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耀南同志很早．30年代初他在长清县县立第一小学任校长时，我是该校三十一级学生。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和蔼可亲、忠厚朴实的长者。我对他早年毁家兴学和发动农民运动等带有传奇色彩的义举早有耳闻，在校期间又接受他倡导的“教与学结合”、“学与做结合”一套教学方法的教育，对我追求进步思想，树立对社会、对民众的责任心，以及锻炼自立、自强的能力影响很大。“七七”事变后，他带动和影响了一大批爱国青年，投身我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其中相当大部分是他的学生和教育界旧交，为我党在长清乃至泰西地区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作出了突出贡献。
他担任长清县长和泰西专署、冀鲁豫一专署专员期间，我主要在区、县工作。建国后，他任泰西专署专员，我任泰西地委秘书长。到1950年，泰西、泰山两地区合并为泰安地区，耀南同志任副专员，我在地委负责青年工作。后来他先后任省卫生厅厅长兼党组书记，省林业厅长。这期间，我们在会议上见面多，平时联系较少。1959年底，耀南同志受到错误处理，由省林业厅下放到泰安，任泰山林场场长兼党总支书记，直至1974年10月逝世。而我于1961年春由济宁地委又调回泰安，先后任地委代理书记、书记处书记、副书记、书记等职。从1961年到1974年，我们的接触和交往密切，对他的思想品德和工作、生活作风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也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我于1961年春调泰安后，家住红门路地委宿舍院，与耀南同志所住的泰山林场宿舍相距不足300米，除工作联系之外，我还经常去看望他们夫妇两位老人，他有些想法也直接跟我谈。当时，耀南同志是“背着”处分到泰山林场当场长的，他把个人地位高低置之度外，从回到泰安起，就把自己的余生与泰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建设好泰山，成了他唯一的心愿和追求。当时由于建国时间不长，泰山建设刚刚起步，如何发展尚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方向。耀南同志认为，建设好泰山，首先要有一个好的规划。为了摸清情况，他不顾年近花甲，背着干粮、水壶，拄着竹杖，与林场有关同志翻山越岭，跑遍了泰山的每个山头，走遍了分布各处的9个分场，作了艰苦深入的实地考察，制定出了1万多字的建设泰山的发展规划。他曾不止一次地和我谈过建设泰山的设想，这些设想和规划既鼓舞人心，又切实可行；既立足当时，又富有远见，许多方面有独到的见解。那个时候他就提出“泰山是五岳之首，是国际、国内旅游胜地，必须把泰山建设成一个四季有花、无时不绿、树种丰富多彩的山岳公园”。为改变原泰山已有的多是松柏树种，经济效益低微的局面，他提出，泰山建设除“绿化、美化、香化”外，还要“经济化”，即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争取自给，然后再给国家作贡献。在当时林场一直依赖国家补贴过日子的情况下，他这种想法是独到而大胆的。为加速泰山绿化和发展多种经营，耀南同志不顾生活诸多不便，亲自带领全场职工，风餐露宿，不避寒暑，终年奋战在深山老林之中。几年间，泰山每年造林万亩左右，最多的1960年近1.1万亩，使原来稀疏的山林变得青葱茂密，由解放初期栽植的松、柏等单纯耐贫瘠绿化树，发展为种类繁多的天然植物园。泰山西路栽植了丁香、樱花、海棠、木梨、腊梅、雪松、龙柏等多种苗木花卉，竹林寺有了大片翠绿的青竹，三岔种植了苹果、茶叶、药材等多种经济植物。同时，耀南同志还克服重重困难，兴办并发展了东北梅花鹿养殖场、新疆细毛羊养殖场、养牛场、养蜂场、养鸡场等，既大大提高了林场的经济自给能力，也使泰山显现出了从未有过的生机。近年来许多外国友人游览泰山时，见到一些人迹罕至、险峻异常，甚至悬崖峭壁上也生长着茂盛的松、柏、花草，连连称奇，当听说这是耀南同志当年带领职工，吊着绳索开穴移土所种植时，都惊讶赞叹不已。
