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南老师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1年了。21年来，我一直想写点东西悼念他，寄托我的哀思和崇敬。这次在他逝世21周年之际，我专程谒墓，一定要完成这个宿愿。可是作为他的学生和部属，由于种种局限，我不可能写他完整的一生，写他在斗争中的决策、行动和重大作用，只能写我个人和他接触中的一些感受，只能写他那“伟大的平凡”。
列车驰向齐鲁大地。我的思想也象进入了“时空隧道”，回到了59年前的长清。耀南老师的形象跃入我的脑海。是他引导我走出了人生道路最关键的一步。首先是让我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接受了科学与民主的启蒙教育；接着，是他把我送入中学大门，接触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懂得了真正抗日救国，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全面抗战的大道理；最后，还是他引导我走进了革命队伍，成了一名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战士。耀南先生！耀南老师！你是我的恩师！是我的引路人啊！
我小时候叫刘化东，家住县城东南20多里的一个叫“北套”的贫困山村。这里山多土薄，全村只有一口水井，我的家是与叔父母合居的大家庭，从我记事起就有10多口人，只有七八亩山地。上有爷爷奶奶，下有我们姐弟一群孩子，因此，就在平常年景，也是糠菜半年粮。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到冬天，寒冷的夜晚，最需要喝L1热的暖暖身子，可是因为少粮缺柴就连这也做不到。记得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因喝不上一碗热汤身上发冷而啼哭时，慈祥的母亲只能把我搂在怀里。这里，父亲在昏暗的油灯下，用颤抖的语调对我说：“孩子！要好好读书，长大了我不求你高官厚禄，等爹老了，做不动了，晚上能有碗热汤喝喝，热乎乎地上炕，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此情此景，几十年后，我想起来还潸然泪下。按这种家境，我本来是上不起学的，幸亏我父亲读过几年私塾，练得一手好字，在城里当“录师”，给人家抄抄字，挣几个钱补贴家用。而我又是在三个姐姐之后最大的男孩。从爷爷奶奶起全家都视为“宝贝”，生活上娇惯，教育上经常灌输“扬名显亲，光前裕后”的思想和“悬梁”、“刺骨”、“囊萤”、“映雪”的典型，读书十分用功，年年都考第一。所以家里省吃俭用，供我上完了初小四年。可是到了该上高小，不要说交不起学费，光带干粮也是大问题，没办法！只好辍学。白天干点农活，晚上跟一位老先生读点<论语》、《孟子》、《古文观止》之类的书。当时私塾的所谓“蒙学”照例是不开讲的，只教识字、句读，再下来就是背诵。所以，古文虽背了100多篇，但是不要说它的深意，就连字面也是囫囵吞枣，似懂非懂，加上和现实生活距离太远，越学越感到乏味。这时，我见到了长清县中毕业后在我家邻村教书的亲戚张泰祥（即张治安）．他对我讲了些平等、自由、博爱之类的新思潮。他的话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我便很想进城上学见见大世面。可是家里实在太穷，交不起学费。有一次他对我说：“不要紧！东关小学（即长清县县立第一小学）非常有名，而且不收学费。校长张耀南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曾毁家兴学，破产而不悔；他曾领导四乡农民打倒贪官污吏，枪毙了军阀县长边兰舫，被选为农协主任；又因为不愿和那些国民党新贵们同流合污，愤然辞职，当了小学教员。尽管当局不喜欢他，但还是被全校师生推举为校长。能跟这样的老师做学生，一定能长学问、长见识，将来成为国家有用之材！”这些话太鼓舞人了，我下定决心，不顾家里反对，非到城里闯闯不可。于是我约了与我同班同学的院中哥哥刘永安，在1935年10月偷偷去了县城。到了东关小学，首先找到了总务主任季老师。他耐心地听了我们的来意，表示十分同情，但他说：“时间太晚了，这学期只剩下两个月了，这样的‘插班’我实在做不‘r主。”