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耀南同志相识于1927年。那时，他在长清县县立第一小学当校长，我在县中读书。我们接触不多，交谈过几次，虽然他，并不如何健谈，却给了我一个很深的印象。他谈到青年时期离开曲阜师范后．在家乡毁家办学，反封建、反迷信，谈到如何发动农民斗争伪县长边兰舫。他在我的印象中，真是个爱国主义的英雄，可钦可敬！
至1938年夏天，当我回到原籍长清，再次遇到风尘仆仆地奔波在大峰山区和黄河两岸的张耀南。看他那股坚决抗日的爱国热情不减当年。久别重逢，谈了很久，最后他介绍我参加了革命，一同到了十支队二团。1939年冬天，他当了泰西专署专员，1940年初，我也调到了专署，在他领导下工作，直到1949年南下为止。今天回忆起来，在我的印象中他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一、耀南同志为人处事大公无私，从不计较个人名利。他所向往的只是为人民做一番事业，不想当官。1937年“七•七一事变，全国抗战开始，他就在本县奔走呼号，宣传抗日，毫不迟疑地联合青年，多是他的学生，发展武装。及至1939年入党以后当县长、当专员，都是上级决定由代表选举产生的，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干。但这并非他的宿愿。至全国解放后，泰西、泰山两个专署合并，他由专员改任副专员，毫不计较。不当厅长了，则要求建设泰山，当个林场场长，作个林业校长，亦无怨言。是一个能上能下的真正的人民勤务员，有了这种高尚的思想品德，因而在各个时期的不同岗位上，都能埋头苦干，艰苦奋斗，在备方面都作出了显赫的成就。
二、耀南同志是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典范。在抗日开始阶段，动员群众抗日和发动武装斗争方面，他做出很大成绩，为建设泰西抗日根据地，反击日军，打下了良好基础。因为他在长清县县立第一小学任校长十几年，该校学生多数是本县的，也有肥城、齐河、平阴等县的，这些上千名学生分布在广大农村，加上他清正廉明，德高望重的有利条件，他号召、耐心动员，于是各阶层’人士和广大农民群起响应，有人出人，有枪出枪，筹集粮款，在一年左右的时间，仅在大峰山区就动员组织起三个连队的武装。1938年冬，中共长清县委提出组建动员委员会，召开了各区乡的代表大会，一致推选他任主任，继之各区也建立了动委会，广泛地发动群众参军参战。群众觉悟大大提高，参军参战热潮进一步高涨。扩大了根据地，缩小了敌战区。到1939年6月，全县各区乡群众代表开会一致推选耀南同志为长清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在冀鲁豫边区是第一个抗日民主县政府，耀南同志是第一个县长。由于他积极正确地执行了统战政策，广泛的团结各阶层的广大群众，因而在建设根据地和各项抗战工作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
三、耀南同志在政权建设上认真执行三三制原则，泰西专署组织在1940年到1945年间正副科局级干部共十一人中，党外人士就有五人。另外专署设立了参议室，设参议六七人，有时达到十人．都是各县德高望重老年爱国主义者。各县也都先后聘请参议三五人，他们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党的方针政策方面、生产建设方面敢于善意地、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在群众运动方面、生产度荒方面起到了很好作用。这样通过他们更进一步联系了群众，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
四、耀南同志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是认真严肃的，绝不入云亦云，随声附和。他所考虑的是从大局出发，从群众的长远利益出发，不能光顾一时眼前利益。1940年泰西地委号召各县开展“借粮”运动，地委讨论时他说借粮渡荒是可以的，但他提出要很好地研究方法方式，制订一个政策界限，并加强领导，好好掌握，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防止形成乱斗、乱罚，不可收拾的局面。然而这些正确的意见，并未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在“左”倾思想指导下，这个群众运动很快地动起来了。运动起来后，各级领导干部又未深入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反映，或随时纠正，引导运动正确进行，结果形成了乱斗乱罚，随便给人戴高帽子，大大伤害了中农利益，虽然贫雇农得到些好处，却伤害了大多数群众。后来又进一步扩大了运动范围，如儿童团禁烟，拔烟苗，折烟袋杆，禁吃酒，斗公公、斗婆婆，七斗八斗乱斗起来，有的地方乱捕乱杀，造成了很坏的影响。长清县尤为严重。这是泰西各县红会暴乱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样也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敌人乘机勾结利用红会一同清剿“扫荡”，两股反动势力齐向根据地侵犯，以至我们的部队和工作人员大都退出，后来经过分化瓦解和军事打击．红会解体消散了，但双方却死伤了不少人，而且大都是农民群众，我方损失很大，耀南同志对此十分痛心。
到1947年实行“一手拿枪，一手分田”的时候，地委有人提出对地主要“薄薄地杀一层’’，当时耀南同志不同意这样草率从事。既然地委同志有这样说法，下边同志也就这样作了。真的薄薄地杀了一层，人数倒也不多，但杀的方式不好，逮住就杀了，震动颇大。以至有些明明可以争取过来的力量，倒向了敌人一边，有的地主干了还乡团，有的地主逃跑到外地也投靠了国民党。扩大了对立面，造成了更加残酷的斗争局面，增加了本来可以避免的困难。
五、耀南同志善于团结干部、爱护同志，态度和蔼可亲，平易近人，遇事冷静，三思而行，他就象磁铁一样牢牢地吸引着人们的心。我就是其中一个。不论如何艰难困苦，同他在一起接爱他的领导而工作，心情愉快，精神焕发。他总是从各方面关怀同志，爱护同志，对此我个人深有体会。我是1938年经他介绍入伍的，入伍后早有申请入党的要求。因旧社会出身，历史比较复杂，处在“左”倾关门主义占上风的年代，地委有人不同意我入党达数年之久，耀南同志安慰鼓励，要我“安心工作，积极争取，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不能灰心，能够革命就是幸运。”
生活上亦是关怀备至。一年秋天我患严重疟疾，天天发高烧，20多天不思饮食，面黄肌瘦，行动无力。他得知后，立即叫我住在老百姓家隐蔽起来，并把他的5元老年金留给我改善生活。那时规定专员一级年届45岁每月发老年金5元，我不肯收，他非留下不可。我望着他那和善而苍老的面容，不禁流下了眼泪。
六、耀南同志的生活作风十分俭朴，与群众同甘共苦。那些年代都穿便衣，他穿的是布衣便帽，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喝茶。规定专员有马骑，他行军很少骑马，不是让给伤病人员，就是让给老年参议，而他同年青人一样，雨天雪夜步行到宿营地。因敌人不断“扫荡”，根据地狭小，几乎夜夜行军，年青入亦感疲劳，而他若无其事照常工作，主持会议批阅文件，从不言苦。1941年到1942年间，日本帝国主义者曾六次实行“强化治安运动”，在我根据地内执行碉堡政策，封锁政策，几里一个据点，纵横挖掘封锁沟，经常“扫荡”清剿，把群众弄得财尽粮绝，加上久旱不雨，连年歉收，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因灾祸致病而死者甚多，我则实行精兵简政，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保存力量，以待战机。部队和工作人员减少粮食定量，掺吃糠菜树叶，甚至能吃的树皮也都吃了。那时耀南同志年近五十，长期残酷的战争年代的生活工作，显得异常苍老，而他却同大家一样吃糠咽菜毫不特殊，还不时慰勉同志说：“这不算苦，比起红军长征来，还强得多呢！”群众看到交相称赞说：“真是人民的官。”