1962年，耀南同志从发展旅游业和改善各分场间交通和生产条件的需要出发，构思了修建盘山公路的宏伟规划，计划先修一段由天外村到竹林寺的简易公路。修这条路必须要跨越西溪这条大山涧，需要建座桥。在实地勘察时，耀南同志又亲眼目睹了群众担柴过涧时你攀我拉，爬上爬下，十分不便的情景，遂下定了修路建桥的决心。但一无资金，二无技术，实现这个计划谈何容易！当时周围许多同志都没有信心。’耀南同志力排众议，坚定不移。他亲自多次跑省林业厅，好不容易争取到11万元的基建经费，但只批准其中5万元用于建桥。他又四处求援。据我所知，他曾向在铁道兵工作的老战友安春华同志求援。铁四师驻泰某部曾派来技术人员勘测。经实地勘测，如不超出5万元预算，只能修建一座又矮又窄的简易小桥。耀南同志坚持“要建就要建好，要建得朴素、庄严、实用、坚固耐久，与泰山的风格浑然一体，要比大众桥、长寿桥好，避免将来不适用甚至返工。”他反复与林业厅交涉，又争取到11万元资金的机动使用权。他又请济南铁路局的专家修订设计方案。1963年初开始施工后，他干脆搬到工地附近住，昼夜靠在工地上，亲自指挥施工。施工的最后阶段，他曾找到我，反映资金不足，要求地委帮助解决。在资金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地委设法帮他解决了2.7万元。终于在1964年按照他的设想把桥建起来了，10多华里的环山公路也修起来了，耀南同志非常兴奋，他为该桥定名为“建岱桥”，以表决心建设泰山之意，并请著名书法家金菜题写了桥名。他还多次和我谈起要继续干下去，要把公路修到山顶。耀南同志就是这样，他实事求是，凡事经过调查，深思熟虑，不轻率决断，但只要他认定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事，一旦下了决心，就不管有多大的困难，百折不回，千方百计地干成。现在平坦宽阔的泰山盘山水泥公路，就是在当年耀南同志修建公路的基础上拓宽、延伸而成的，而建岱桥直到今天还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有这一切，都使人不得不佩服耀南同志的远见卓识与实干精神。
在建设泰山的事业中，创办社会主义劳动大学也是耀南同志的一大贡献。当时林场职工很少，劳动力严重不足，尤其缺乏有文化知识、有专业技术的人才。耀南同志深知人才的重要。他曾千方百计“招贤纳士”，但远远不能满足建设泰山的需要。因此，他经常思索，能不能走自己培养人才的路子。正好这时中央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对江西共大的指示和刘少奇同志改革教育体制的意见，给他很大的启发。他听说山东也要办“社会主义劳动大学”，喜出望外，反复找省里有关领导同志，坚决要求办“劳大”。省里终于决定在原定两处分校的基础上，再在泰安办一处分校，称“劳大”三分校，实行场校合一的办法，由耀南同志兼校长和总支书记。
1962年春，“劳大”开学了，六个班的学生都是从济南等地招收的社会知识青年。为了办好“劳大”，耀南同志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开学之始，一切都是从零开始。没有宿舍、办公室，就临时借用；没有教室，先在露天上课；没有老师，从其他学校临时选聘；没有教学计划、规章制度，他和师生们共同研究制订；没有教材，他发动教师们自己编写……。他顶住了种种非议，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培植这棵新生事物的幼苗成长。为了丰富办学经验，耀南同志亲自跑到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取经。回来后，他干脆搬到山上和师生们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段时间，只要我们见面，他就谈“劳大”的好处。他说，一可为共产主义事业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对党的事业有利；二可培养有文化的劳动者，学员可当技术员，可当工人，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利；三可开拓就业渠道，对社会、对家庭有利。他设想逐步开展，形成从中小学到大学、研究院的完整体系。他这种高度的事业心令我深受感动。