沉默了一会，忽然他向我们身后一指说：“哎！要不！你们找那位老师说说看！只要他同意就行了！”我回头一看，操场那边走来了一位身材高大、面色红润的人，穿着一身中式蓝色短衣褂，看装束象个庄稼人，可是朴素中透着儒雅，刚毅里带着谦和，令人肃然起敬。我们转身向他奔去，他面带微笑用慈祥的目光注视着我们问：“小同学，你们找我有事吗？”啊！见这位先生望之如泰山壁立，就之如春风泰和，立即增加了说话的勇气。于是我迫不及待地倾吐了对学习新知识的渴望和不怕困难迎头赶上的决心与信心。他一直静静地听着，不插一言，直到我无话再讲时，他才十分平缓地说：“好吧！收下你们俩就是了，插到新班（三五级）学习，到期终考试及格就跟着学下去，不及格跟下一班（三六级），好不好？”真没想到，问题的解决居然这么容易，好象做了一场梦。事后我才知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张耀南校长！我和他一不沾亲，二不带敌，他为什么这样做呢？过了许多年我才逐渐悟出了道理：这完全是出于他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对贫家子弟的同情和对好学上进学生的鼓励！
家里老人当然也十分高兴，给我准备了一包高粱煎饼和芝麻盐，送我进了“洋学堂”。入学以后首先想到的是争取生存条件，期终考试要达到及格，而这是很难的啊！《国语》的功底我还有一些，《数学》、《自然》可就不行了，因为在农村根本就没好好教过。我夜以继日她学习请教，“功夫不负苦心人”，到期终考试我居然名列第九，算是乙等第一名，稳固地取得了继续学习的地位。为了不辜负家人的期待和老师的厚望，我学习一直很刻苦，“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教科书，”对那些课外看小说打球的学生不屑一顾。学习压力大，营养又不行，我当时是全班最瘦最矮的学生。有一天课外活动，别人都在玩，只有我一个人在校园角落里啃书本，被耀南老师看到了。他亲切地拍了拍我瘦骨嶙峋的肩膀说：“化东，你很用功啊！你考试成绩不错，继续努力，考入甲等毫无问题！不过我得劝你几句，不要光盯着学习成绩和名次，光读教科书是不能成才的。要读点课外读物，还得多参加实践活动，“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啊！再是你身体太弱，身体不好，满腹经纶也没有用，做不了大事，所以要参加体育锻炼。”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从此以后，我改变了读死书的作法，开始打篮球、网球、乒乓球，逐渐尝到了体育锻炼的甜头，我的读书兴趣也变广泛了。读朱自清的散文，郁达夫的小说和诗，也接触了鲁迅先生的小说和杂文等，大大地开阔了视野，增强了认识能力。1936年暑期前，我还参加了全县高小演讲比赛，题目《科学教育与救国》是张耀南老师亲自拟定的，班主任王蓬莱、还有董世华老师帮我拟制和修改讲稿，并教我表情、手势、动作的配合，一举手、一投足都不要走样。耀南老师看了我的预讲后说：“演讲首先讲内在功夫，要有充分的自信，相信自己讲的是真理，相信真理能打动人。因此，要排除一切杂念，侃侃而谈，至于手势动作自然而然就跟上了！”这话讲得真透彻，我照着做，讲演时忘了“自我”，进入了“角色”，最后得了第一名，领了不少奖品。但更重要的是对我精神上的鼓励。
由于接触较多，我和耀南老师的感情就日益密切了，他从学习、生活、待人处事、未来理想、现实行动，都给了我许多指导和规劝。他循循善诱，加之他和劳动人民心心相印的情感，所以讲起来总是娓娓动听。他在我心目中成了做人的楷模，崇拜的偶像，真善美的化身，成了不是父母胜似父母的人。
高小毕业后，面临的就是考中学。可是这时由于时局动乱，我父亲丢了在城里“抄字”的差使，家庭生活更为拮据，要上中学可以说“难于上青天”了。难道我就这么中止学业吗？我苦闷、彷徨、近于绝望，只有找耀南老师去倾诉衷肠了。哪知耀南老师沉吟半刻却安详地说：“现在县中有个暑期补习班，是在济南省立师范上学的夏方林（即夏页文）、董玉泉（即董涛）、吴志笃几个人办的，他们是我的学生。县中已经同意结业时前三名可以免试入学，我介绍你去，他们会帮助你的！”我本来只是想向老师吐吐闷气，没想到老师又给我指了一条明路，而且是更加光明的路。事后我才知道夏老师是共产党员，是奉党的指示以补习班为掩护，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的。