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南同志是我的恩师，我在长清县县立第一小学求学期间受到他的直接教诲，他也是我的启蒙老师。他的思想品德、民主作风，对事业孜孜不倦的追求、对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都给了我一生深刻的影响。他让我最钦佩的：
一是严谨的治学态度。他不仅自己授课，他对教师的教学质量要求也是严格的，他聘请教员很注意知识水平和教学经验。新来的教师上课，他时常坐在教室后边听课，发现什么问题能同教师共同研究探讨，以改进教学。他很注意启发学生自学的积极性，对课外学生自习课的管理很严格，除了他亲自深入教室、宿舍检查指导学生的晚自习外，还建立教员分工负责指导学生自习的制度，级任教师更是责无旁贷。因此长清县第一小学教学质量高是全县群众公认的，以致于家长宁愿长途跋涉带上口粮把自己的子弟送到一小读书，也不愿让孩子就近入学。
二是他的教育思想是进步的，从不墨守陈规。他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的结合上进行了若干探索。他强调教育学生不仅要有文化知识，还要有生产劳动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本领。他组织学生自治会，让学生参与学校的有关管理工作，如：伙食、图书馆、消费合作社、壁报、校园的劳动基地等等，根据学生的年龄、爱好、特长，分工组织起来参加管理。我在五六年级时，就是校消费合作社的管理员。合作社设在教室三楼顶上的一个房间，是临时用木板隔起来的。主要经营学生学习用品，课外活动时间开门营业。学校还开辟了生产劳动实验园地，让学生直接参与种植果树、蔬菜、喂养鸡、鸭、蜂等，耀南老师亲自带领学生干。通过这些有组织的课外活动，增强了学生的劳动观念及参与社会实践的才能，同时也获得了丰硕的经济成果，如成群的鸡、鸭及鸭梨，柿子等水果蔬菜，既改善了生活，又增加了收入。
三是很注意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他在纪念周会议上经常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个好的学生、公民，应为国家的振兴贡献自己的一切。他沉痛地讲述我国历史上与帝国主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他教育学生当国家需要的时候你们要站出来。他尖锐地抨击社会上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不平等现象，提倡民主、平等、自由。“九一八”事变以后他更加公开的发表讲演，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号召抵制日货。我后来毅然参加了抗日工作，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与耀南老师的启蒙教育是分不开的。
1937年2月，我在师范毕业后，耀南老师聘我回母校任教，担任三、四年级级任兼全校音乐课。当时是西安事变后，国民党煽动的反对“西安事变”的空气一度上升，长清县抗日力量与拥蒋力量斗争很激烈，耀南老师没有被拥蒋派的嚣张气焰所压倒，坚定的站在抗日力量一边，他反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径，他组织学生宣传队到街头宣传抗日，宣传亡国奴的惨痛状况，张贴抗战标语，批判不抵抗主义。支持我与青年教师董荣轩在学生中教唱《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慰劳伤兵》、《救亡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全校师生员工被抗日的空气振奋了。第一小学的这些做法，在全县所有中小学中是最突出的，因此引起了反动势力的密切注视和当局的不满，他们支持拥蒋派压制学校的抗日空气。县教育局决定撤销张耀南老师的校长职务，后因日军占领山东德州向济南进犯，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及10万大军不战而逃，长清县危在旦夕，敌机天天轰炸，国民党当局忙于逃跑，撤销耀南老师校长职务的决定没来得及发出。这时已是1937年底，学校已不能继续上课，耀南老师召集部分高年级的学生、进步教师开会。他说长清即将失守，学校是办不下去了，我们绝不能当亡国奴，但也不到大后方去，要脱下长衫到农村去，等待时机，敌人来了跟敌人干。