几年时间，耀南同志带领“劳大”师生，边学习，边建设，自己动手建起了一排排校舍，培育了一块块苗圃，造出了一片片绿林，办起了一处处养殖场、小工厂……泰山建设又融入了“劳大”师生们的心血和汗水。劳大三分校办得很有特色，曾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赞许。但到1965年底，面临办“劳大”产生的管理问题、经费问题、分配去向问题等一系列矛盾，省里决定“劳大”下马停办。对此，耀南同志心急如焚，多次到省里找有关领导同志，慷慨陈词：“‘劳大’是培养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没有任何理由停办。没有经费，我们自食其力，不要上级拨款．我还有200元的工资，再难也要办下去！”最后省领导决定同意让耀南同志继续把“劳大”办下去。
“劳大”从开始到结束，一共办了4年时间，培养学员700名。这些毕业生除留林场一小部分外，大部分分配到农村林业战线上，成为技术骨干力量。
“文革”中，耀南同志受到迫害，身体受到摧残，宿舍由原来的三间小平房，只给留了不到10平方米的一间小屋，住不下，他个人就到王母池庙里去住。有一次，我去看他，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没有停止对建设泰山的研究，他带着锨、镢，买来了书籍、苗木、种子，在院子里开出一小块土地，继续搞试验，琢磨着如何把泰山建设好，实现他的愿望。“文革”的严重摧残，加之于1972年春做了胃癌切除手术，但他仍以惊人的毅力与病魔作顽强的斗争，并在生命的最后时间，忍着癌细胞转移全身所造成的难以忍受的疼痛，仍经常不断地间及泰山建设规划进展情况。屈原在《离骚》中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耀南同志一生曲折坎坷，但无论何时，他始终不忘为党、为人民多做贡献。这句话对他也是很恰当的写照。
泰山现在已成为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被誉为安全山、卫生山、文明山，泰山的绿化和公路交通设施为中外游人所称道，已发挥出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这与耀南同志当年苦心经营奠定的基础是分不开的。泰山林场一些老职工和熟悉耀南同志的人，谈起或看到泰山的变化，都情不自禁地怀念耀南同志，他们说：“如果没有耀南同志当年领头艰苦创业，就没有泰山今天这个样子。”这种说法是客观公平的，一点也不过分。人生有限，事业永恒。耀南同志对泰山建设的贡献，利在当代，福及千秋，其功，绩将由巍巍泰山所记载。
耀南同志是真正的人民公仆，他一生艰苦奋斗，完全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从不为个人谋取私利，不计较个人的地位高低、名利得失，这是所有了解他的人，包括工作中对他持不同意见甚至是反对过他的人也公认的事实。回忆他早在青年时期，就抱定了为改革社会、造福人民“做大事，不做大官”的志向，义无反顾地开始了追求真理、救国救民道路的探索。1928年，国民党新军阀占领山东后，耀南同志曾积极发动组织农民协会，推翻了北洋军阀旧县政权，并当选为县农民协会筹委会主任。但很快他就认清了国民党反动腐朽的真面目，自己为农民谋利益的设想根本无法实现，就毅然放弃了每月40元大洋的高薪职位，回家去种菜。1939年6月，上级根据泰西抗战形势的发展，决定建立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由他任第一任长清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他认为“我是出来抗日救国的，不是为了当官。”后经上级说明了建立我党领导的抗日政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愉快地服从了组织的决定，并积极领导了全县人民抗日救亡工作。
1950年，泰西、泰山地区合并为泰安地委、专署，上级决定原泰山专署专员刘舜卿任专员，耀南同志改任副专员。当时泰西的一些同志对耀南同志改任副专员想不通，认为耀南同志是从1939年冬就任专员的老专员了，怎么也不该安排副职，私下里有些议论。耀南同志得知后专门召集有关同志开了会，他说：“刘舜卿同志入党的历史比我长，领导水平比我高，党组织是最清楚的。何况我们共产党人干革命，不是来争名誉、地位的，正副主次，都是为了工作。”并严厉批评了这些不利团结的议论。在以后的工作中，他十分尊重舜卿同志，支持和配合他的工作，为同志们做出了表率。