我是耀南老师介绍的，又是个穷孩子，当然和夏老师他们亲近。通过他们的介绍和教育，我才第一次知道，中国已经开天辟地产生了代表劳苦大众利益的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知道了党的领袖是毛泽东，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是一支英勇善战、所向无敌的队伍，已经完成了万里长征北上抗日，知道了中国共产党一些杰出的人物和红军中智勇双全甚至传奇式的英雄将领，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是放手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也知道了建立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意义。革命真理开始在我心中闪光，我有了初步觉悟。这时准备考试倒成了无所谓的事了，但结业考试我还是在前三名。毕业后，我报考了县中和省立一中，结果都上了榜，县中还是第五名。然后，我怀着一种兴奋而又失望（上不了学）的复杂情绪准备回家了。
又是一件没想到的事发生了。补习班结束，夏老师他们三人在“文升园饭庄”聚餐，却把我也请去了。饭后，夏老对我说：“耀南老师的意见，你还是应当上中学，我知道你家境贫寒，我家经济条件还可以，现在我先给你12块大洋，够这一学期的书费和两个月的膳费，其他的以后再说。”就这样，在这两位老师的帮助下，我成了一名中学生。
这时，“七七”事变已经爆发，济南临近陷落，我们学校奉命南迁。叫我随校南逃，心实不甘；我想当兵抗日，可军队都跑了。这时我又迷茫地面对十字街口，我又一次去找耀南老师。
在耀南老师的办公室里，我第一次碰到魏金三同志，他是奉党的指示回长清工作的。他也是耀南老师的学生，因此谈话也不回避我。当时他们正商议组织抗日动员委员会，宣传动员群众参加抗日后援活动问题。他们问我自己的想法，我毫不犹豫地说“我要当一名军人，打日本，救中国，决不当亡国奴！”他俩对视了一下，会心地笑了笑，异口同声地说：“好”！然后耀南老师告诉我：“不要随县中南迁，先回你家北套村，那里远离大路，比较安全，在家等消息，过不了多久，包你能当一名最理想的抗日军人！”“最理想”三个字顿挫有力，微笑中透露着神秘的目光。我当时自然不懂其中的含义，但老师说的肯定没错，我眼前出现了希望的曙光。就这样，我离校回家了。
1937年底，韩复榘不战而逃，济南失守，家乡沦陷。接着，在我家北面大彦村，发生了日军屠杀无辜村民的大惨案。我痛苦！烦闷！愤怒！盼星星，盼月亮，等待着成为抗日军人，为死难同胞报仇。终于这一天叫我等到了。1938年4月间的一天，一个身穿便衣、腰胯匣子枪的中年人专程找我，交给我耀南老师的亲笔信（他叫杜鹤泉，是为耀南老师作警卫的，后来牺牲了），要我迅速到大峰山下岚峪村去找部队。我立即联络了宋村名叫董玉树的同学，在麦子发黄的时候，悄然离家去找部队，走到南潘庄就碰到了要找的大峰山独立营一连，没想到我的几个老师和同学已先期参军在此。老师有夏页文、董涛、吴志笃等，同学有张刚、唐琪、石子美（石广成）等。连长曹洪胜是个年轻精干的红军干部，指导员谷鸿年是个延安来的大学生，很有风度，也很会做思想工作。当天他在全连集合出发前向大家作了介绍，欢迎我们两个参军的中学生。8月份，唐琪同志受夏页文同志的推荐和委托介绍我参加了“民先”。1939年初，又由魏金三、崔健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我还不满16周岁），我开始踏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万里征途。
一个人的路固然要靠自己走。但是正路、歧路，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自己如何把握住“机遇”，我想，我这一生如果不是遇到了耀南老师，那就连高小初中都上不了，更不要说如愿地成》？一名革命军人和共产主义战士了。
我庆幸自己的机遇，万分感谢引我走上革命大道的张耀南老师！
二 单写我个人直接感受，还不足以揭示耀南老师的精神风貌。耀南老师和我，如前所述，没有任何私人关系，他对我的关怀也不是私人感情。其实，他对所有的学生都一视同仁，都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儿女看待，希望他们成为国家和民族的有用之材。为此．他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表现了他“教育救国”的恩想完全是出于至诚。
