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南同志是位教育改革的先驱。我们到长清县县立第一小学读书之初，他还不是校长，担任我们的级任老师。学校的校长、训导主任是由县党部委派的国民党员担任，以便于他们把持学校。学生们厌恶国民党派来的校长、训导主任，终于闹学潮赶跑了校长，一致推选耀南同志为代理校长。学生们还是担心国民党县党部派人来当校长，就对耀南老师说：“你参加国民党吧，参加了国民党就能当校长”。他反问大家：“你们说，我应该参加国民党吗？”我们无言可答，仔细想了想，觉得他不能参加国民党，便说：“你还是别参加好。”由于国民党内部争夺校长位置僵持不下，加上学生、大部分教职员坚持推举耀南同志为校长，县党部无奈，只好让耀南老师当了校长。
耀南同志办学很注意劳动生产的教育，注重教育学生全面发展。当时的学生都是十四五岁左右。他要求学生首先要有生活自理能力，不准把穿脏了的衣服送回家去洗，教学生自己洗衣服。他带领学生种植果树，植桑养蚕，喂鸡喂鸭，养蜂采蜜。他根据学生年龄大小，个人兴趣进行分工，有的养蚕，有的喂鸡，有的管果树，一切都井井有条。那时他就引进了北京鸭、来亨鸡。梨树上的梨子坠得很低，举手可得，可是没有一个人摘，落到地下的也被拣起来，交给管果树的同学。．各项生产一年下来，收益不少。收益的分配都是公开的；一部分用于购置工具，学生每人一件；一部分用于补贴学生伙食，一部分用于组织学生旅行（现在叫旅游）参观，县境内的名胜都去了，还到济南参观纱厂、面粉厂，看电影。我们都是第一次看电影。另外，还拿出收益的一部分驳到小伙房（教员就餐的伙房）专为学生做病号饭用。有一个大师傅（厨师），是城里的，嫌麻烦不愿给学生做病号饭，回家不干了。耀南同志亲自到他家去，对他说学生都是孩子，离开父母，有了病咱们就得照顾，最后耀南同志自己出钱，每月补助他一块钱（一个厨师的月工资八九块钱），把他请了回来。几百个学生免不了有生病的，有的病的学生不但生活上得到照顾，也能得到及时治疗。耀南同志和城里的几个医生关系很好，县府前街有个中医，南门里有个姓韩的西医，学生一旦生病，就请他们来。对重病的同学他都亲自日夜看护着。学生和家长对耀南同志的感情足很深的，一个学生影响至全家，四面八方的学生都愿意到一小来读书。我们和耀南同志是情深意重，亲如家人。星期天我就跑到他家去玩，吃饭时一起啃窝窝头。
耀南同志不单是教育学生劳动自立，在学业方面要求也很严。他请的都是思想进步，教学水平高，经验丰富的教员。我们的数学教员孟老师，在长清县没比的，县中的教员BIj常请他帮助解题。第一小学的学习成绩好，升学率高，也是一小享誉全县（不止长清县，平阴、肥城的也有许多到一小上学）的原因。有的学生成绩很好，家境困难，耀南同志总是想方设法让他们升学。
王宪雨同学，学习成绩很好，可家庭境况极差，无力供他读书。耀南校长便安排他半工半读，打打上、下课铃，给教室的汽灯加油、擦擦灯罩，所得报酬解决生活费用，免缴学费。后来，王宪雨考上了县中，耀南校长又亲自与县中联系，安排他继续半工半读，像这样的事例还有许多。有的同学家贫，家中劳动人手少，耀南校长不但免收学费，还允许他们半天上学、半天在家劳动。因家庭贫寒而勤奋好学的学生都能得到耀南校长的关心、帮助。耀南同志在治学方面很有独到之处，他主持成立学生自治会，赋予学生很多权力。学生会活动十分活跃，经常组织演讲会，文娱会，出版壁报，耀南同志不但参加学生会组织的各种活动，还为壁报写文章。学生会选派学生管理伙食，监督学校经费开支。耀南阳志办“巡回图书馆”，每逢寒暑假，派学校的工友把报纸书籍挨个地送到学生家里。学生放假回家仍能得到学习上的指导。假期生活很充实。1932年以后，巡回图书馆的服务对象，有些是在校学生，基本上是毕业以后的在乡学生。这种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和对学生负责的精神，拿到现在也很值得提倡和效法。所以抗日战争开始后，听说张耀南拉队伍抗日，学生们都乐于追随他参加革命。
耀南同志是执行党的政策的模范，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抗战初期，他不管许多人对他不理解，甚至怀疑，争取团结了一大批上层人士，其中有知名的国民党员。耀南同志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威望，统战工作很有成效。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的县长李常依在河西潘店一带活动，不久便被驱逐了。国民党也确实派人来进行活动，结果没拉走一个人，反而象田子泉这样的人，在耀南同志影响下，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并且参加了共产党，成为我们很好的干部。国民党活动失败，长清县全境，除日本占领的极少部分地区外，基本上是我们的一统天下。长清县抗日政府成立后，长清县河东、河西十个区，肥城的八、九两个区相继建立了区级抗日政权，安排了原国民党的区长田子泉，李正等人担任我们的区长，县财政科长由无党派人士孟琴轩担任（那时中央还没有提出“三三”制的指示）还成立了参议室。许多没出来参加工作的开明绅士对我们非常友好，给了不少支持。河西南方寺头的郑五坤对耀南同志十分敬佩，不管是谁，到他那里说明是和张耀南一起革命的，便大力给以帮助。还有个叫王国强的人，本来是个烧窑的工人，日军来后自己拉队伍，耀南同志找他谈过几次话，他对耀南同志非常佩服，把他的人交给耀南同志并自愿为我们扩军。他走到哪里都说：“我是给张耀南扩兵的。”过些天他就送几个人来。这个人打着给张耀南扩军的旗号，也成为有影响的人物。