1938年2月（农历正月初），我在长清城北农村小芦庄接到靖茂泉同志送来的魏金三等同学的信（后来知道是党组织决定发的）．要我到长清城南坛山村参加抗日工作。接到信后我苦闷的心情豁然开朗，我看到了希望，决心马上离开家去参加抗日工作，但我的家庭有阻力，多年相依为命的老母亲认为在那种混乱的局势下，一个女孩子独自出去不放心，我向他说明了我不能在家当亡国奴，何况年青的姑娘在日军统治下不会有好结果，我在家你更担心。但她仍然顾虑很大。后来靖茂泉同志去给她讲了，参加工作的这个地方很多都是同学，耀南老师也在，是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是他让我来的。我母亲听说是耀南老师让我去的，欣然同意了。她说：“孩子交给耀南老师放心，他不会往坏路上领她。”这样我作了简单的安排后，便正式脱产参加了抗日工作。没有耀南老师的威望，我是很难说服我母亲的。耀南老师为什么得到我母亲的如此信任呢？大约是1933年左右，耀南老师为了解决子女、侄子、外甥们的学习，在学校附近安了个临时的家，由师母王芳同志负责照顾孩子们的生活，这样可以节省些学费。他这个临时的家，就住在我家北院，由于较长时间住在一块，耀南老师的为人正派，待人诚恳和蔼，对子女的严格教育，家庭的简朴，都给我母亲留下深刻的印象，以后耀南老师不在我家，我母亲提起来总是说：“你老师可是个好人啊！”
我参加工作后没有同耀南老师在一个单位，只是1939年他任长清县抗日政府县长时，我任长清县妇救会长。1940年他任泰西专区专员时，我任泰西专区妇救会长。他对我的工作给予很大支持，以后多年来我调离泰西地区，耀南老师的工作也几经调动，但师生之情是永存的。
文化大革命后我一直打听耀南老师的下落，后来知道在山东，但哪个单位不清楚。1972年，山东一位老同志去世，我同老伴去济南参加追悼会，从山东省委组织部打听到耀南老师的工作地址在泰安。我同老伴专程去泰安看望了我的恩师耀南老师，他见到’我们非常高兴，兴奋地连声说：“没有想到你们来，太感谢啦！”老师母也很高兴，忙着招待我们，并告诉我文化大革命你老师被打成“三反分子”、“走资派”，以及耀南老师带病被批斗的情况。但耀南老师对此一字不提，总是滔滔不绝地谈他最感兴趣的话题——建设泰山的经过和今后的建设设想。这时他身体的情况已经很差，却兴致勃勃地拄着拐杖领着我们走了很多山路，观看他多年苦心经营的成就，看了他亲自领导兴建并亲自拟名的“建岱桥”及修建的简易盘山公路。听了他今后如何继续修建山路、充分利用水源发展林果业、畜牧业的宏伟规划。我们说：“建设泰山的规划很好，但你还要注意身体，目前还应以治病为主。”他说：“我准备在有生之年为改变泰山的面貌多做些工作，我要为泰山建设服好务。”听了他的一番话，我很受感动，他虽然经过文化大革命，虽然身患重病，都没有挫败他坚韧不拔的意志，没有改变他对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从他身上我真正看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
1974年春我在天津，听到王法运同志（耀南老师的表侄，他在部队工作，住天津）说耀南老师病重，我很担心。我有意接耀南老师来天津，请专家金显宅教授诊断一下。我同王法运同志商量，他非常同意，并积极与耀南老师联系，征求他的意见。几天后王法运同志告诉我老师同意来，我们都很高兴，法运同志在他家为耀南老师安排了往处。不久法运同志把老师接来天津。他见到我们很高兴，说：“我愿意来天津，来看看你们。”但一眼就看出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是在勉强支撑着。我同我老伴问了他的病情，他让我们看了他脖子上的疙瘩。我安慰他说：“金显宅教授算是全国最有名的专家，他可能有办法。”老师摇了摇头，没说话。看样他很清楚他的病情严重，但他处之泰然。他愿意来天津很大的因素是想同老同志们见见面。到天津的几天，他一直很高兴，跟他来的同志说；“他来到天津话也多了，吃得也多了。”我老伴同耀南老师商量，是否可以去起士林吃西餐，他也同意了，而且那一次吃得还不少。他在吃饭时同我们谈的仍是过去的工作，山东的一些老同志的情况，泰山林场的情况，对他自己的病仍然不谈。请大夫看后，给开了点药，表示没有更有效的办法。耀南老师在天津住了几天后就回泰安了。走时我说：“老师你身体好一些时，可同师母一块再来。”他说：“尽量争取吧：”没有想到他回泰安没多久就与世长辞了。天津这次与老师的见面竟成了最后的一面。
1974年10月10日，中共泰安地委为耀南老师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去了很多耀南老师的学生，我也去参加了，我见到了年迈的老师母，看到他们仍然很简朴的家，思绪万千。几天来我与老师的其他学生一样，悲痛的眼泪一直不断。耀南老师永垂不朽，将永远活在学生们的心目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