耀南老师生于世纪之初。在前半生，为了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上下而求索”，走过了一段艰辛的思想发展历程。他信奉过儒家思想，但是共和制度的建立使他觉醒。他也信奉过三民主义，又由于国民党的腐败使他的信仰幻灭。后来通过抗日救国活动，使他接近了共产党，最终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在这之前，他还信仰过“教育救国”思想。解放后我们有过一次深谈，讲到这一点，他说：“不摧毁旧的社会制度，单靠教育是不能救国的！现在想来当时是太天真了！”如果历史地看待这些问题，那个时代的先驱者，几乎都经历过这种曲折过程。就“教育救国”来说，还要看用什么思想教育学生。“九一八”事变后，耀南老师用爱国主义教育学生，这和党的主张是吻合的。使许多学生通过这个阶梯，接近共产党，为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培养了大批人才，输送了大批干部，也确实为救国做出了贡献。
他执教十几年，“门墙桃李”也数以千计，绝大部分都参加了革命，其中不少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壮烈地献出了生命。幸存下来的人，在党、政、军各个部门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也数以百计，他们在不同战线、不同岗位都为党的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应该说都包含了耀南老师的心血和汗水。
特别要提一笔的是耀南老师的子女、都和我一样也是他的学生，如大女儿张文心、二女儿张明（明心）、儿子张明磊（玉心）、最小的女儿张若明（镜心）（在抗战前还未上学）．他们都是在党的培育下，革命的熔炉中锻炼成长的。特别是张明磊，1938年才9岁，就来到了大峰山游击队的“兵营”里了，后来因年龄太小，被送到学校学习，后来一直在军队基层和机关工作中锻炼成长。还有他侄子张杰心（即张刚）已在解放战争中光荣献身。侄女张慧心和女婿董炳宇同志，与我既是同学又是战友，他们饱经沧桑，历尽坎坷，在不同的岗位上担负了重要的职务，对革命和建设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也许有人认为，把一座小学的教育说得这么高是否过份，我认为这是世俗之见。正如不能把一个人的职务高低和能力大小、品德优劣、贡献多少等同一样，决不能因为耀南老师领导的只是一个东关小学便低估他的影响。否则，产生这么多的优秀人才，就是不可思议的了。
耀南老师是怎么教育学生的呢？他的培养目标、教育方针、教育计划是什么？作为一个学生是不可能深知的，我只能从现在的回忆，谈谈个人的体验。张校长不止一次地讲过，要学生“进可以为国出力，退可以自食其力”，要“做大事，不做大官”，我认为这是他的教育目标。为国家民族培养做大事的人才，退一步说也不要成为“孔乙已”式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废物，更不能成为危害社会的国蠹民贼。从学校的教育内容和活动看，我认为学校的教育方针是德、智、体、劳并举，突出爱国主义这一时代的主旋律。
耀南老师很重视德育，他也主张打倒“孔家店”，但并不全盘否定儒家思想。他经常教育学生要孝父母、尊师长、爱同学。要同情劳苦大众。但在民族危亡之关头，他最为重视的是爱国主义教育。尤其在1935年以后，“何梅协定”、“冀东事变”之后，}j军吞并中国的野心已是昭然若揭，学校对学生抗日救国的教育进一步加强了。与此同时还由董世华教学生大唱救亡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等，学生学得认真，唱得很有激情。所以“七七事变”后，平滓流亡学生路经长清，听到我们的歌声感到十分惊奇，由衷地佩服学校爱国主义教育抓得成效显著。可以说这是学校教育的主要特点。学校教育的另一特点是“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本来是马克思的思想。解放后毛泽东同志把它定为我国的教育方针。