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南同志离开我们已整整21年了。作为他的老战友、老同事，非常钦佩他那追求真理、不折不挠、为国为民奋斗不息的精神和大公无私、清正廉洁的高尚品德。
耀南同志的一生是不断追求真理的一生
1901年，耀南出生于山东省长清县一个叫纸坊的偏远山村。从青少年时代起，他就开始寻找变革旧社会的道路。1916年至1919年，他在长清县立高小读书期间，即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蒙，立志以强国富民为己任，“做大事，不做大官”。毕业后，为寻求学习先进的思想和科学的机会，他考入济南济美教会中学，不久因在学校鼓动反对读圣经、做礼拜而被开除。次年，他转考省立第二师范。在曲阜二师学习期间，他广泛涉猎古今中外各种社会科学学说，选择了“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道路。1925年冬，他毅然舍弃即将到手的毕业文凭，回到家乡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以家资和几十亩山地作押，办起了农民义学和农民生产合作社。他幻想从实干中摸索一条与农民共同富裕，实现“大同世界”理想的道路。在当时的中国，这种改良主义是当然行不通的，坚持了不到三年，就彻底破了产，还欠债数千元。1928年4月，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的队伍开进山东，他们打着孙中山先生的旗号招摇撞骗。处于苦闷之中的张耀南一时对三民主义产生了兴趣。不久，他发动数千农民参加打倒旧军阀县长的农民运动。可是国民党在长清上台掌权后，对农民要求取消苛捐杂税的强烈愿望却置之不理，耀南多方奔走四处碰壁，遂置县农会筹委会主任每月40元大洋的高薪于不顾，愤然离职到县立第一小学当了一名每月12元薪水的教员。
耀南到长清一小第二年，即被全校师生推任校长，直至抗战爆发。10年中，他将全部心血倾注于教育事业。他推崇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提倡“教学结合”、“学做结合”，学生参与学校的监督管理，学校事务和财务收支均向学生公开。一小在全县名声大振，耀南也以其正直清廉、治学严谨，对学生极端负责任而深孚众望。“七•七”事变爆发后，耀南全力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一些原来在一小毕业的学生，其中如魏金三等人已加入了共产党，陆续由外地回到长清，他们共同发起成立了“长清县民众抗敌后援会”，由耀南任主任。一面公开开展救亡宣传活动，一面根据党的指示，积极准备组织抗日武装。1937年底，济南、长清沦陷。1938年2月初，耀南、魏金三、崔健等和上级派来的万晓塘、袁振、冯乐进等同志一起发动了“马湾起义”，拉起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不久，这支队伍编为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第四大队。5月部队改编，耀南先后任十支队独立营连长、副营长、二团副团长。11月，耀南被派回地方，担任长清县抗日救亡动员委员会筹委主任。1939年1月，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来的愿望。同年6月，鲁西大地我党领导的第一个抗日民主县政府在长清诞生，耀南被选任县长。11月鲁西第一个专署——泰西专署成立，耀南又被泰西八县县、区长会议一致推选任专员。他担任泰西专署和冀鲁豫一专署专员达10年之久。建国后，他又历任泰安专区副专员、山东省卫生厅厅长兼党组书记、林业厅斥长等职。“整风反右“运动中，他被冲击和受到错误处理，1959年到泰山林场任场长，直至逝世。
耀南同志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又是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耀南爱国热情之高涨，立场之坚定，充分表现在伟大的抗日救亡中。“九•一八”事变后，他在长清一小任校长时，就利用一切机会，在各种场合仗义执言，抨击国民党政府的投降误国政策。在一次国耻日纪念会上，国民党县党部代表演讲一通后，耀南立即登台，他说：“刚才那位先生的结束语是干、干、干，我就以此为题讲，这些年来，你们到底干了些什么？”他慷慨悲愤，历数政府的倒行逆施。县党部的人尴尬汗颜，台下群众则拍手称快。在长清教育界，他所在的一小民主、进步、爱国的气氛最浓。抗战爆发后．耀南毅然毁家纾难，投笔从戎，带领家人亲属参加了抗日工作。
耀南深知武装在抗战中的作用，很重视抓武装建设。从部队到长清县动委会工作后，他又以三支破枪起家，搞起一小支武装。他曾亲自率领这支小部队，不避艰险，身先士卒，在村自卫队联防配合下，伏击过石岗据点的伪军，偷袭过日军，拔除过伪军据点。1939年春，一一五师东进支队挺进泰西，罗荣桓同志了解到耀南的情况后，曾称赞说：“一个旧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抗日这样坚定，对党这样忠诚，十分难得啊！”