1962年，中央对反右斗争中处理错了的部分干部进行甄别平反。省委认为对耀南同志所谓“右倾错误”的原认定是不符合事实的，决定否定原结论，取销处分，恢复耀南同志卫生厅长职务。当省里通知耀南同志时，他曾找我商量：“逢五，你看去卫生厅好还是不去好？”我说：“你是怎么考虑的？”他坚定地说：“我想还是不去好。我向组织上申诉是为了搞清问题。现在问题基本上搞清了，我回去干不干厅长并不重要。我想还是留下来的好。我建设泰山的事业刚刚开头，就把余生贡献给建设泰山吧，你说呢?"对他的意见，我是深深理解的，他历来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勿须劝说，只有充满敬意。就这样，在厅长和场长之间，他毅然选择了场长。
耀南同志严于律己是出了名的。他对自己的要求近乎苛刻。他的夫人王芳同志，是1939年入党的老党员。抗战初期即随耀南同志参加了抗日工作，在长清河西办事处及其后长时间内，积极从事妇女工作、宣传工作和家属工作，接待来往干部，照顾伤病员。不知有多少同志在她那里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鼓舞起斗志和力量。她为革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深受同志们爱戴。1950年定编时，她本应列入编制，专署的办公室主任刘鲁夫多次向耀南同志请示，耀南同志坚持说：“她文化低，我能养得起她。”就这样，王芳同志从此成了家属。
耀南同志的子女都在外地工作，长时间身边无子女，只有他们老俩口一起生活，夫妇俩年龄大，身体也不好，存在许多实际困难，但他从未提过把子女调到身边，直到他病重手术后，组织上感到急需有子女照顾，才把他的小女儿张若明同志由湖北调来泰安。
耀南同志也是廉洁奉公、密切联系群众的典范。他在泰安可谓是有威望的老同志．50年代初即定级为行政十级。但他艰苦朴素，从不讲求个人享受。1959年回泰安后住在不足30平方米的旧平房中。买粮总是自己亲自去，不让别人代劳。他有时去北关粮店买粮正好路过我家，经常到我家喝壶茶，歇歇脚，平易朴实。但他对同志却十分宽厚热情，不管战争年代的老房东，还是老部下、老战友来探望，他都是自己掏钱热情招待。我记得有一次任湖北襄阳地委副书记的尹笠夫同志，从北京开会路过泰安看望原泰西地区老同志时，我提出由地委负责招待，耀南同志就是不同意，坚持让客人吃住在他家。他个人生活粗茶淡饭，十分节俭，却经常拿出钱接济一些生活困难的职工群众。这方面的事例很多。如林场一位叫李忠友的职工，不幸丧妻，撇下两个小孩，小的不满周岁，无力抚养，一度想把孩子送人。耀南同志知道后，多次登门探望，他说：“先把孩子送你岳母家寄养，我每月定期给她5元钱。”平时还经常接济些面粉、红糖，逢年过节就多给10元或20元，给孩子添件新衣服。后来这两个孩子都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有的职工家中被盗，生活发生困难，他也拿出衣物和部分工资接济。甚至连驻地附近的社员有困难，他也慷慨解囊相助。他把群众的疾苦挂在心上，也得到职工群众的尊敬和爱戴。“文革”期间，“造反派”责令职工食堂克扣耀南同志的口粮，让他光吃地瓜干，但职工是拥护耀南同志的，有的职工就暗地送些煤炭、粮票给他。食堂职工还以不伺候“走资派”为由，将耀南同志的粮食供应关系转到北关粮店，这样则可以让耀南同志按国家标准吃上了有粗、细比例的口粮。所有这一切充分反映了耀南同志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反映了他与人民群众的鱼水真情。
春蚕到死丝方尽，无私奉献为人民。回忆耀南同志在泰安的这段历史，使我对他更加敬仰和怀念。耀南同志始终如一，全心全意为国为民的崇高思想境界；艰苦创业、勇于开拓实干的强烈事业心和责任感；’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名利得失的高尚情操；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清正廉洁，密切联系群众的优秀品质，都是值得我认真学习的。耀南同志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永远是我的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