这些耀南老师当时当然不可能知道，但他摧崇陶行知先生，推行平民教育。为了减轻学生的学费和膳食费负担，为了使他们退而“能自食其力”，也为了使学生不要忘了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保持劳动本色。所以，他亲自教“劳作课”。当时没有条件办现代化工厂，学校主要是利用校园广阔这个方便，大搞种植和养殖。我们除了种菜外，还种了许多果树，桃、李、杏都有，但主要是梨树。此外还种桑养蚕，养北京鸭和来亨鸡。耀南老师亲自授课并带领学生边学、边实践，身体力行。所以，我们的校园，一到春天，满树繁英，灿若云锦，遍地鸡鸭，皎如春雪；到了秋天，枝垂金果，叶笼红烟，别有一番境界。当尝到自己劳动果实时，心里分外甜蜜。也深感稼穑艰难，“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格言也体会更深了。
学校的劳动所得，除了补贴师生的伙食外，主要是用来改善教学设备。我们建了两个篮球场，一个排球场，还有网球场，乒乓球台，有标枪、铁饼、铅球、单双杠、田径沙坑都很规范。学校还利用劳动所得组织“第二课堂”教育，于1936年秋，学校组织学生去济南市旅游参观，接受社会教育。不知别人怎么样，我可是第一次进大城市，第一次住客栈，第一次看电影，甚至还是第一次进澡堂。但是，我感到收获最大的是，参观了“仁丰纱厂”和“清华造纸厂”之后，使我这个山村农民的孩子，第一次看到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壮观场面。真是开眼界，长知识，使人振奋。我想，这也许是耀南老师组织这次活动的目的所在吧！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使学生全面发展，全面提高，耀南老师特别重视师资队伍建设，这是学校的又一特点。只要是爱国的，有真才实学的，不管政治信仰、背景如何，他都设法聘来。当时蒋介石主张“攘外必先安内”，抗战爱国有罪，妥协投降有理。因此，学校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我们的数学老师盂绍周造诣高、方法活，把枯燥的数学讲得津津有味，给大家印象很深。教《自然》的张仁卿，教《国语》的韩润川、王蓬莱都是学问渊博、品格很高的人。《国语》教员既讲文学又讲历史，又进行抗日救亡教育，很受学生欢迎。尤其要突出讲一下的是董世华老师，他是民先队员，这个情况耀南老师当然知道，但是张校长支持他，信任他，因而使董老师成了革命思想的播火者，成了学生仰慕的对象，成r进步青年的核心人物。
春华秋实，收获来自耕耘。由于在学校教育中埋下了火种，所以，“七七事变”爆发后，党在大峰山举起了义旗，学生们纷纷投身革命，大峰山的革命队伍和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所有这些成果，都反映了耀南老师办学的功绩，耀南老师当然地成了我们这些学生共同的革命引路人。
三
张耀南校长永远是我的老师。在学校他当然是我的老师，在离校入伍后他同样是我的老师。而且，凡是长清出来的革命青年，即使不是东关小学的学生，大都也尊称他为老师。这不仅表现为称呼（耀南老师当过县长、专员、厅长等，可我们从来只称他为老师），从根本上说，是他以自己的品德学识、高风亮节在继续影响教育着我们，而他作为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者，这种教育和影响应当说是更为深刻了。
我记得的第一件事是我刚刚入伍时。先我入伍并参加过“马湾起义”的唐琪同学对我述说过耀南老师的一段经历：就是1938年2月，党派地下党员魏金三、夏页文回长清和耀南老师以及上级派来的同志一起组织抗日武装。由于耀南老师在各界的广泛影响和在知识青年中的崇高声望，所以，队伍很快就组织起来了。开始叫“抗日军”，大家推举耀南老师为军事委员长，不久整编为自卫团四大队，耀南老师成了大队参谋长。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到了4月，改编为独立营时，耀南老师又成了营部“副官”。对此，大家议论纷纷，有的甚至说“不干了”。我那时才15岁，听了之后，觉得太不公平。有一天，我在岚峪村见到了耀南老师，劈头第一句话就说：“怎么搞的！太不……”耀南老师见我满脸愤懑，立即伸出那双宽厚的大手制止了我。然后，很平缓地说：“记得我给你们讲过，要做大事不做大官！现在的大事就是抗日，只要能让我做这件大事，当兵都行啊！有的同志因为我没当上‘大官，就不干了，要回家，连大事都不做了，这就叫糊涂。做大事不做大官，今后我要这样做，也希望你们不要忘记这条原则！”聊聊数语，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这种身教、言教的统一，对我影响太深刻了。
