人；先顾公后顾私；我为全民，全民为我；我为世界，世界为我。”最后集合了各方面的材料写了革命化手册。就在这时，林场工人也出现了逃跑回家的现象，物价也猛涨起来，在自由市场上山草达到了12元l00斤，粮食3元1斤。我从这一客观情况出发，天天曲指盘算，工人每月工资平均30元，还买不到十几斤粮食，国家供应粮由40多斤，减到30多斤，“七级八级工不如一捆葱”的说法到处流传，也是事实，我认为这是必须解决的实际问题。我在分区主任会议上说：“这一问题非解决不可。”用什么办法解决呢？除了尽可能地采用省委指示的一些办法以外，还搬用外地经验，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想了一些办法，如采用的主要办法有计件工资。如利用业余时间（实际上不完全是业余时间）割100斤草卖给公家，给18元钱（外卖可卖出10元至12元）名为包工、包产，实际是暗中提高工资，强调超产有奖。有意扩大包工定额，扩大自留地。当时我的指导思想是：别的没好办法，不管怎样，工人呆下来就行，人都跑了，还办什么场呢？这就跑到经济挂帅，物质刺激方面去了。
过去之所以不认识错误，不承认错误，主要是没有确定高标准、严要求的思想，再举两个例子：
我到江西参观时，在船上看到了方志敏写的《可爱的中国》，看到他那种爱国精神很受感动，便感慨地想到爱国的感情可以使人人入迷，并联想到每一寸土地都是用烈士的鲜血和头颅换来的，我们活着的人都要建设好它。回来后向劳动大学同学反映了这一情绪，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的同学对“人人”二字提出了批评，我不接受这一意见，认为是挑字眼，我用“人人”二字指的是众多广大的意思，与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全民党”毫无相关。还用毛主席指示的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来反驳。现在我认识到这个字眼挑得对，毛主席从来都说绝大多数或大多数，从来没说过“人人。”
当上级决定劳动大学下马时，因为有些同志家庭成份不好，既不能分配工作，又因为他们是从城市下放来的，也不能回家，他们都如同霜打的一样垂头丧气。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决定让他们继续上学。我从整体出发，一面动员教员要作为政治任务接收下来，不要作为包袱背，一面向学生动员说：“毛主席从来是允许革命的，只要你们背叛家庭，起来革命是有光明前途的。”并向他们说明，“人的出身不能选择，走什么道路是可以选择的。有成份论不要唯成份论。就是对地主也要区别对待，地主也有好、坏之分。”等等道理。文化大革命起来以后，有的人就抓住地主有好、坏之分这句话到处宣传，大肆宣传。当时我心里非常不满，找出油印的讲话稿看了，和毛主席的指示相对照后，感到别的都对，就是对地主区别对待这一问题上毛主席说地主有开明不开明，恶霸非恶霸，大恶霸小恶霸。没说地主有好坏，只是错了这一点。在思想仍不同意，认为是一种习惯用语，镇反时经审查批准杀了几百个地主都是这样说的，也没有杀错了，认为提意见的人是挑字眼、断章取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最后认识到“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如果错一个字就会造成很大错误，很大损失，就会影响毛主席的威信和威力。我承认这个错误，接受教训。
在场里有一次开支部会时研究生产。有些直接管生产的同志不是共产党员，我认为让他们参加会议有好处没坏处。便很严肃地说：“今天就党内外不分吧。”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的同志认为这是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全民党。当时我不同意，我以毛主席在全国宣传会议上的讲话和一些非党同志参加会议的事辩驳。以后经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整党建党的学习，认识到那种不严肃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但在不违背党的原则，根据会议要求，有党外人士参加并不是不可以的。不讲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即便是没有非党人士参加也仍然是全民国家、全民党或者是派性党，关键的问题是在于是否按毛泽东思想办事。
六、忆苦思甜接受教训，力求从思想上完全入党，从新民主义阶段转到社会主义革命中来。
回忆自己的一生，出生于地主家庭，是一个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没有受到象贫下中农那样的苦，这是自己很难忘记的，很难磨灭的弱点。虽然在战争岁月中，百般的苦都受过了，但自己始终处于领导地位，较之一般战士所受的苦仍相差甚远。因而自己灵魂深处所感到的最苦的不是以上所说的苦，而是想革命找不到革命道路的苦，迷失道路的苦，想找正确领导找不到的苦。虽然今天，过着未曾有过的党所给予的优裕生活，当然是个甜，但在自己的感觉中，最甜的甜是终于遇到了共产党。在毛主席英明正确的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已展现了共产主义的曙光。现在很多青年同志所未听到、未见到甚至是想也想不到的旧中国的那些黑暗现象都一扫而光，一去不复返了。
我看了1970年《红旗》杂志第五期刊登的周建人同志写的《紧跟毛主席奋斗终生》的一篇文章，对我启发教育很大。其中使我感触最深的几句话记下来作为学习的榜样：“我今年已经80多岁了，古人说：‘八十老人何所求？’我们革命老人就是有所求，不求名，不求利，就求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终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今年才71岁，我将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终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