在整个抗战期间，耀南同志为创立、建设和巩固大峰山和泰西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他坚定地、全面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在长清执教十余年，被誉为“弟子三千”。在他的影响下，这些学生中的大多数抗战初期就投奔了共产党、八路军，有许多后来成为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耀南利用他的社会影响，与各界广泛联系，充分发挥了党的政策的威力，团结、带动一大批爱国人士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加抗战，与我党同心同德，共渡难关。有的国民党人士也被争取、改造为我党的好干部。这在当时对于扩大我党我军影响，开辟和坚持抗日根据地起了巨大作用。
无论是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耀南对党对革命如赤子之诚，始终不渝。即使一时不被理解，甚至有时被误解，他对党的信念也没有丝毫动摇。当他在“反右”扩大化中被错误处理后，不少老同志替他鸣不平。他总是说：“无论什么时候，都要相信党，相信党迟早会纠正失误。我是这样，你们也要这样。”“文革”中，他被“造反派”宣布党籍、职务“双开除”的当日，就在日记中写道：“组织上被开除之日，即是思想上重新入党之时”。信念之坚定，可见一斑。
耀南同志做人的品德是高尚的
耀南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生活上从不搞特殊。抗战最困难时期，他和普通干部、战士一样粮食定量，一样吃糠菜树叶。上级照顾他的“老年金”，总是被用来照顾伤病员和其他同志。行军时，他的马不是驮伤病员，就是驮物资，他则坚持和同志们一起步行。部队把缴获的一件羊皮袄送给他，但不几天就穿在一位老年参议身上。耀南不仅在生活上关心同志，更从政治上爱护同志。1950年泰山泰西两专署合并后，他改任副专员，原泰西的有些干部为此私下有些议论。他觉察这一苗头后，专门召集泰西的干部开会，对这种错误严肃地进行了批评教育，指出，一个人干什么是由党决定的，个人无权过问，一定要搞好团结。他与刘舜卿专员工作中互相尊重，密切配合，大家无不心服口服。在对犯过错误的干部的处理问题上，他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治病救人，努力避免失误。
耀南一生坎坷，但无论身处何境，他时刻不能忘记的就是：尽量为党多做工作。他常说：“想想牺牲了的同志，我们活着的人就要努力把工作做好，把国家建设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他始终是个实干家。1959年，在受到错误处理时，他主动要求到泰山林场，下决心把泰山建设好。1962年，组织上对他的“问题”进行了甄别平反，决定恢复他卫生厅厅长的职务。他说：“我在泰山建设方面刚刚开头，就让我把余生献给泰山建设吧！”婉言谢绝。不久，省里准备办社会主义劳动大学，他主动要求把三分校设在泰安，他自荐兼任校长。为了办好社会主义劳动大学，贯彻毛泽东、刘少奇同志提出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他呕心沥血，为农村基层组织培养了一批发展农、林、牧等事业方面的人才。
耀南处事稳健持重，凡事都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深思熟虑，坚持原则。但有时人们也说他“倔”。他的爱人王芳，抗战初期即参加工作，是大家公认的妇女干部。精兵简政时耀南以她文化低为由率先精简。抗战胜利后，专署充实定编，同志们一致提出，王芳同志一直坚持工作，应列入编制恢复工作。但他坚持不同意，以后多次机会，也都因他的坚持而未办理。王芳同志就这样当了一辈子家属。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凡是他认为不能办的事，坚决不办；凡是认定对党和人民有好处的事，“咬定青山不放松”，再难他也要干到底。在我们今天改革开放事业中，不是仍然需要这种精神吗？
耀南担任领导职务多年，所有接触、了解他的人一致公认有这样几点：他处处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以大局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他始终是人民的公仆，与人民同甘共苦，从不居功自傲；他为政清廉，从不以权谋私；他光明磊落，言行一致；他党性强，作风正，从不搞“小圈子”、“一言堂”；他团结同志，宽以待人。“无私功自高”，他就是以这几方面“过得硬”，在群众中树立起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形象，受到群众的衷心敬佩和爱戴。
1974年10月5日，耀南因患癌症，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他未给子女们留下什么遗产，却给人民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耀南的精神，将鼓舞激励后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思索、奋进！“一生奔走，皆是为国为民；两袖清风，方显其高其大”。同志们不会忘记你，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你——耀南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