对耀南老师这种不公正的安排，很难说是哪个人的责任，应当说是历史的错误。因为当时还未进行延安整风，“左”的影响还象一种痼疾在影响着党的工作。因此，魏金三同志也左右为难，爱莫能助。直到1939年1月，在泰西特委书记段君毅同志关怀下，耀南老师才加入了共产党，结束了他“党外布尔什维克”的生活，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随后又被民主选举为长清县长、泰西专区专员等职务，挑起了更重的担子。我也随部队升编为野战军，离开了大峰山区。从此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
耀南老师对我的第二次教育，已经是在1953年了。当时我作为一个团级干部被送到南京军事院校学习。我在入校刚刚一个学期，即因学习成绩优秀被选作教员工作了，这是我万万都没有想到的事。我那时年届“而立”，自信中带着自负，进取精神中夹杂着权威地位观念。很想学成以后回部队轰轰烈烈大干一场，根本不想当这个“教官”，做无形的工作。因此，反复向领导解释，甚至有意贬低自己，但全都无用，心中郁闷莫名。于是我借1953年暑期休假，去了济南，看望正在担任山东省卫生厅长的耀南老师。先赴耀南老师家，师母王芳同志正在忙家务。寒喧后我问她在哪里上班？师母笑了笑说：“在家上班！”我感到奇怪。她1939年入党，做妇女工作，现在怎么在家呢？师母解释说：“1943年精兵简政，你老师带头把我减了下来。不过那时我仍然工作，没职务也不碍事嘛！解放后组织上提出给我恢复职务，你老师不同意，说现在国家百废待兴，困难很多，用不着再占个名额，享受干部待遇了！”说得很平淡，很坦然，没有一句说教，但我听了很受感动，联想自己不愿按组织分配当教员，又感到很惭愧，在瘦小的老师母面前，觉得自己这凛凛七尺的男儿之躯变得很渺小了。这时，耀南老师开会回来了。在吃饭时，我谈了自己的感想，耀南老师大笑起来，对我说：“你师母老了，你可是风华正茂，二十八九正当年啊！思想认识可得端正。”接着又是他的口头禅：“什么叫做大事？宣传马列主义就是件最大的事！中国革命的胜利靠的就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现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干部不懂马列主义，用什么和实践结合，盲目实践是要出乱子的，过去我们的教训还少吗？？他又说：“过去我办学校，宣扬马列主义是犯法的，只能偷偷摸摸，拐弯抹角讲一点，现在叫你占领讲台，扬眉吐气地讲马列主义，这多幸福啊！”组织上的多次谈话，老师的开导，师母的影响，促使我下定了当教员的决心。第二年我又考进了中央高级党校师资部学习，毕业后，无论是当教员或做教学领导工作，院校政治工作，我都安下心来努力干好，总算是没有愧对老师的教诲吧！
卫生厅是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我在他家坐的时间不长，就有几个人找他，有老中医、老西医，青年卫生工作者。我发现他们之间关系非常亲密。当时正是“三反五反”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之后，有些同志有委曲找他倾诉，他总是耐心开导，“不对头的地方，也给以善意的批评，谆谆教导叫人心服口服。这些人走后，他对我说：“这些同志都是不错的，有的人是有毛病，但那是个教育问题，不能象有些人那样，动不动就要处分、处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长一棵树要好多年，要砍只用几斧子。党培养一个干部更不容易，我们不能轻易葬送他们。”我听了感到他还是象当年爱护学生一样爱护这些干部，我虽然是个教员，但他才真正配称“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呢！