耀南同志担任长清县抗日政府县长时间不长，卓有成效地做了大量工作。1939年6月他被选举为县长，随即组成一个县政府的工作队。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有两项，一是搞区乡政权建设，二是搞土地调查。
土地调查中发现地主、富农都是种平地、好地、而贫农则种山坡地、贫瘠地。土地不分好坏一律按所种亩数负担田赋，贫农实际负担比地主、富农重，而且发现地主、富农有的隐瞒土地。根据调查结果，耀南同志主持研究确定，按照土地好坏，分若干等级，按照土地等级负担田赋，减轻了贫农的负担，保护了农民的利益。在没有上级政府、没有统一政策的时候，这一项工作是很有意义的，受到地委、区党委的重视和称赞。
县政府成立后，没有财税制度，经费从哪里来？耀南同志就提出，不管哪个单位，没收汉奸财产，对顽固分子罚款和战斗缴获一律缴财政科掌握，由财政科统一支配，不许任何个人调用。县政府有了一定的财力，就能有效地支持武装斗争。
长清县西部与博平县接壤，从野鹊窝到潘店一线各村庄，经常受到汉奸齐子修部队的骚扰，抢劫抓人，搞得民不聊生。群众要求八路军队伍去保护，可是我们不可能派队伍常驻那里。耀南同志与韩培诚同志到那一带了解情况，作群众工作，帮助群众成立自卫队，各村之间建立联防，一处发生情况，各村自卫队一齐出动，一时震住了敌人。时间一长，汉奸发现没有八路军主力又猖狂起来。耀南同志决定派郭佑民当联防大队长，魏精元当指导员，带一支精干的机动武装，和各村自卫队统称联防大队。郭佑民、魏精元带的几十人的队伍，在群众支持和自卫队的配合下，有效地打击了敌人，保护了群众。
1940年“红会事件”后，我们组织力量打过两次，都没得手。红会头子朱存祯更加嚣张。我们请示地委、专署。当时，已经当了专员的耀南同志正带着专署机关在肥城境内活动。他一听说这种情况便离开专署机关，夜间到茅家铺，会同军分区参谋长马宗凯带两个连来到长清县坛山村附近（这就是人们编成顺口溜，“张专员夜走茅家铺”的由来），配合独立营攻打坛山。布置好队伍后，耀南同志同韩培诚两个人走到最前沿，走近气势汹汹的红枪会跟前，手持大刀、红枪的红会，挺着枪喊着号子直扑向张、韩两人。耀南同志对他们说：“你们不是不反张，不反韩吗？我就是张耀南，他就是韩培诚。大家不要上坏人的当，中国人的枪口要对着日本鬼子，不要对自己人。”多数受蒙蔽的群众收起了枪，突然从背后射来了一排一排子弹，警卫员连拉带推把他们两人拉回来。人们都说这太危险了，实在不值得去。耀南同志却笑着对大家说：“值得，值得，非常值得，这一下揭穿了敌人不反张，不反韩的欺骗，我们再用武力就会得到更多群众的同情。”接着我们发起了攻势，这一仗打得好，打垮了朱存祯的骨干力量，争取了广大被蒙蔽的群众。逐步掌握了大部分村庄的红会，以红会做掩护应付敌人，保护我们的基层组织。“红会事件”至此实际上平息了，以后又抓住了朱存祯，问题就彻底解决了，重新恢复了大峰山抗日根据地。没有武装斗争的胜利，政治工作做不进去，没有有力的政治工作，武装斗争的胜利亦没有保证，是武装斗争与政治攻势相结合解决了问题。耀南同志在政治斗争、武装斗争中一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巧妙地掌握斗争策略。
还有件事，现在说起来，带有传奇色彩。耀南同志1939年担任县长不久。我们的乡自卫队捆绑着三个小孩，交到县政府，说他们是奸细，要求立即杀掉。这三个小孩大的13岁，小的11岁，吓得直哭。耀南同志听说后出来问他们话。他们讲是天津人，在学校里听老师讲，不愿当亡国奴的人，可投奔八路军抗日。八路军常在山里活动。他们从家里偷了钱，坐火车，找八路军。到固山站看到周围都是山，下车往西走，走不远被自卫队查住了。耀南同志听了他们述说，认为他们说的可能是真的，便劝说大家不杀他们，有的同志非常不满，说他是温情主义。耀南同志坚持不能杀，说：“这么小的孩子我们可以教育，他们真是奸细就把他们送得远远的。叫他们发不了坏。”决定向分区政治部报告，说明三个孩子的情况，送分区政治部去了。到1970年，天津派人到长清寻张耀南，查证一个叫安鲁的参加革命的情况。这个安鲁便是那三个孩子中的一个，当了解放军的团长。据安鲁自己讲，他们三个在被送往分区政治部的路上，看到张贴的布告有县长张耀南的名字，便记下来至今不忘。这是件偶然发生的事情，但使人联想到耀南同志革命生涯中，对敌斗争是坚定的，在斗争中掌握政策，讲究策略，对同志，对人民群众他有高度负责的精神，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他的名字在泰西妇孺皆知，人民永远怀念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