后来我听说，正是由于这一指导思想，在五七年反右斗争中，他对厅里的所谓右派，主张“冷处理”，迟迟没上报。接着，在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他又有所谓右倾言论，受到了党内和行政上的严重处分。这件事对我震动太大了，难道不整人就该挨整吗？1960年，耀南老师去北京探亲，那时我在总政治部组织的教材编写组。老师听说后风尘仆仆地专程去看我。当他刚刚坐定，忽然看到我在编的《政治经济学》的稿子，拿起来一翻，指着其中的一句：“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大声问我： “你说说看，根据我们现在的生产力水平，把农民集中起来，搞什么大兵团作战行吗？”当时在场的有总政宣传部的负责人和各大院校的同志，应该说都是好人。可是，总政严格规定，不准过问地方政府的事情，我不能不有所顾忌。我说：“这里同志都在工作，咱们说话会影响他们，还是换个地方谈吧。”于是我把他领到我们住所对门铁道兵政治部。副主任张治安、部长石仲白是耀南老师的学生，于是我们四个就敞开胸怀谈了起来。耀南老师对贯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各种问题如共产风、浮夸风、平调风、干部的粗暴作风、公社食堂的大锅饭、大炼钢铁中砍树、砸锅等都一一摆了出来。讲一个问题问一句：“你们想想，这样干符合马列主义哪一条原理？”他情绪激动，忧虑地说：“我们国家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后来他谈到自己由于“包庇右派”和“右倾召论”受到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行政降级的处分，语气却十分平和，似乎不屑一提，哈哈一笑说：“我现在是泰山林场的场长了。要是有空到泰山看看老师，顺便玩玩也不错嘛！我们三人相对无言，唯有苦笑。要回答他的问题吧，实际他早有答案；要安慰他几句吧，看来大可不必。他把个人得失已完全置之于度外，我忽然想起了《菜根谭》中一副对联“宠辱不惊，任厅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看天外云卷云舒”。这就是我的老师！不，这还只是老师的一面，对个人境遇的一面。他实际上是党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至于身事、家事、得失事、毫不在意，这才是我的老师！
编写组结束后，我们因事到了济南。有人提议去看看泰山，这可正中下怀。由于是集体行动，我们住进了泰山宾馆。第二天集体上山，第三天一早我就去看耀南老师。见面后老人很高兴，问我什么时候来的?住哪里？我说：“前天到，大家一起住在宾馆。”老人生气地说：“为什么不来找我，我这茅屋三间，足以遮风蔽雨，面条煎饼三餐粗饭，你师母还做得出吧！”我被老师这样深情地训了几句，心里倒很舒坦，觉得又回到了少年时代。但我们是集体活动，我身不由己。
这时党组织已甄别了他的“问题”，认为对他的处理是错误的，决定撤销处分，恢复他省卫生厅长的职务。党的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的恢复，耀南老师当然高兴，但他却不同意复职和回省城工作。他说：“问题弄清就行了，我老了，泰山林场的建设刚刚起步，能把余生奉献给泰山我就满足了。”接着老师交待师母做家乡饭招待我，就领我到处转转，边走边谈。谈到泰山原来是单一经营，处处向国家伸手，他来后发展多种经营，进行综合治理，既种绿化树，也种果树、种菜、种药、种桂花树，搞木材加工，又搞养殖。养鸡、养鸭、养鱼、养蜂、梅花鹿、细毛羊、鲁西牛，什么都养。他说：“我把当年学校那一套都用上了！”老师还领人修路、造桥等。泰山比过去更美了，说着说着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我为有这样的老师而自豪。我想能经常聆听老师的教诲多好啊！可惜这次见面竟成永诀。
正象毛主席讲的那样，耀南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的一生，不是用几万字所能表达的，但我想用最简洁盼语言来概括他，写了一副挽联作为结语：
学农学圃逾宣圣，杏坛十载，桃李芳菲，播撒星星火种，为抗战能上能下，请缨破敌，英雄业绩，革命情操，洙泗弦歌响遗韵；
为国为民效神农，岱岳千秋，峰峦苍翠，映衬荡荡人格，虽蒙冤无尤无怨，挂冠造林，云水襟怀，松柏气节，齐鲁山河仰高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